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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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他不止一次地向钱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说仲甫完全又恢复了当年那种革命党的腔调，把《每周评论》当作他宣泄情绪的惟一武器先是在5月4日这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昂地宣布：“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
“天哪，仲甫是想直接行动”胡适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见“五四”以后，《每周评论》上几乎期期都是仲甫的文章。仅在北京，发行量一下猛涨到了五万多份，就知道这份刊物离最终查禁已不远
李大钊却用欣喜的目光，关注着陈独秀的思想激变。虽然在北大，他成了最早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但只要这位老兄一旦觉悟，立刻就会走到自己前面。他的气局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不是自“五四”以后，陈独秀就果断地用《每周评论》的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三期“山东问题”专号，居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段祺瑞，他也一下成了“五四”期间煽动国民奋起反抗的鼓动家。
陈独秀以他的气魄和胆识又成了最受激进青年敬佩和拥戴的思想领袖。今天除了两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以外，他还请了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这位湖南人曾是毛泽东的密友，于去年秋天来京后就留了下来。他受陈独秀行动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秘密成立了一个跨校的行动小组，直接受命于陈的指挥。
会议由李大钊主持，他沉稳地扫视了一眼众人，说：
“北京学联提出了四项交涉条件，一是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是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是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是惩办曹、章等人。我估计政府不会轻易答应，学联也作出了于5月19日北京学界全体总罢课的决定。仲甫先生认为，现在已不仅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蔡斗争’了，北京的市民已开始觉醒，于5月12日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国民大会。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如何因势利导，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看法，我们欢迎他作指导。”
陈独秀气势逼人地站了起来，挥动了一下有力的手臂，大声地说：
“蔡校长的毅然出走，使刚平息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北京学界流传着一句口号，‘罢不罢，看北大’！而北大如何行动，就看在坐诸位我今天刚为《每周评论》写完下一期的稿子，题目叫《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大家记得我在年初时，曾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一个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怎么办？我们必须实行民族自卫主义！万万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成了下等无血动物。我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国民彻底觉悟的惟一途径，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等待少数垄断政权人的觉悟。记住，公理是不会自己发挥的。是要靠强力来拥护的。德、俄两国的皇帝，都是我们平民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现在已成了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敌人所压。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发动平民征服政府。也就是说，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阶级——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些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我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是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所以我今天要明确告诉你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两条对策。那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李大钊的眼角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张国焘和许德珩、邓中夏欣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纷纷表示拥护。
邓中夏激动地说：“待学界总罢课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还有十人团、国货维持会等深入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先生的思想主张！”
张国焘双目熠熠放彩地站起来，痛快淋漓地说：“蔡先生提倡劳工神圣，陈先生干脆明确地宣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我看下一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发动全国的劳工团体，罢工、罢市、罢课、罢教，一直罢到军阀政府倒台为止。”
罗家伦有点胆怯了，面色苍白地问傅斯年：
“是不是要暴动了”
他这几天为了想探听些虚实，曾征得傅的同意，去安福俱乐部听过几次演讲。没想到被北大学生看见了，一传开来自然很狼狈
傅斯年也开始迷惑起来，胡适终于不满地站了出来：
“我不主张将学生运动引向极端的政治行动。这样做不但你自己很危险，北大也将成为学生监狱”
陈独秀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现实。在北大，以他为首的文人集团和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在关键时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态度。
他开始气愤地回敬了胡适一句，说：“我现在是脑筋惨痛至极，极盼望政府能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见他生气了，胡适便找个理由想先走一步。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杜威夫妇马上就要来京讲演。他精心安排的这场学术活动，眼看将在罢课声中泡汤
陈独秀还不肯放过他，还在大声地教训他说：“适之我要正告你一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处。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气愤地摔门而出，在心里咒了一句：“让你的荒诞文明观见鬼去吧！”
但是他回家后想想还是不踏实，就约沈尹默一起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
潮惟公来可以收拾，群望公来。
北大果然成了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
令人难忘的5月18日，北京各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来到北大三院，哀悼一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他就是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郭钦光曾奋勇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激于当局滥捕学生之举，回校后胃部愤然大痛，呕血盈斗，竟卧床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每每呕血不止，长叹不息，最后以一声“不复青岛宁死”告别人世，终年才24岁。那天乌云密布，群情激奋，追悼大会成了又一次反政府行动的动员大会。第二天，全市学生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课。这次活动组织的很严密，北京大学仍承担起领导骨干的责任。尽管北京政府先点名限令北大三日内首先开课，但北大学生就是置之不理。以后政府又连续两次下令三日内复课，学生仍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在北大的影响下，又冒出了“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并肩行动。并模仿北大组成了许多演讲团四处宣讲，她们的行动口号也是：“罢不罢，看北大！”
快临近月底时，各种谣传又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听说段祺瑞已像一头被刺痛的野兽，狂怒不已。他亲自去慰问了三位卖国贼，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一怒之下，先撤换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还警告钱能训，再不平息学潮，将换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学生们已得知政府在酝酿镇压阴谋了，局势突然严峻了起来。
但北京学联仍不为所动，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均是北大学生领袖，已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他们勇敢地在5月28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界震惊的决定——
凡罢课各校同学，自明天起均将行李书籍等收拾整齐，只要政府一声
解散令下，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生路。
钱能训傻眼了，徐世昌也束手无策但是迫于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淫威，他们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徐世昌先在6月1日连下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
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
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
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士居因罢课已生意清淡了多日，张掌柜见拥来一群豪士，顿时眉开眼笑地上前伺候。许德珩令他先斩五斤牛肉，再给每位斟一碗白酒。见他仰脖一饮而尽，砰地一声将碗摔碎在地上，自豪地以拳击案道：
“古有田横五百壮士同死，被誉为中华侠烈史上一大异彩。自明天起，我们三万多壮士要增添的异彩，必将超过他们数百倍！”
6月3日的北京天气骤变，只见各校的爱国学生，不顾雷鸣电闪，大风扬尘，遮天蔽日的恶劣天气，按事先安排公开赶往演讲地点，在风雨中大声地疾呼救国。北京警备总司令段芝贵出动了军警马队，冲击各路演讲团和听讲群众。并令侦缉队、保安队四处逮捕学生。到了下午6时，学生被捕者已达一百七八十人。其中以北大学生为最多，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被捕学生太多，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军警又奉命包围了北河沿的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军警们还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将军警驻扎在校内，支起了二十多个帐篷，摆出了准备长久围困的架式。
6月4日清晨，风沙依然遮天蔽日。而北京各校却英勇无畏地涌出了多一倍的演讲团，他们在尘沙飞舞中沿街演说，目无旁物，面无惧色。北京政府也派出了更多的军警拘捕学生。这一天，各处演讲学生被捕者近八百人，加上昨天被捕的已近千人。见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军警又占用了北大理科楼房，并在门口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警察厅国抓来的人太多，饮食无法供应。也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竟恬不知耻地给北大发来一道公函，要学校设法供应饮食。
李大钊一直焦虑地和马叙伦、马寅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红楼里。他们几次想入内探视，均被军警挡驾。见贴出了可以送饭送水的布告，忙冲了进去。发现关在法科的百名学生，自早到晚滴水不沾，粒米未进，饥寒交加，情状至为惨烈。慌忙以私人名义，去学士居等店铺购馒头三千个分别送入两处学生监狱。
更为壮烈的6月5日终于来到这一天上午，学生讲演如旧，捕人也依然继续。警察已不够用了，出现了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学生又演讲起来。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搞了很久，听的群众个个鼓掌，少量的警察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动手而到了下午，学生不再分开行动，而是集合大队出发。大队之后，跟着学生干事会事先雇好的大车，满载各人的行李卧具。也有学生个人自背衣包的，随时准备被捕入狱。当浩大的学生演讲队出发时，当局急忙增派侦缉队和保安队。但终因学生太多，捕不胜捕，没有办法，只得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于是学生们趁机手拿旗帜，高呼口号，沿长街游行。他们个个沿途奔走，疾呼爱国，直至声嘶力竭。最后决定集体奔赴北大学生监狱，要求一起入狱。并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而被关的学生也纷纷奔到临街楼窗，向外摇旗呐喊。学生们内外呼应，军警无法遏止，因没有吴炳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