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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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的确如刘少奇所说，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何等容易？
这是中央的想法：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全力进行调整。
但是，各路诸侯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想听一听中央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走出困境？
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各省市区的负责人、各县的负责人，都有着同样的心情。
毛泽东怎样看的？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同邓小平的谈话中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这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
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了毛泽东的心情：
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3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比一天走上轨道。
毛泽东后来在无锡同华东几个省的负责人说：明年（1962）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明年要抓工、农、兵、学、商、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这次会议（七千人大会）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
薄一波回忆说：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回忆说：
我带领江苏的省、地（市）、县及部分重点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赴京参加了会议。当时大家曾想：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呢？……我领会，中央请全国几级干部都来参加会议，其目的就是要大家一道来认真总结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便统一思想，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脚踏实地地前进。
这毕竟是比较上层的领导干部的心情，相对而言，来自最基层的干部的心情更能反映出当时普遍的心情。
他们毕竟是最基层的“父母官”，面对困难形势，他们的心情在没有中央的指示的情况下，陷入了一片茫然。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3）
当时，有很多县委书记从未到过北京，当他们入住高级宾馆时，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中共龙山县委书记王福彬回忆说：
当时，我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我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也是如此。全县农业生产已经连续三年歉收，农作物收获面积由1958年的92万亩下降到78万亩左右，粮食产量由亿斤下降到亿斤左右，粮食平均亩产由201斤下降到135斤左右。
由于1958年“大跃进”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兴起的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做法，使整个工作十分被动。1961年，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等指示，但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工作中“左”的错误还在延续，干部作风问题也不少，强迫命令、多吃多占等现象时有发生。
面临这样的局面，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很混乱。尤其是在党内，相互埋怨的腐蚀党内的团结的情绪在滋长。不少干部对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很不一致，对“大跃进”4年工作的评价也褒贬各异。
……
当时，我作为中共龙山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思想上也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中。一方面，看到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困难重重，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负疚感便重压心头，有时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路该怎么走，工作该如何干，在实践中也看出了不少问题，摸清了一些路子，但客观上“大跃进”的气候还没有消失，主观上对有些问题还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工作上一时显得束手无策，思想上表现得焦虑不安。我们急需要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急需要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来自最基层的声音，恐怕也是高层领导人所听不到的吧！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上下通气”。
召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齐心协力找出路，不能再犹豫，不能再耗下去。
1962年1月11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分发到与会者手中，要他们集中讨论，广泛听取来自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领导人的反映。同时，成立了由刘少奇主持、有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的修改。
从各方面对报告反映的情况看，与会者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疑问，比较集中的是：“三面红旗”和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问题。“左”和右，实际上是根本。
根据反映，1月17日，刘少奇主持了第一次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进行初步修改。来自上海的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称之为“柯老”的人物，作为“大跃进”的鼓动者和力行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代表们就“大跃进”提出质疑表示了担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办法鼓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几种地区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华东区到1967年就可以完成4000亿斤的指标。
柯庆施说，对《书面报告》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人：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60年代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的八字方针是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刘少奇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刘少奇看问题向来是很透彻的，这一句话就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庐山会议后，全党上下怕右，“宁左勿右”，以至于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切实的解决，都是因为在思想上有顾虑。
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4）
彭真披肝沥胆，直话直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顺着彭真的思路，邓小平接下来就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觉到，有毛泽东这个表态，就更无顾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毛主席的威信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一席话，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触怒了毛泽东。而彭真的话，比彭德怀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天，周恩来发言说：“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越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显然，周恩来是要保护彭真，也要保护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更大的冲击，因此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使会议不触及毛泽东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接着发言，没有顺周恩来的思路讲，而是接着昨天的彭真发言讲，又走了回去：“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话里透着弦外之音，也可以听得出“霍霍”的磨刀声。
有彭德怀之前鉴，彭真不得不对陈伯达的话作出回答：“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这番话，实际上后来毛泽东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将会议延期，开了一个“出气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1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说：《农业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纲要中规定的粮食产量淮河以北亩产400斤，长江以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刘少奇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对柯庆施的发言中，存在的还要肯定《农业纲要四十条》，看来还要来个“继续大跃进”而说的。可见，统一党内的思想还是要经过争论的。
薄一波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说：“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说：“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刘少奇最后说：“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这样，对“大跃进”的认识，基本上回答了柯庆施提出的疑问，也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至此，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对根本问题的认识上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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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诸侯会京城，刘少奇一语惊梦（5）
1月22日，报告的第二稿出来后送毛泽东审阅。24日，毛泽东找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报告认为，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当然，在报告中，刘少奇还认为，总的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够的。
1月25日，报告稿在刘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并准备提交大会。报告总共4万多字。按照惯例和原定计划，报告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大会上宣读。
1月2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