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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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列宁一再坚持要同德国单独签订屈辱的停战协议，他布哈林就从怀疑转为确信，进而生出刺杀列宁和成立有反对同德国人讲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罪恶念头。读完这些要他马上签字的“供词”，布哈林气得拍案而起：“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一点不错，斯大林确实是想让过去那种说列宁是德军统帅部的奸细的谣言死灰复燃。为此，布哈林坚决拒绝参加这场正在加紧排练的审判闹剧。
现在，要强迫布哈林再次合作，就困难多了。叶若夫亲自指挥的负责、加工布哈林的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他们不分昼夜地对布哈林展开车轮战。政治局的代表伏罗希洛夫也继续参与对布哈林的审讯。而在这场对斯大林来讲是许赢不许输的赌博中，关键的王牌还是受审人那年轻的妻子和宝贝儿子。
但布哈林坚决不同意在斯大林要求的供诉上签字。斯大林无奈，只得在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作出让步：在法庭上将不提所谓列宁勾结德国人之事，也不提布哈林因此事而产生的怀疑。此外，布哈林可以不污蔑自己曾企图杀害列宁，只是为阻止布列斯特和约而打算将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昼夜。最后，布哈林可以不诽谤自己是德国间谋，但要承认参与过对基洛夫和高尔基的谋杀。
斯大林最终还是制造出了布哈林企图暗算他本人的神话。既然他早就通过伪造历史把自己吹成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列宁的最亲密战友，那么，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时所要逮捕的人，自然就不仅是列宁一个，而且还有他斯大林。难道还能有别的说法吗？由于有了上述改变，布哈林的“交待”材料就不得不重新改写。这一次，布哈林被迫签了字。
然而，斯大林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当个“列宁的亲密战友”。既然对已经缴械的“证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为什么不能通过他们的嘴巴，把列宁贬到第二位，而把他斯大林吹成党中央的顶尖人物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脑呢？显然，斯大林对这一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为此，作为“证人”之一的原乌克兰政治保安局局长曼采夫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在按党的纪律出庭作证时，必须散布一个由斯大林本人炮制的谎言。
“托洛茨基说过，”曼采夫在法庭上作证说，“他打算趁斯大林上前线之机逮捕斯大林我记得他的原话，他当时说：这样一来，列宁和党中央就不得不缴械投降！”
被告人和证人都明白，在法庭上提到斯大林时，必须表现出比对列宁更崇敬的感情。不仅曼采夫的发言如此，就连布哈林的陈述也明显地带有这种感情。当布哈林在法庭上强调自己无意杀害列宁，只是想将其逮捕之时，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问道：
“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捕呢？”
布哈林按预先批准的答案回答道：
“他不会拒捕的。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躲避争执，不是个爱闹事的人。”
布哈林的这一回答，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看，无异是说：列宁不是个敢于斗争的战士， 缺乏勇敢的个性。 对这种公然贬低列宁的回答，公诉人和法官居然能“宽宏大量”地听之任之。显然，他们非常清楚上司的“口味”。人们不难想象，如果布哈林用同样的字眼去说斯大林，将会受到何等粗暴的训斥。
同其他被告人一样，布哈林出庭前也受到过警告：不得在陈述中夹带“私货”，或搞“一语双关的暗示”；他本人的生命和全家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将说些什么，而且还取决于他怎样去说。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布哈林在法庭上讲的那些话，就可以发现，他在时断时续的陈述中，极力想让法庭相信：他不仅要对自己实施的罪行负责，也要为其他被告人的罪行承担责任，而不管他认不认识这些人。
“我是想说，”布哈林在法庭上说道：“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所以，作为领导我应承担比其他任何同案人都大得多的责任。因此，我不指望得到宽恕。”
在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庭上，被告人都会使用自我辩护的权利。但斯大林的法庭却是另外一种状况。当审判长乌尔利赫高声提示布哈林，说他已经在做自我辩护了的时候，布哈林激动地回答道：
“不，这不是自我辩护。这是自我控诉！我还不曾为自己辩护过一句话！”
布哈林能否保住自己的生命，完全取决于他如何去完成斯大林的指令。但布哈林已经为自己的命运立好了十字架，只是在尽一切力量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法庭上，他不仅自诬为“最凶恶的法西斯”、“社会主义祖国的叛逆”，甚至还驳斥外国报刊的抨击，极力为莫斯科审判闹剧辩护。
与拉狄克和其他一些被告人的作法不同的是，布哈林没有利用自己那卓越的口才去蒙混检察长和法官，去旁敲侧击地揭露斯大林的审判闹剧。为了娇妻和爱子，他不折不扣地缴纳了全部赎金，而且，为了保险，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刽子手大唱赞歌：
“真的，全国都在跟随斯大林前进。他是世界的希望；他是新世界的缔造者。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已经深入到全国每个人的心中”
然而，并非这些话就可以满足斯大林的报复欲。对于斯大林来讲，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尽情地报复，他舍不得放弃这种乐趣，哪怕就一次
第二十四章 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
同布哈林一块被押上被告席的，还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克列斯廷斯基。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那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作为中央书记，帮助列宁解决了许多国家大事。列宁在世时，克列斯廷斯基任财政人民委员，但在国外，他首先是以一个颇有才干的外交家出名的。他曾作为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德国住了十年，后来回国担任外交部的副人民委员，成了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助手。
克列斯廷斯基虽然属于最杰出、最坚强和久经考验的老一代革命家，但从气质上看，仍不失为典型的，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他身居国家要职，却没变成一个自负的官僚。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员，他都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象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中的重要官员。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因此，他对残忍的和爱搞阴谋诡计的斯大林毫无好感。有一次，他对几个好朋友说：“我仇恨那个丑恶的家伙和他那双黄眼睛。”当然，这件事发生在说这种话还不会有杀身之祸的那个时期。
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决心向列宁的战友们“算总账”，克列斯廷斯基自然也就成了牺牲品之一。其实，克列斯廷斯基早在二十五年之前就认识了斯大林，他们还一块在彼得堡从事过地下工作，但这段历史也没能使他免遭毒手，相反还加速了他的死亡：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最容不得那些对其历史了解甚多的人。这些人会联系他近年来的罪恶行径，相应地指出他的履历中，那些在过去大概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疑点。
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的魔爪放过了克列斯廷斯基，他暂时还安然无恙。但是，那些被枪毙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知心朋友，这不能不使他猜到自己的前途如何。他暗存的唯一希望是，作为外交部副人民委员，他同欧洲各国许多著名领导人建有私交，而对这些领导人，连斯大林也得敬畏三分。显然，他指望斯大林会因此而打消“清洗”他的念头，同时也希望这场血腥的镇压浪潮会更快低落下去
然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他的这些希望全部破灭了。这一天，他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员。这一贬职意味着什么，谁都不难猜到。
被斯大林镇压的人，大多数是在不变换职务的情况下被投入内务部监狱的。但有时为了不使某个人的被捕太惹人注意，斯大林也会暂时给这个人换一个低一点的职务，即所谓“过渡”一下。例如，内务部头子亚果达就是先从内务部调到邮电部，然后才被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的。又如，十月革命中最著名的功臣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即电影《列宁在一十月》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的“卫队长”的原型——译者注），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从西班牙召回国，先调任一个闲职——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紧接着就失踪了。现在，又一个将被处死的人——克列斯廷斯基，又成了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的副人民委员。
克列斯廷斯基担任新职后，并没马上被捕。斯大林有意让他在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中”过了两个多月。显然，斯大林的主意是让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等待被捕，从而导致精神崩溃，失去对刑讯逼供的反抗力。确实，被斯大林关进“捕鼠器”中的克列斯廷斯基，尝尽了临死前那种无休无止地拼命挣扎的滋味
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还得为妻子和独生女儿的命运担心。他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十五岁，因此，斯大林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对她是有效的。我从这个姑娘才五岁起就认识她了，所以，父母对她的宠爱，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亲，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高度近视，而且还继承了父亲那活跃的思想和惊人的记忆。
克列斯廷斯基是五月底被捕的。既然在前两次审判闹剧中已有那些多党的高级干部争相抵毁自己，他也就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假口供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了。他过去无比珍视的一切，早被斯大林及其帮凶扔进污泥浊水之中，遭到了肆意践踏，早就浸透了他的亲密战友的鲜血。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生命，但他知道，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要求的代价，救下女儿还是有把握的。
克列斯廷斯基当过司法干部，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讯逼供和审判意味着什么。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告诫自己：反抗是没有用的；既然落入了内务部之于，就应该马上同那里的头头妥协。的确，六月还没过去，他就已经在第一份“交待”上签了字。
但是，到了法庭上，他却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当然，对于这场审判闹剧的导演来讲，这件事并不算意外。
在开庭的第一天，当审判长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认罪的时减后者断然否认道：
“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未参加过‘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强加的，我一个也没犯过。我尤其不承认自己犯过勾结德国谍报机关的罪行。”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胆敢当庭申明自己无罪，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罪声明，引得人们议论纷纷。那些一直在关注这场审判的人，都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看克列斯廷斯基能否将自己同法庭的决斗坚持到底并显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他被告人一道，被押进了审判大厅。在上午的审理中，他没说一句话，检察长也没向他提任何问题。晚上开庭时，他才站起来，向法庭说了这么一席话：
“昨天，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读起诉书，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缠身，突然被一种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所支配，我无力说真话，不敢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我本来应该说：‘是的，我有罪’，可我却机械地冲口而出：‘不，我没有罪’。”
国外那些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在看过报纸上的报导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从三月二日到三月三日这一夜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讯逼供。
然而，事实上，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不是由于内务部的人对他采取了什么刑讯手段，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干。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不仅不为自己寻找减轻情节，反而争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