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散文随笔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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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
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
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
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
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
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
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
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
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
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像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
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
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音乐课
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初中学生，正在经历着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记得自己当时怎么也分不清上课和下课的铃声，经常是在下课铃响时去教室上课
，与蜂拥而出的同学们迎面相撞，我才知道又弄错了。那时候我喜欢将课本卷起来
，插满身上所有的口袋，时间一久，我所有的课本都失去了课本的形象，像茶叶罐
似的，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滚动起来。我的另一个杰作是，我把我所有的鞋都当成了
拖鞋，我从不将鞋的后帮拉出来，而是踩着它走路，让它发出那种只有拖鞋才会有
的漫不经心的声响。接下去，我欣喜地发现我的恶习在男同学中间蔚然成风，他们
的课本也变圆了，他们的鞋后帮也被踩了下去。
这是1974年，或者1975年时期的事，“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越来越深的
压抑和平庸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或者物
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自己
的自由了，我感受到了无聊，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这时候我发现了
音乐，准确地说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
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应该说，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我在音乐课上学唱的都是我已经听了十来年
的歌，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
都能够看见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它们不会吸引我，只会让我感到头疼。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仿佛里面伸出了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目
光。
关于北京的三大男高音的音乐会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多明戈、卡雷拉斯和帕瓦罗蒂三大男高音的音
乐会有着感人至深的魅力。
在此之前，已经在报纸上和网上读到无数有关这次音乐会的报道和评述，随着
时间的临近，批评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票价的昂贵上。我不知道2000
美金的座位能否看清三位男高音的脸？别人送我的票是1080美金价格，在我的座位
上看三位男高音时就像是三只麻雀，我用望远镜看也不过是三只企鹅而已。所以当
我走进午门广场时，一个强烈的感受涌上心头，我觉得这似乎不是一场音乐会，而
是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几万人聚集到了一起。好在今天晚上凉风阵阵，还有六个
巨大的屏幕，我没有出汗，也通过屏幕看清了他们的脸。
应该说，三位男高音的演唱就像炉火一样，刚开始仅仅是火苗，然后逐渐燃烧，
最后是熊熊大火。演唱会越到后面越是激动人心，尤其是三人齐唱时，他们的歌声
飞了，而且像彩虹般的灿烂。
一直以来，我最喜欢的是多明戈，我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歌剧之王。今天晚上，
他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令人激动，他的声音有着山峦似的宽广和壮丽的起伏，
他的表情在屏幕上也是浪涛一样波动着。卡雷拉斯最为出色的是他唱起了那些经典
民歌，尤其是好莱坞的歌曲，他在把握通俗的情感时，有着让人欲哭无泪的力量。
而帕瓦罗蒂，三人中他年龄最大，体积也是最大，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他唱完一
首咏叹调走回去的背影时，突然发现他是用游泳的姿态在走路。当他走出来时，他
的左手总是挥动着一块厨娘们喜欢的白色餐巾，他的表情在演唱之前十分丰富，可
是一旦唱起来他就没有什么表情了。他的声音在表达咏叹调变幻的情感时，根本无
法和多明戈相比。可是上帝把天使的嗓音给了他，那是怎样的声音？只要你听到它，
你就会疯狂地爱上它。要知道你爱上的是声音，是那种消失的比风还要快的东西。
我们可以批评帕瓦罗蒂，可是我们无法阻止上帝的旨意，上帝最喜爱的就是帕瓦罗
蒂。
6 月23日夜
我拥有两个人生
两位从事出版的朋友提出建议：希望我将自己所有的中短篇小说编辑成册。于
是我们坐到了一起，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就有了现在的方案，以每册十万字
左右的篇幅编辑完成了共六册的选集。里面收录了过去已经出版，可是发行只有一
千多册的旧作；也有近几年所写，还未出版的新作。我没有以作品完成日期的顺序
来编辑，我的方案是希望每一册都拥有相对独立的风格，当然这六册有着统一的风
格。我的意思是这六册选集就像是脸上的五官一样，以各自独立的方式来组成完整
的脸的形象。
可以这么说：《鲜血梅花》是我文学经历中异想天开的旅程，或者说我的叙述
在想象的催眠里前行，奇花和异草历历在目，霞光和云彩转瞬即逝。于是这里收录
的五篇作品仿佛梦游一样，所见所闻飘忽不定，人物命运也是来去无踪；《世事如
烟》所收的八篇作品是潮湿和阴沉的，也是宿命和难以捉摸的。因此人物和景物的
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这是我在八十年代的努力，当时我努力
去寻找他们之间的某些内部的联系方式，而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在的逻辑；《现
实一种》里的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
涌动着，这是从恶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为此，当时有人认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的
不是血，而是冰碴子；《我胆小如鼠》里的三篇作品，讲述的都是少年内心的成长，
那是恐惧、不安和想入非非的历史；《战栗》也是三篇作品，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对
命运的关心；《黄昏里的男孩》收录了十二篇作品，这是上述六册选集中与现实最
为接近的一册，也可能是最令人亲切的，不过它也是令人不安的。
这是我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８年的写作旅程，十多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
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岁月留下了什么？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
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
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
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失后出现，如
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
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
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
变得丰富和饱满。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
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
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我的写作唤醒了我记忆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欲望
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我的写作
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
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
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
—— 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
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
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
经异常丰富了。
这六册中短篇小说选集所记录下来的，就是我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与现实的人
生之路不同的是，它有着还原的可能，而且准确无误。虽然岁月的流逝会使它纸张
泛黄字迹不清，然而每一次的重新出版都让它焕然一新，重获鲜明的形象。这就是
我为什么如此热爱写作的理由。
话剧《三姊妹·等待戈多》笔谈
契诃夫的等待
安·巴·契诃夫在本世纪初创作了剧本《三姊妹》，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
她们的父亲是一位死去的将军，她们哥哥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她们活着，
没有理想，只有梦想，那就是去莫斯科。莫斯科是她们童年美好时光的证词，也是
她们成年以后唯一的向往。她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岁月流逝，她们依
然坐在各自的椅子里，莫斯科依然存在于向往之中，而“去”的行为则始终作为一
个象征，被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不断透支着。这个故事开始于一座远离莫斯科的
省城，也在那里结束。这似乎是一切以等待为主题的故事的命运，周而复始，叙述
所渴望到达的目标，最终却落在了开始处。半个世纪以后，萨缪尔·贝克特写下了
《等待戈多》，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这两个流浪汉进行着重复的等待，等待
那个永远不会来到的名叫戈多的人。最后，剧本的结尾还原了它的开始。这是两个
风格相去甚远的剧作，它们风格之间的距离就像它们所处的两个时代一样遥远，或
者说它们首先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其次才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作家。又是半个
世纪以后，林兆华的戏剧工作室将《三姊妹》和《等待戈多》变成了《三妹妹·等
待戈多》，于是另一个时代介入了进去。有趣的是，这三个时代在时间距离上有着
平衡后的和谐，这似乎是命运的有意选择，果真如此的话，这高高在上的命运似乎
还具有着审美的嗜好。促使林兆华将这样两个戏剧合二为一的原因其实十分简单，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等待”。“因为‘等待’，俄罗斯的‘三姊妹’与巴黎的
‘流浪汉’在此刻的北京相遇。”可以这么说，正是契诃夫与贝克特的某些神合之
处，让林兆华抓到了把柄，使他相信了他们自己的话：“一部戏剧应该是舞台艺术
家以极致的风格去冲刺的结果。”这段既像宣言又像广告一样的句子，其实只是为
了获取合法化的自我辩护。什么是极致的风格？一九○一年的《三妹妹》和一九五
一年的《等待戈多》可能是极致的风格，而在一九九八年，契诃夫和贝克特已经无
须以此为生了。或者说，极致的风格只能借用时代的目光才能看到。在历史眼中，
契诃夫和贝克特的叛逆显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他们展示了情感的延续和思想的发
展。林兆华的《三妹妹·等待戈多》在今天可能是极致的风格，当然也只能在今天。
事实上，真正的意义只存在于舞台之上，台下的辩护或者溢美之词无法烘云托月。
将契诃夫忧郁的优美与贝克特悲哀的粗俗安置在同一个舞台和同一个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