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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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家经过有效磋商，并征得华国锋同意，决定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是华国锋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解决经济问题。结果，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陈云等许多老同志仗义执言，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果，中央工作会议理所当然地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议程。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直开了36天。一个工作会议会期如此之长，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这次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中央工作会议后，紧接着从12月18日到22日，5天时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这一党的思想路线。
三中全会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主题报告。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乃至以后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成果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完全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会议指导思想和工作指导方针。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大家一致肯定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会议整个过程中，恢复和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特别强调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指出，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我们就要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认识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学习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必须坚持。列宁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
这里，稍微回顾一下叶剑英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方针，拖延和阻挠“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使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工作难以进行。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主张，反对华国锋的意见，批评当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做法，公开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为了打开思想僵化的局面，彻底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叶剑英早在1977年3月，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就提出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强调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为了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后即提议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分期培训。1977年10月在叶剑英支持下得以恢复。10月9日，叶剑英出席开学典礼发表了著名的《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讲话，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针对林彪“四人帮”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骗人吓人”的罪行，他强调说：“我们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可变成物质力量。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他进一步阐述“理论联系实际”方针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叶剑英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直接为1978年春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予以转载。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文化大革命”中被停刊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复刊号第一期发表了《掌握科学，破除迷信》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用了毛泽东讲过的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在同期还刊登了《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错误的》专文。编辑部还决定为1976年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正名，在青年革命诗抄栏内发表了天安门诗抄，以“革命何须怕断头”为题报道了四五运动青年典型韩志雄的事迹。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主题，反映了人们的心声，刊物在群众中竞相传阅，有的中央单位在大会上高声朗读复刊号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一时间，“破除现代迷信”的声浪此起彼伏，在北京的上空传递着、涌动着。这严重地冲撞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不出所料，禁令果然来了，正在印刷《中国青年》的机器停转了，刊物被停止发行了。当时主管群团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看到这期刊物立即打电话质问：《中国青年》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并于9月14日召集编辑部中层以上干部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进行严厉的批评。当时该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等同志写信给叶剑英反映情况要求解除禁令。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表态支持，最后还是同意复刊在全国发行。据关志豪回忆：270万份《中国青年》在全国各地被迅速争购一空。广大读者以赞许的心情，接受了因“文化大革命”和他们阔别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
粉碎“四人帮”后（4）
叶剑英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这一党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抓好经济建设，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叶剑英在讲话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新形势，指出：“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防止苏修发动侵略战争，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有利于我们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从国内来讲，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万众一心，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的事业将能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地利用这种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形势，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搞上去。”
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叶剑英在讲话中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群众，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影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
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法制造成的恶果，强调说，林彪、“四人帮”从反面给了我们血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流的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我们一定要动员全党全军全民的力量，向任何个人特权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全会还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指“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遭到很大阻力。从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一直为其平反做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6年12月，他收到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这份材料，对“四人帮”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伪造假情况、陷害革命群众的罪恶活动，十分气愤。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当时，“四人帮”篡改的《情况汇编清样》不送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手脚。这份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接着，他还向工作人员回忆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他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他说，这天傍晚，我实在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住地。叶剑英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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