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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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国共合作前沿阵地的军校共产党人，早对蒋介石的野心有所察觉，他们团结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政治部周围，对日渐露出杀机的国民党新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5年4月初，第4期《中国军人》杂志发行，所载《中山去世后的青年军人》一文的署名作者赤心，就敏感地预示到：“我们青年军人，应该知道帝国主义者对于先生去世以后的进攻方略，必日益紧迫，他们原来把赤化、共产、过激这些名词，架诬我们青年军人身上。并命令其走狗军阀，实行向我们群众进攻，将来还要利用党贼，反对本党的救国主义，实行叛党，使国民党内部，顿成分裂现象。”文章最后说，其实共产、赤化这些名词，只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阶级，听了才害怕，我们民众听了，实在没有必要害怕。
4月底，第5期《中国军人》杂志出版发行，其中《廓清部落思想》一文，公开点名斥责曾国藩，矛头直指蒋介石，说中国军阀之盛行，在于封建落后的部落思想，而“推原部落思想之漫于一般武人之心灵中，当自亡清走狗汉奸曾国藩时开始……今日之所谓某军某军当即奉行走狗曾氏之故事，此种有害无利之思想，决不可不摧毁之！”本文是作者共产党员吴明在3月14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追悼孙中山大会上的一个讲演稿，说明在孙中山逝世之前，军校共产党人已具有反蒋思想，对蒋氏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
8月中旬，第6期《中国军人》杂志刊载《反共产与反革命》一文，以犀利的语言，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造谣中伤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什么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原因。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自愿替国民党宣传主义，宣传政纲与党章，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并且，共产主义者也声言像现在的中国，只有帝国主义和军阀才是革命的对象。所以，也只有实行国民革命，才可挽救中国的危亡，而绝对否认现在就实行共产主义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的革命工作与革命对象，彼此是完全相同的，因而两党的合作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果排斥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完成，也就违背了孙中山之遗嘱，也就便是反对孙中山，是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
“双十节”时，《中国军人》杂志第7期刊行，发表了一组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文章。《反共产？》一文着重阐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对蒋介石已露端倪的反共排俄行为进行抵制，撕破他假孙文主义之名，实际反对孙中山的外衣。《革命军人与地方主义》一文直接揭露说，自民国以来，即有许多封建余孽，如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利《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李之龙的文章用南北皖直奉直湘鄂川滇粤贵等军阀部落和地方观念，驱民相杀，争相雄长。而“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也不幸有此败类，挂起部落招牌，充满部落思想”。“如果一个革命军人，还带有地方主义和部落思想的色彩，那么就谈不上是个革命军人，只可说是个封建社会里的酋长”。这些激烈的言词，显然给在黄埔岛上挂着“蒋”字帅旗招摇过市，妄图做“酋长”的蒋介石当头一棒。也就在本文发表的月底，蒋介石恼羞成怒，逼迫周恩来交出军中和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又极力主张撤换改组在军校的苏联参谋团顾问人员，阴谋未得逞后。不久，就公然逮捕共产党员，发生了“中山舰事件”。
一年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国共两党合作局面破裂。中共中央在集体领导下，从血泊中彻底醒悟过来，“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至此，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统治，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国军人》杂志以反蒋思想的先声，载誉史册。
3．首倡女同志军，开一代革命新风。
当大革命的洪流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之时，女子从军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庆祝国际妇女节15周年之际，《军人与妇女》（载第3期）一文，号召中国妇女“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文章论述了妇女在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高歌了古今中外巾帼英雄的从戎伟绩，动员中国女子在男子们已冲锋肉搏于血泊之时，赶快拿起武器，“须知权力归于最大努力者”。
该刊首倡女同志军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女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广州，坚决要求参加革命军。金慧淑女士即是其中一个。她先后上书蒋介石、廖仲恺和军校政治部，并亲自到黄埔军校要求参军。她在信中写道：“若贵校不能收为正学生，情愿为旁听生，吃食服装自备，多一人听讲恐不碍事耳，一腔热血统希鉴原。”（载第6期）女同志军问题招来很多非议，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大肆诋毁，大叫“以满足男子性的需要，这是万万不可能的。”（1925年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李之龙《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问题》（载第6期）一文立即反驳道：“用侮辱男性或侮辱女性的言辞来反对军校招收女生，是为我们所不齿的。若是在女子体格上说，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说，那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文章用充分的说理论证了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击了那些流言蜚语的攻击。原来并不赞成女同志军的廖仲恺在争论最后也明确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体强壮，真能吃得下苦，我也是同意的。”
黄埔军校政治部对女子从军问题极表同情，在校内壁报上发表了关于招收女生的提议，星期特刊发表“女同志军”专号以为宣传。《中国军人》杂志就此作了大量的介绍，极力促进女子们冲破封建纲常的束缚。
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女同志军的提议在当时并未能成为现实。但《中国军人》杂志倡导的女同志军思想，一经植根于民众，就变成了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住的社会力量。一年之后，武汉分校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向全国公开招收女生，数百名女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从此起，中国女兵披荆斩棘，开辟了在军事领域男女平等的崭新天地。
此外，《中国军人》杂志也存在有不足之处，如：对蒋介石勒令解散“青军会”，显得措手不及，反击无力；对廖仲恺被刺案，几乎没有什么悼念文章，等等。但该刊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这些缺陷，特别是对黄埔军校建设和国共两党建军在理论、思想、组织等方面所起的奠基作用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
黄埔军校第1期共有学生600余人，在学习期满时领取了毕业证书。但由于战火纷乱、年代久远等原因，保存下来的毕业证书现见到的仅有数张。然而，这几张同属黄埔军校第1期步兵科学生的毕业证书，却有3种完全不同的样式，不能不让人质疑。难道说这几张毕业证书有真伪之分？为此，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用３年多时间到广东、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四川、山东、北京等地，走访各地黄埔同学会及纪念馆，对当时健在的多位黄埔第1期老人和黄埔军校史研究专家进行访问，得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结缘黄埔，由考辨毕业证书开始
1986年11月初，笔者由南京到广州，开始大学毕业实习，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这批同学一行18人此行的主题是采访和研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11月6日，我们踏上了位于广州市东郊黄埔区的长洲岛，参观黄埔军校旧址。那时，军校遗址纪念地还在筹备修建中，所展示的内容很简单，但展品多是原件，尤为珍贵。就是在这天的参观中，笔者看到展柜中同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文凭却是两种样式，很是诧异。由于我们这些军校学子即将大学毕业，或许是对毕业证书有着特殊的敏感性，更由于学习的专业正是中国现代史，所以笔者对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的这两种文凭产生了疑惑。询问中，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和广州市的文史专家都未能清楚地解释其原因。
本书作者1986年11月访问黄埔军校旧址留影出于好奇和专业学习研究的需要，此后接连几天，笔者从市区又多次独自去了黄埔岛，仔细考察纪念馆中所展示和收藏的各种毕业证书。纪念馆领导和工作人员给予笔者特别的关照，将这些文物展品从库房和展柜中取出，让笔者拍照和量取尺寸，进行反复比较。在此特别要表示感谢的是具体负责此馆工作的郭红女士，当时这位年轻靓丽的姑娘遵照馆领导的指示，热情接待了笔者。她对工作尽职尽责，那天的午饭也没有来得及去吃，为笔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她的敬业精神和真诚善良，笔者一直心存感激之情。今天出版此书，时光已经过去整20年，在此期间，笔者与郭女士仍常通信息，建立了非常珍贵的友谊，并与郭女士的先生和聪明漂亮的小女儿会过面，却再也没有与郭女士本人重逢。在写作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时，20年前郭女士身穿红色服装、亭亭玉立的身影常浮现在此书的字里行间。
为了弄清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不同样式文凭的真实情况，笔者在毕业实习中和结束后，即开始对当时健在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进行采访，后撰写了《两张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的比较》，获本校1986年度优秀论文奖，1987年2月3日《南京日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此论文后经再充实修改，刊载于1990年第1期《黄埔》杂志，引起原黄埔军校许多同学的关注和好评。
此后，一些黄埔老人给笔者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资料。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亲历的关于毕业证书的故事，再次证实了人们熟知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
不同样式的第1期毕业证书
1924年11月30日，因为战事紧张，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宣布毕业，他们怀揣一张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什么图案的毕业证书，匆忙赶赴东征战场，开始了戎马倥偬的生活。翌年3月，这期毕业生又拿到了另外一种样式的新毕业证。他们看到，在那张散发着油墨味的证书上，赫然印着代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图案。而在同时发放给黄埔一期毕业生的纪念校章上，也铸有国共两党特有的“青天白日”和“镰刀斧头”标志。毕业证书和证章上的图案，真实地记录着国共两党为创建黄埔军校所经历过的难忘岁月。
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贾伯涛的毕业证书
黄埔军校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该校第1期学生的毕业证也显得弥足珍贵。笔者看到的黄埔军校第1期两种样式的毕业证书，持有者分别为潘学吟和贾伯涛、蔡升（申）熙：
一是黄埔军校第1期第1队毕业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1924年（民国十三年）11月30日发。潘是广东新丰县沙田区羊石乡上湾村人，毕业后曾任军校政治部职员，1930年3月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于上海法租界。现在见到的这张毕业证书，是潘学吟在北伐前夕交给妻子带回新丰老家保存的。1984年，由其儿子捐献。这张毕业证书是目前发现的黄埔军校第1期唯一不同版本的证书，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史料价值，属国家一级文物。
二是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毕业生贾伯涛的卒业证书，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日发。贾是湖北大冶人，1978年7月12日病逝于美国，其子女按其生前愿望，将所珍藏的本人的毕业证书自美国捐献给中国，并将其骨灰送回大陆，安葬于北京八宝山。是时，中国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乌兰夫、邓颖超、廖承志、徐向前等参加了安葬仪式。贾伯涛的证书，是目前海内外一些史书及纪念馆较多采用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主要样式。与贾伯涛的证书同一样式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现在看到的持有者，还有与贾同属第1期步兵科第6队的蔡升熙。蔡是红军著名高级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因为蔡的证书在近年才发现，所以，大多数书刊上选用第1期毕业证书样张仍是贾伯涛的证书。
先从证书的文本上看，这两种同是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的毕（卒）业证书中的文字如下：潘学吟的毕业证书：毕业证书兹有本校第一期步兵科学生潘学吟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特给证书校长蒋中正（印）总理孙文（印）党代表廖仲恺（印）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校印）埔字第玖拾伍号（半骑缝存根文及陆校印）贾伯涛的卒业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