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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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4日，李之龙因公务繁忙，辞去“中山舰”舰长一职，由副舰长章臣桐代理舰长。此时，“中山舰”停泊于广州市区内水域，在广南船坞修理汽笛。3月18日午后6时许，在广东海边之“定安”号火轮遭海匪抢劫，停泊在黄埔上游。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主任孔庆睿、管理科科长赵锦雯等商议派舰前往保护。但军校本身无舰可派，军校交通股黎时雍乃向军校驻省办事处请求“速派船来”，但并未指明提出要“中山舰”支援。办事处的交通股股长兼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知讯后，乃亲往海军局联系派舰。恰李之龙因公外出，由作战科科长邹毅面允，即派舰前往黄埔。
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而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则称：“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又据李之龙夫人报告：当夜，有3人到李之龙家，因李仍不在，由李之龙夫人接待，“中有一身肥大者”（即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同时又交作战科邹科长一函，中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由此两舰中决定一
《黄埔军校史料》封面《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封面
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即去对门和“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因“自由舰”刚从海南回省，机件稍有损坏，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即下令给该舰代舰长章臣桐。是夜10时余，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的电话，据称，向海军局交涉之兵舰，当晚可来一艘（即“宝璧舰”），约夜12时到黄埔，请嘱步哨不要误会。季方当即询问因何事故调舰，抑奉何人之命交涉。答称：系由本校黎股员时雍电话嘱咐，请保护商轮之用。
19日晨6时，“宝璧舰”出珠江口。7时，“中山舰”出珠江口。同日晨，海军局参谋厅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公函称：“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中山舰”于上午9时开抵黄埔后，代理舰长章臣桐即到军校报到，由季方委派副官黄珍吾代见。章出示李之龙命令，说：派“中山舰”火急开往黄埔，归蒋校长调遣。该舰长来校，乃为请示任务。并称：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令其回省，另换一小舰来候用。黄珍吾当即报告邓演达，邓谓并无调舰来黄埔之事，但他“公事颇忙”，让黄转知该舰长听候命令。
当时，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中山舰”停泊黄埔期间，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告诉李之龙，因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俄顾问询问“中山舰”是否还在本地。李之龙即用电话告知蒋介石俄国考察团参观之事，请示可否调“中山舰”返回广州市区，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李之龙便电调“中山舰”回广州。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之后随即发生的“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干系人物。此人是江西宜黄人，1925年5月任黄埔军校代理辎重队长，不久改任少校教官，其后又改任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子。了解了他的这一身份，有助于了解“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如欧阳钟明明去了李之龙家里，他却在事后隐匿有关情节。他在海军局和李之龙夫人面前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而在给作为校长办公厅秘书的季方的电话里，却只能如实陈述。在给海军局的公函里，他清楚地写着要求“迅速派兵舰两艘”，而在事后所写的报告和供词中，又谎称只是“请其速派巡舰一二艘”，有意含糊其辞。
由此看来，蒋介石起初也并未参与将“中山舰”调到黄埔一事，只是在接李之龙电话请示将“中山舰”调回广州供苏联代表团参观时，才知“中山舰”已调至黄埔。而在李之龙打电话前，蒋介石接到汪精卫或其他人的3次电话，问蒋介石去不去黄埔。蒋对汪本存芥蒂，心中颇为“稀奇”。在李之龙来电话后，更为犯疑，“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黄埔，而它要回来为什么要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多疑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这是“欲摆布陷害我了”。这时，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分子还在19日向蒋介石控告，说李之龙“已出动中山舰逮捕校长，夺取军火”，还说，“要把校长骗上中山舰送到俄国去，中山舰升火待发的关头，被我们发觉了”。蒋介石于是判定有人在“摆布陷害”他，起初他决定马上离开广州到汕头去，行至半途又不甘心，返回广州，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蒋介石及其一伙紧急策划，散布共产党“矫命”调动“中山舰”搞暴动，企图进行倒蒋，推翻国民政府。
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在第1军经理处下达命令：广州戒严；任命欧阳格为海军舰队司令，逮捕李之龙，占领“中山舰”；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搜查苏联顾问团卫队武装。早就对李之龙恨之入骨的欧阳格带兵到文德楼，将李之龙从床上抓走。6时，欧阳格、陈策带兵占领“中山舰”。10时，召集各舰舰长开会，宣布奉令扣押“中山舰”舰长和党代表，有些人还被戴上了手铐。苏联顾问嘉列里赶到“中山舰”，欧阳格不许其上舰。蒋介石等同时还派亲信舰只泊于珠江口，对其余舰只进行控制、检查。广州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均被驱走，海军被蒋所控制。蒋任命潘文治为代理海军局长，吴嵎为“中山舰”舰长。
《聂荣臻回忆录》封面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聂荣臻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中山舰事件”，说：“那天是星期天，早晨，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从黄埔坐船去广州。我们的船快到广州时，就听到中山舰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我到了舰上一看，都是些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我晓得有事变了。我们被软禁在舰上的时间不长，当天下午就释放了……怎么办？是把蒋介石搞掉，还是退让妥协？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1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周恩来同志回来向我们传达，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我们有些同志退出了军队，恩来等同志被排挤出了第1军，我也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有些则把名单交给了蒋介石。党内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分子，从此投靠了蒋介石。”
事件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党委的同志们都非常气愤。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黄锦辉、聂荣臻等聚集到区党委讨论，大家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很反动，应当给予坚决反击或把他干掉。这时，在广州的许多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等也有同样的看法。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把蒋介石搞掉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仅有第1军，况且这个军是黄埔教导团的底子，中共力量非常强，金佛庄、郭俊两位团长都是中共党员，营以下军官中也有很多人是中共党员。其他的5个军，都不听蒋介石的招呼，而共产党员在这些军中有很大的影响，有4个军的军党代表是中共党员。聂荣臻回忆说：“虽然蒋介石兼第1军的军长，但真要打起来，他能指挥的力量是不多的。此外，在黄埔军校，我们也有很多党团员，黄埔学生中，大部分是支持我们的。省港罢工队伍，当时还没有解散。力量对比，很明显，于蒋介石不利。但是，由于我们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被迫妥协下来。”（《聂荣臻回忆录》上册，47～49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周恩来在多年后回忆这次事件时也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趁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辏А⑺樟宋识伎推乇硎玖饲敢猓槭狗炊痪浠岸济凰担裆险剂擞攀疲紊系玫郊蟪晒Α４哟艘院螅艟馈ё佟耍竦匙笈墒治薏摺＝槭蚋锩ィ颐敲挥懈辛Φ幕鼗鳎槭牡匚桓庸塘恕槭导噬铣闪斯竦车挠遗伞Ｕ飧鍪焙颍嘶压愣那嗄昃肆匣岷退镂闹饕逖Щ峤馍⒘耍⒀蛊任颐堑牡吃贝庸窀锩�1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1军的有250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39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62～63页）
讲话悲伤时的蒋介石事变后的第四天晚上，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校长蒋介石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4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这时从政治科第2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仲恺党代表被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精卫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他叫侍卫官将提出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淡淡地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会出来的。”
蒋介石避重就轻没有谈“中山舰事件”，此时他心中非常明白，这个由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挑起的事端正符合他的本意，尽管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这次事件，但他正好借机利用这次事件，把国共关系破裂的罪名强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所以，他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说：“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所以今天，我可以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此事并且当时我曾声明：若要3月20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如果我冤枉别人家来提高自己人格的——那样的人，绝不是革命党员，更不配做本校的校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编《蒋校长演讲集》，1926年出版）
“中山舰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王伯龄在事后的回忆中也说道：“当中详细惟鄙人与蒋先生二人知之，未待蒋先生许可，我固不敢披露，而蒋先生对学生训话，有如果要知道此回事变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于此可以判断这次事件性质之重大，绝不是宣传为中山舰事件者比。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若没有学会的话，党老早没有办法了。学会能立这点功，也不枉这些对党热心效忠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过河不用舟了。”（《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1938年出版）王伯龄在此所说的“过河不用舟”之桥梁，即正是蒋介石欲除共产党人而颇费多年心思正在寻找的“清党”借口。
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突破口，得以“顺水推舟”，把屠刀首先指向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
黄埔岛上的“清党”杀戮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仅半个多月，4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相继宣布解散，但双方的斗争反而更加扩大。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党内无党、《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刊登的鲁迅来校讲演记录稿校内无派”。6月，蒋介石在军校里公开发表反共讲话，要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官兵声明自己的身份。同时，他又组织“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以原来“孙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