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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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尾巴灰溜溜地回家去，不愿面对事实，承认失败。

　　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

　　星期日上午11点半，票数重算过程结束。71％支持选择A，25％投了空白票。我向在外面等候的群众发表谈话，高兴得不得了，热泪盈眶。新加坡电台从羽毛球馆现场播送我的谈话：〃对政治上不诚实的人来说，人民的裁决是可怕的。人民的裁决是明确的，公众盖下印章赞成合并和成立马来西亚如果没举行全民投票就是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因为我们就会因此允许共产党人使人民相信，所谓的群众是反对合并的。只要有时间进行解释，我们将能削减他们通过撒谎、诬蔑和恐吓所获得的少数残余的支持者。〃

　　当他们从失望中恢复过来时，李医生发表声明，谴责全民投票是欺骗性的，声称计票过程不合常规，不符合全民投票法令的规定，因为在计票过程中没提供有关如何点算或选票来自哪个选区的信息。末了他说：〃我们不接受这个结果，会继续战斗。〃

　　参加共和联邦总理会议

　　9月5日我动身到伦敦，出席1962年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会议目的是讨论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对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工党也召开了工党和共和联邦社会主义党总理会议。尼赫鲁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印度高层人员强烈抗议说，他们和前殖民地被遗弃了：一旦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对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物，特别是纺织品的优待将受影响。其他领袖也都恳求继续保持联系，要求输出货物到英国能继续享有特惠优待，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应该特别考虑共和联邦的出口货。看他们互相争议是饶有兴味的事。

　　我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未来难免会发生变化，但是英国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它沿袭下来的责任。遗弃这些地区后果严重，将威胁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英国是跟我们联系得最紧密的工业强国，失去这个联系对我们来说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诚恳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和英帝国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英国对我们的生存至为重要。我们固然要有决定怎么生活的自由，但是也要维持和需要维持双方在历史、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我们尤其珍惜同工党的联系。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工党帮过我们的忙。我的发言引起了共鸣。

　　但是很显然，过去30年来，英国的利益同欧洲越来越密不可分，共和联邦的新旧成员同英国的距离则越来越远。

　　对英国首相来说，英国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因为历史的进程已经改变了。在欧洲和美洲等辽阔的大陆上，优越的通讯有利于进行贸易和其他交流活动，创造财富收获会更大。英国在海外建立的帝国已不再是创造财富的必然道路。无论未来是多么不愉快，把英国同欧洲大陆增长与进步的火车头连接起来是他的任务。这次麦克米伦表现得异常出色。他不但没有针锋相对，反而带点忧郁和怀念旧的共和联邦的神情。在场所有领袖都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他们毫不怀疑英国首相非履行职责不可，那就是对发出召唤的欧洲作出回应。但是他将尽力维持共和联邦同英帝国的联系，只要欧洲人（毋宁说是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虽然没提到他的名字）允许他这样做。

　　我决定取道莫斯科返回新加坡。9月19日搭乘英航班机离开伦敦。在我离开新加坡期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印尼和菲律宾都凯觎婆罗洲三邦，8月1日签署的马来西亚协议引起了两国的不良反应。9月24日东始发表声明，警告印尼在马来西亚问题上别插手，〃我们指望其他国家别干预我们的事务〃。他是针对印尼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声明做出反应的，后者说雅加达对马来西亚的组成不会漠不关心。这是印尼第一次暗示麻烦即将到来。随后菲律宾外长表示北婆罗洲的主权属于菲律宾，声称北婆罗洲原属苏禄苏丹国，菲律宾是苏禄苏丹国的合法继承者，北婆罗洲从未割让给英国，只是租借而已。

　　东姑对这一点嗤之以鼻：英国自1878年以来便是这三邦的主人，lO0年来英国对三邦的主权从未有人质疑。但是东姑所说的有关新加坡的话却使我们担心。他告诉巫统青年运动，他不要新加坡，却不得不把它纳入马来西亚，否则共产党人就会在新加坡掌权。万一将来他们成功上台，恐怕新加坡会拒绝同联邦合作，那时麻烦就多了。他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我逗留莫斯科期间，社阵发表了有关全民投票的分析，表明他们当前的目标是在下届大选中推翻现有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然后继续争取赢得新加坡在联邦国会的议席。林清祥进一步呼吁社阵团结一切左翼反殖民主义力量，以便将来控制联邦政府，挫败〃英国联盟轴心〃。

　　敦拉扎克的反应是向人民发出警告说，他们必须觉察到民主的敌人，社阵不是为他们的真正利益而是为那些效忠对象在国外的人而奋斗。林清祥反驳说，如果执政的华巫联盟信奉议会民主制度，就必须接受反对党有权通过选举来更换政府。他的好斗使东姑、敦拉扎克和伊斯迈益发相信，全民投票既已结束，新加坡的安全将由吉隆坡负责，因此必须迅速把局面控制下来。但与此同时，这个课题却徒增分歧，令人沮丧。
　

　
　
　
　　　
　
　

第28章　东姑要把我甩掉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

　　9月8日内部安全委员会在新加坡开会，当时我已经动身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这个委员会考虑了由联邦和新加坡两地警察总监联合提出的一份报告。报告由新加坡政治部提呈，建议合并前分阶段采取行动对付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取代伊斯迈的马来西亚代表敦拉扎克要求立刻采取行动。

　　代表我出席会议的杜进才反对仓促行事。代表英国的薛尔克支持杜进才的立场。他说，虽然有威胁，却不是非用暴力镇压不可。敦拉扎克不满意，过后前往伦敦向桑迪斯提出这个课题。桑迪斯回答说，他要推迟行动，直到建立马来西亚的立法在下议院辩论过后，也就是说，不会在第二年的2月之前。他相信采取逮捕行动无疑会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必须先考虑英国国内的反应。

　　敦拉扎克向东姑汇报之后，马来亚方面要求10月再召开内部安全委员会会议，会上对有关逮捕的问题再度延期做出决定。但人民行动党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巩固自身的地位，以及确保新加坡不受吉隆坡马来领袖的支配和压制。我向薛尔克强调，把逮捕行动推迟到合并之后最理想。我也向穆尔强调，在联邦国会的15个新加坡议席举行选举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要让社阵自由竞争。若是先把他们抓走了，再也没有明显的共产威胁，联盟可能会赢得好些议席。后来桑迪斯的国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说我〃坦率得叫人吃惊〃，竟然告诉他让反对党内保存少数亲共分子对我有利。可我有我的理由。

　　从莫斯科回来后我去见东姑，接连几天跟他在一起，对我这个有独立看法，随时准备争论，必要时会独自行动的人，他感到不舒服。我确实没有暗中破坏他，却也没听他的话，按他的意思就是服从他。他和敦拉扎克正在策划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的局面，包括让谁来主管新加坡，按照他们的命令办事。我感觉东姑不再把我看成驯顺的看管人。他要的是陈修信、林有福那样的人，听话、忠心耿耿。东姑和敦拉扎克都喜欢吴庆瑞。但即使是吴庆瑞也不太〃安全〃，他太聪明，不易受劝说，也诱惑不了。

　　形势不妙。11月中我到吉隆坡走了一趟之后告诉穆尔，我跟东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他的行动表明，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要甩掉我。在新加坡，陈修信正在下工夫重建反对党马华公会，敦拉扎克正在物色年轻的马来领袖。最不祥的迹象是，东姑要求我释放蔡和安。蔡和安是岛上最大的华人私会党的头子，我们援引刑事法临时条款拘留他。过去在选举期间，他组织过对付人民行动党支部工作人员的暴力活动。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有权释放像他那样的歹徒。为此我担心支部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我已经告诉薛尔克，东姑准备让林有福卷士重来。阿末·依布拉欣去世后，三巴旺必须举行补选，东姑提出人民行动党应该靠边站，让他的候选人跟社阵斗。这点我没接受。我对薛尔克说：〃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做法。〃薛尔克必定同意了我的看法，因为他向桑迪斯报告说，东姑推行的政策必败无疑。东姑似乎认为可以利用逮捕行动来干扰社阵，把我和人民行动党当成过时的政治力量甩掉，让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马华公会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的新联盟崛起上台。桑迪斯回复薛尔克的时候同意了他的看法，认为眼下我是治理新加坡岛的最佳人选。

　　我之所以会对英国人推心置腹，是因为需要他们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推行自己的计划，向东姑证明扶持任由他摆布的林有福政府上台是愚不可及的。我告诉穆尔，我打算在新加坡选举中全力打垮林有福和人民联盟，让东姑和敦拉扎克看清他们非跟人民行动党进行政治交易不可。我准备在马来西亚协议于2月间在伦敦签署之后，并在1963年8月落实之前，立即在新加坡举行选举，以选出在联邦国会里的15名新加坡议席代表。我会把现有51个选区三四个拼成一个，划定15个选区。相信巫统会赢得一席；其余14席，人民行动党可能赢得8席甚至9席，比社阵多。

　　我也告诉穆尔，敦拉扎克和陈修信要在新加坡加强联盟实力的行动毫无进展。他们犹豫不决、不晓得往后该怎么办，但无疑是想教训人民行动党。例如，《海峡时报》刊登评论说，编辑们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不了他们，这只能意昧着他们获得东姑的全力支持。这是他们向我宣战，时机适当我会报复。还有，吉隆坡要控制新加坡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新加坡自行负责有关的行政工作和每天的节目。他们的目的是要约束新加坡政府的政治能力，尤其是在选举时期。与此同时，陈修信决心显示财政方面他说了算，代表联邦政府索取高于双方所同意的税收百分比。在组织共同市场方面他处处为难我们；有关决定只好推迟，让专家们去研究。

　　11月27日会见兰斯多恩勋爵时，我把在合并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坦率地告诉了他。在征税方面，新加坡完全同意掌管财务是联邦的责任，却不能同意让吉隆坡来征税，然后才把应得的份额拨给我们。必须由新加坡来征税，然后把联邦应得的份额交过去，否则我们会受到冷落。至于新闻和广播的控制权．任何政府要同人民沟通，这是最重要不过的。在联邦手中，处理华人问题的手法将欠敏感，会犯严重错误，造成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我追述了东姑的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印度的时候如何给自己制造了麻烦。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战争，谁对谁错很难判断，他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有人指出这对马来亚华人的影响很坏，只有在这之后他才改变所用的词语，把争端说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民主党派之间的问题。

　　提过其他争议点之后，我告诉兰斯多恩，我跟东姑的个人关系不错，政治上他却要让更合自己口味的人控制新加坡。接着我解释了要选出我们在联邦国会的15个议席代表的打算。他担心这样做东姑可能有反应。我说东姑不会高兴。但是哪怕他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也会因此了解他在新加坡培养的人政治上完了，无论他怎么照顾和公开支持他们，都不可能使他们复活。兰斯多恩促请我开诚布公地跟东姑谈这些事情，以便改善彼此的关系。我说我很想这样做，可东姑这人就是不能开门见山地谈。跟他谈话，他往往会支吾其词，打趣收场，不了了之。

　　当时我所发挥的对英国人至为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穆尔12月5日写给殖民部的华莱士的一份报告里：

　　〃他让新加坡同联邦合并的计划，是以假定能跟东姑作出工作上的安排，让联盟政府接管在新加坡维持治安的责任，而人民行动党将掌管新加坡的州政府为基础的。这个计划的前提是，东姑愿意跟他进行政治交易。〃

　　〃他急于在马来西亚计划落实之前举行选举，因为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