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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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文/张铭清
同事李立抱着厚重的《目击台海风云》大样，放到我的案头，十分谦虚地让我“指正”，接着又十分诚恳地提出了让我为他的处女作作序的要求。
我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从命了。
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格。自忖序的主要作用应该有二：一是推介作品；二是介绍作者。前者要求作序者对作品有准确、权威的评价，后者则要求对作者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并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介绍。二者兼备，方具作序资格。但我以这个要求衡量自己，觉得差距不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虽然作为李立的同事，但与他交往不多，知人之智更是谈不上，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文字方面。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拜读他的人物专访，他做的专访谋篇布局取舍得当，字里行间文采焕然，显露出他的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一定学养。我也曾对他的大作提出过浅薄的修改意见，他都虚怀若谷，觉得有理便欣然接受，有可商榷之处，他也会提出不同意见。从工作上的接触中，觉得他勤奋好学，工作努力，也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在书中写的人和事，大多与他在做编辑、记者时的成果有关，可见他是个有心人。
评论作品，应当有专家的学养。而我只是个做对台宣传工作的人，离专家的标准相去甚远，难以对此书作出权威的评论。好在对序的要求，除了对作品的评论和对作者的介绍外，还可以对有关问题加以阐发。因此，我可以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因为一是有据可依；二是有感而发。
近年来，台海风云变幻，海峡波翻浪卷。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关注，遍及世界的华人华侨关注，全世界人民也程度不同地向台湾海峡投去关注的目光。个中原委不难理解：台湾问题程度不同地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对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涉及13亿中国人根本的民族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牵动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对中国人来说，现在没有比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更为重要，更为神圣的事了。“台独”已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台湾问题不能和平解决，中国不能实现和平统一，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而危及世界和平，也就不难理解世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了。
变幻的风云后面有人，翻卷的波浪后面有事。人们对台湾海峡的关注，无一不是关注相关的人和事。换言之，只有对相关的人和事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了解台海风云变幻的原因，才能清楚波诡云谲的事件的底蕴。唯其如此，对海峡两岸的人和事，不可不察。李立同志的“目击台海风云”，就是了解海峡两岸重大事件及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个窗口。
目击，自然并非作者本人的亲见亲历，而是有关当事人的亲见亲历。比如，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童小鹏；与蒋经国过从甚密的贾亦斌；炮击金门的一线指挥叶飞和石一宸将军；为李宗仁归来奔走的程思远；曾为张学良将军部下的吕正操；见证两岸体育交往的何振梁等，都是这些重大事件的主角。其亲见亲历，耳闻目睹，几可作研究两岸关系的历史资料。至于两岸秘史、“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湘江案”、“华航事件”等台前幕后的人和事，更是两岸间的重大事件。有的事件或过去语焉不详，或人们闻所未闻。本书依据翔实的史料和当事人的目击，真实可信地再现了这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既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我们徜徉在海峡两岸的人和事的历史长廊里，放眼当今台湾海峡，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端。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温故才更有助于知新。我们从“目击台海风云”这扇窗口看到了历史的烟云，更有助于我们立于历史厚重的基础上审视今天的两岸。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说过，“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他的遗憾和叹喟，言犹在耳。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续写台海风云的后来人，应该思考，如何让小平先生的遗憾，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本序作者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助理兼新闻局局长）
连载结束，欢迎阅读。
蒋经国为贾亦斌主持婚礼
蒋经国曾主动为贾亦斌与谭吟瑞的婚事操劳，为他们当证婚人，并负责主持他们的婚礼。
谭吟瑞还是名人之后，她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孙女儿。贾亦斌是经同事徐思贤的介绍认识她的。蒋经国知道贾亦斌要与他素来敬仰的谭嗣同烈士的后代结婚，很是高兴。本来贾亦斌准备婚事简办，并没有把举行婚礼的事告诉他。后来，蒋经国主动找到贾亦斌，在办公室当着众人面对贾亦斌说：“你们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接着又说：“这样吧，我来为你们作证婚人，你们的婚礼事宜，也一应由我们机关来筹办，不用你们自己操心了。”这话一出，简直就是命令，同事们都很热情地为他们操办婚礼而忙碌起来。
贾亦斌回忆道：婚礼那天，蒋经国、徐思贤、郑果、徐恒瀛等和青年军管理处的全体人员百余人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态度亲切而又极为幽默，博得全场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我当时比较兴奋而又紧张，事隔多年，竟然怎么也回想不起他当晚讲话的内容，只是当时欢乐、热闹的情景还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像昨天一样鲜活生动。这样的婚礼，可真是别有情趣，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不容易了。
婚后，蒋经国又派了一辆吉普车将贾亦斌夫妇俩送到北碚温泉度蜜月。第二天，重庆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报道了贾亦斌结婚的事。同事们都认为，贾亦斌的婚礼得到了蒋经国如此重视，是难得的荣耀，因而表现出对贾亦斌异乎寻常的尊重。贾亦斌也觉得蒋经国确实对他厚爱，也因此对蒋经国非常感激。
一个月的蜜月刚过了一星期，彭位仁就派司机接贾亦斌夫妇俩回重庆。原来，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正筹备改组工作，事务非常繁忙。贾亦斌一回重庆，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并筹建国防部。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并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6月1日，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此时亦奉命撤销，该处的三位副处长各自承担不同任务：彭位仁负责筹建国防部监察局；邓文仪负责筹建国防部新闻局（仿美国体制，后改为政工局）；蒋经国负责筹建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要贾亦斌帮他筹建，同时要求贾亦斌对青年军的复员工作做一次全面检讨，以总结经验。就这样，中断了贾亦斌度蜜月。1946年7月，贾亦斌先飞南京。
一个月后，贾亦斌夫人谭吟瑞也随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办公厅主任戴奇之等人同机来南京。第二年（1947年）6月1日，贾亦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蒋经国知道后，当即向贾亦斌道喜，并特派人送来50元礼券，以示祝贺。
没过多久，贾亦斌接母亲来南京带孩子。那时，南京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贾亦斌一家人的生活始终很清苦。贾亦斌的一个堂哥贾肇先曾来他家住了几个星期，当时贾亦斌的生活很艰苦，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他。他回家后常对人说，在亦斌那里简直饿得发慌，没有东西吃，菜里放几片肉，薄得像纸一样，风都吹得起来。可见贾亦斌的生活之清苦。
蒋经国见贾亦斌生活太拮据，养家不易，每逢过节，总要派人送来一二百元补助费。钱虽不多，但情意可感。
当时，蒋经国在南京手头也不宽裕。他和秘书住在励志社2楼，只有两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兼宿舍，而蒋方良和孩子住在杭州，所以生活很不方便。贾亦斌曾问他为什么不把家眷接来一起住？他说：“没有房子”。贾亦斌信以为真，想办法为他找到了一套房子。可蒋经国仍然没有把蒋方良接来，反而又把房子让给了留苏同学刘汉清等人居住。贾亦斌感到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让方良住在杭州是宋美龄的主意。因为方良是苏联人，当时南京设有苏联大使馆，宋美龄担心方良与苏联大使馆发生联系，而蒋经国又是留苏学生，易于造成美国人的猜忌，会影响到美蒋关系。至此，贾亦斌才恍然大悟。
蒋方良在杭州平时无事可干，就由秘书陪着她打麻将。方良没什么钱，打麻将只能赢不能输，秘书没有办法，只好让着她。方良钱用完了，就跑到南京来找宋美龄，开口喊“妈妈”，喊得很亲热。宋美龄很高兴，就给方良一些钱。每次都这样，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方良来南京找宋美龄喊“妈妈”，就知道方良又缺钱花了。这成了当时南京一个趣闻。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1）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