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生活-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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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傻呀？一猜，就是咱们干的。”我对丁一坤说。
“猜猜呗！咱们走了，他们能为了一把锁报警啊？”
丁一坤是个人精，就是心眼儿老不往正地方上用。
楼下有个酒吧，马路对过有个大型的露天舞厅，中间的那条街是个闹市，三天两头儿就有打架的，砖头子、尖刀是随时可以抓起的工具；年纪轻轻的男孩、女孩在街灯下游荡着；操皮肉生意的女人与过往的男人们搭搭沽沽的……住在五楼，我们总会有得看的。
呆腻了，可以出去溜街。中心花园是最繁华的商业区，步行而去，只有半里地的路程。那散射的街道，我们数不清走了多少遍了！
这里的人同北方相比，显得矮瘦，攒动的人流中，难见几个胖子，饭店招收服务员的身高要求也低得多（一米五五以上）；一些七、八岁的孩子们（或者更小）的胸前挎个盒子，装了不少的打火机，在沿街叫卖着；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有的已是满脸核桃纹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挑着筐，试图卖出那不多的青菜……
知了说，这儿的人穷的穷死，富的富死。我们问她，富的人是干什么富的？她说，倒毒品，富有的几个大户都是干这个发起来的，他们的家里有枪。
知了还说，在这儿，五块钱就可以找个妓女。丁一坤和桑林说知了在骗他们，因为这个价低得让人没法相信。知了说：你们要是不信，我带你们去。有一趟街的妓女就是这个价。丁一坤和桑林说，你别带了，你告诉俺们在哪趟街就行。知了把哪趟街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丁一坤和桑林又去问了在电影院工作的别的人，几个男人都证实了知了说的是真的。
丁一坤和桑林说，五块钱的价，实在是便宜，一包烟钱呗！这个便宜是一定得占！几个男生也都说要去，至于他们去没去，啥时去的，没人向我报告，我也无法记录。
当地的人有一个特点，是我不愿意说的，那就是经营中的不善之举。这种行为，遇见一两次，是偶然；如果屡屡碰上，则不可视为特殊，而是普遍了。买菜，买鸡蛋，买绣花鞋垫……谈妥的价钱，等你掏出钱来，就是另一个价了；假如你真的忘了带钱，遇上了茬子，他会追出半趟街来骂你，从此，在这条街上，让你臭名昭著。我们以为只有外地人才享有此等“殊荣”，其实不然，他们宰人是不分里外的，该出手时，绝不手软！
我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写道：他和家人去饭店吃饭，点了几道菜，吃饱喝足，一结帐，傻眼了，几百块钱！
“怎么搞的吗？去把你们的老板找来！菜谱上明明写着‘牛肉 九元’，你怎么收我一百三十五？”他问。
一五三
“我就是老板。你看仔细喽，‘牛肉 九元’，是指一片牛肉的价钱，给你们上了十五片，一共一百三十五。我早算好了，一分钱没多收你的！”
“你……你……这三屉包子，你说说……”
“三块钱一个，一屉十个，三屉三十个，一共九十块钱。”
“茶水？
“五块钱一杯，一共九杯，四十五块钱。”
“你这是什么茶呀？你说茶水收费了吗？”
“你问了吗？你没问哪！”
“我……我要告你们！”
“告去！请便！但是，你先给我把钱付清了！少给一分，别想踏出这个门！”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作者交够了钱，才得以脱身。
我们的邻居又吵架了。
夫妻俩经营着一家“一至五元店”，辛苦是不必说了。一儿一女上了高中，大儿子正要参加高考。他们家的矛盾集中突出在父子俩身上，儿子爱玩儿游戏，父亲盼子成材，望穿了他“盈盈秋水”。两人是每星期必吵一架，能静上两天，儿子规规矩矩地拿起了书本，读没读得进去，就另当别论了！
他们吵架的时间，通常是选在晚上十点以后，那个父亲喝完了酒，用他那练惯摊儿的嗓子骂儿子，从上半夜持续到下半夜，声音嘹亮、深远、富有穿透力，而且，中间还穿插着拍桌子声及摔盆子、摔碗、摔筷子声，吵得我们无法入睡。最为恶性的一次是，他从厨房拿起了一把大菜刀，架在了儿子的脖子上，声嘶力竭地喊：“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儿子摊在了地上，面无血色。
“咱们快去劝劝吧！要出人命了！”我说。
隔窗观望的许诺说：“大人管孩子，最好别去劝，越劝越完！你想想，他是爹，他能把他的亲生儿子整死呀？”
“他这样管，孩子白天上学，能有精神吗？”
“恨铁不成钢呗！老两口开那个店，一块一块地挣，能挣几个钱呀！盼着孩子长大了能有个出息呗！”
父母不成功，为什么偏要把希望转寄在孩子身上？
无论那个父亲对儿子吵得多么凶，那个母亲和女儿像是从屋子里蒸发掉了，我们听不到她们的任何声音——不许劝架，可能是他们家的家规吧？
腊月二十七，伊江开车带我们去黄果树瀑布。
我晕车，就闭着眼睛，迷迷糊糊的，快到地方时，大脑里突然出现了一汪清水，水旁有大小不等的石头，有干草，还有一棵树等等。
到了地方，大家下车了，伊江买了全体的票，我们顺着路走了下去。
走到半上腰，我突然停住了，我被看到的一幕场景镇住了，它不是什么特别的景，正是我在车里迷糊时，头脑中出现的景！我已经走过去了，我说：“不对不对……”我又往回倒了两步，“就是它！就是它！”我向他们说，“这就是我刚才脑子里出现的景！你们看，这水，这石头，这草，这树，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差！”
有几个过来看的，他们乐了乐，又往前走了，只有我还在那惊叹着。
在我的身上曾有几次奇怪的事。
在1984年，我们进行高考之前的体检时，班里的学生都在医院的一个屋子里，量身高，量体重。测握力时，工作人员给我了一个工具，让我用最大的力气握。我一握，表针就从一头跑到另一头了。
工作人员说，“这表……这表咋……你再用另一个手握握。”
我按她说的做了，表针还是从一头跑到另一头了。
她拿去看了看，说：“这表坏了？”她向一个同事喊，“表坏了，再换一个吧！”又向在她身边站着的我们班的一个男生说，“来，你再试试，看是不是坏了。”
男生一握，表正常。她又找了几个人来试握，表都正常。再让我握，表还是从一头跑到另一头。表是好的，差异的是力气。
她指着我，大声地向我们的班主任说，“你们班，她的力气最大！以后再有出大力的活，都让她干吧！”
整的我这个不好意思呀！如果是男生，说你力气大，是好事。我一个女生，弄出个“大力士”的名，我自己都不能接受。
她问我：“你在家是不是啥活都干？你干啥了练成了这么大的力气？”
我像一只受伤的鸟一样说：“我没干啥呀……我妈也不让我干活呀，净让我学习了……”
我的力气从哪儿来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次，我的手心和脚心热，热得我难受，尤其是在来月经之前，热得更甚。正好炕上有淘气儿他们学校发的做实验的材料，他不用了，我拣了起来。有一个像手电筒上那么小的灯泡，还有两个特别特别细的电线，我想：我把它们接到脚上吧，看是什么样。我把电线的一头接到了左脚心上，一头接到了右脚心上，同它们连着的小灯炮竟奇迹般地亮了！哎呀我说这个可挺好玩！我把脚心上的任何一头的电线拿开，灯泡也自动灭了。试了几次，都是如此。我又在我的手心上试了，同样的结果。
再有一次。我在家里看了一上午的书，想休息休息，就躺在了床上。大脑里出现了不太蓝的天空，还有几片云彩。我去了一趟外面的厕所，往回走，快走到门口时，一抬头，惊呆了！房顶上的天空和我刚才脑子里的分毫不差！
我们在一个单位卖书时，院里有几棵外表像迷彩服一样色彩的树，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我身旁的一棵树的主干上，有一条一寸长的口子，像是有人故意用刀划的。我想摸摸那伤口，往它的近前走，离树有半尺宽时，我的心里突然像有人用刀子在剜，疼得我倒退两步，捂着心口的位置。咦——不疼了！我又想摸那树上的伤口，走近了它，还没等摸到，心又像被人剜了，我一离开那棵树，疼痛感就不见了，几次试的结果都相同，如同当初有人划它的感觉让我体验到了一样。之后，我实在是怕那种疼了，才不敢试了。
你说怪不怪？怪，又说不出原因来。
黄果树瀑布高七十四米，宽八十一米，是我国最大的瀑布，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它既有奔腾跳跃、声震山谷、气势磅礴的赫赫雄威，又有“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青潭似淀何须缸染色蔚兰”的款款抒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飞流千尺，声声不息。
除了我们，游人没有几个了。
从北京来的电视台的人要在这里录制节目，听说我们也是来自北京来，格外的亲切，邀请我们去当观众。
哇！要上电视了！
我们雀跃欢呼！
一五四
我们欣喜若狂！
所有的疲劳顿时消散，快走到出口的我们又连蹦带跳地转至山下。
女演员们身着艳丽的苗族服装，上面绣制了高山流水、冰壶秋月、琪花瑶草、鸾翔凤翥等富有民族风情的图案，头上的华美的银饰品随着轻风和舞步，发出了清脆的悦耳声。
“我的领子怎么样？窝没窝？”拿着麦克风的主持人问摄像师。
“没问题，来吧！”
“‘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春节将近，这里的芦笙跳起……’不对不对！重来……‘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春节将近，这里的舞蹈跳起来了……’错了！落了一句……‘观众朋友，我身后就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这里的芦笙吹起来了！舞蹈跳起来了……’完了，‘春节’又没说……”
扛着笨重机器的摄像师忙出了汗，主持人过意不去，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你别着急，放松点儿，只管说，说好为止。你别管我，咱们回去再剪。”
主持人又背了一遍，“‘……芦笙吹起来了！’……哎，芦笙怎么没吹呢？”
“吹芦笙！”摄影师向前面的一位负责协调的人喊。
芦笙吹起来了！
“这个节目不得录一个上午哇？”我对瑾儿说。
“观众看的是成品，实际上呢，就像你们写文章，改了修，修了改的，重复多少次才能整好。幕后的这些，观众就看不着了。”
“来来来，你们上去几个，跟着跳吧。”那个负责协调的人叫我们，他很健谈，与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
“我们不会。”
“跟着转圈儿还不会吗？来吧！”
女演员把我们拉了上去。
“你也上啊！”协调人对着伊江直说。
“不，我不行，我……我……我给他们照相！”伊江找到了不跳舞的借口。
跳了两轮儿，我们似乎跳出了那种韵味，能跟着拍子上踢下踹了。有两个老外也加入了其中，摄像师围着我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录个不停。舞毕，老外把小费给了吹芦笙的演员的手中，引来阵阵掌声。
伊江跃到了前面，与几个女演员站在一起，像领袖那样，把手伸过头顶，“瑾儿，给我和她们照一张。”他引了个头，我们纷纷效仿，。演员们很配合，脸上始终挂着笑。
“你们等着回家看电视吧。”那个协调人说。
“啥时候播呀？”我们问。
“今天晚上差不多。我们回宾馆，剪辑完了就发过去，今天不播，明天肯定能播。”
多风光啊！这对于我们，可是百年不遇的事情啊！
打电话，打手机，我们以这种便捷的方式，把这个消息传遍祖国各地的亲戚们。
“爸，我上电视了！今晚看‘新闻联播’吧！‘新闻联播’里没有，再看‘晚间新闻’。”
“妈，你要是想你儿子，今晚就看新闻吧！七点，一台。”
“你告诉二姨和婶儿，今晚看新闻，有我。”
“……跳舞，跟苗族，在黄果树瀑布。”
“老婆……”
回到家，我们成了新闻节目的铁杆观众，楼下把门的老头儿朝我们发出了干咳声，那是一种警报——烦我们了！烦烦吧，电视，我们是看定了！
连着两天，国内、国际的都看到了，怎么连我们的影儿都没有呢？在别的台播了？不能啊！送的片子太多，没选上？有可能，就像投稿，你投了，人家未必能选你，有的作品比你的更好，更重要，更合时宜。新闻的时效性强，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九了（这一年的春节没有三十），今天不播，就不能再播了！
家里的人打来电话，问我们：“为什么没播？”
不播就不播了呗，问啥呀！
别盼了，睡吧！
夜里，我被瑾儿叫醒，“大姐，伊江他们几个还没回来。”
“几点了？”
“十二点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