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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生命的呐喊-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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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体育课,教体育的傅德老师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问大家:“同学们,市体委要举行全市中小学滑冰比赛,我问你们谁会滑冰?”

傅老师身体很壮,大嗓门,大眼睛,一瞪眼睛全校同学都怕他。

全班同学没一个举手。我犹豫一下,悄悄地举起了手……

看我举手,全班同学都小声嘀咕:“她从农村来的还能会滑冰……”

傅老师也问我:“你什么时候学的滑冰?”

我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等我用绳子绑上脚划子冰刀一上冰,同学和老师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从那以后,一上体育课全班同学都穿着脚划子冰刀,唯独我自己穿着褐色反毛皮鞋的冰刀,同学们都特羡慕我,我心里也觉得可美了。不久,我代表电机小学参加全市中小学滑冰比赛,获得了平生唯一一次冠军——五百米第一名。

不久,学校成立女子篮球队,我班几个大个儿同学都被选进了校队,并没有我。可我却厚着脸皮跟在女篮队员身后,兴致勃勃地练起来……

傅老师一连几次劝我:“雅文,你个子太矮,别练了,等你长高以后再来参加校队吧。”

当时我身高不到一米六,体重不到四十公斤,胳膊细得像麻秆似的,使出吃奶的劲儿,也不能把篮球从罚球线投到篮筐里。回到家里,我就找来一块大石头,跑到我家房后杏林河的堤坝上,练习投篮,把堤坝砸出好多大坑。

不管傅老师怎么说,我就是“赖”在球场上不走,一心想当运动员。后来,傅老师索性不管我了,任我这个又瘦又小的小干巴孩儿,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女篮队员身后,成为一名板凳队员。有一次,傅老师让我上场当了一会儿替补,我的表现让傅老师从此刮目相看了。

一年后,傅老师带领这支生龙活虎的小学女子篮球队,打到全市成年组亚军。而我从一名板凳队员渐渐升为一名主力……

我觉得我的那股劲头,有点像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不过,没有阿甘那么高的体育天赋,我是一个运动场上的失败者,但那种傻乎乎的劲头确实有点像他。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二节

1959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傅老师对我们说:“今天,我带你们上最后一堂训练课。我告诉你们,市体委选中了我们队的五名队员……”

一听这话,我顿时紧张起来,不知被选中的队员里有没有我。

当傅老师宣布被选的人员名单,最后一个说到我时,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两年来,我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但却遭到了老师和父母的强烈反对。

老师们纷纷劝我,说我应该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音乐老师说:“雅文,你音乐天赋好,不应该去搞体育,你将来应该考音乐学院……”一脸大毛胡子的朱校长得知我要去当运动员,连声说:“可惜呀,可惜!”班主任费琳玫老师更是替我惋惜,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我耽误了学业会后悔一辈子……

费老师对我非常好,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她儿子过生日,让我陪他们母子去照相。可现在,老师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无奈,老师去我家找我父母。父亲冲我大发雷霆。


“你这个败家的孩子,不好好念书,起什么高调?一个女孩子家,整天跑跑跳跳,能有啥出息?你痛快给我好好念书,再去体委胡闹,我就打折你的腿!听到没有?”

见我不吭声,父亲抓起笤帚就冲我甩过来,我一躲,笤帚正好打在座钟上,“哗啦”一声,玻璃被打碎了。这使父亲更加恼火,脱下一只鞋就冲我抡过来,被母亲一把拦住了。父亲气得摔门而去。

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雅文,你应该理解你爸的那番苦心,他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希望你能考大学,将来能出人头地,好给他长长脸……再说,老师对你那么好,你咋连老师的话也听不进去呢?”

的确,到电机小学这两年,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最风光的时

期……

我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中、小学生赛诗会,朗诵自己写的诗歌,还获了奖;全校推选五名优秀学生参加佳木斯第一届少年儿童夏令营,全班就选我一个;电机厂几千名职工开大会,学校让我代表全校师生上台发言……

可现在,父母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了。我渴望球场上那种你争我夺的竞争,渴望赢球后的掌声,渴望像电影《女篮5号》那样坐着火车,唱着歌,到处去打比赛的生活,更渴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运动健将,能为国争光……就像当年一心要读书,一心要走出大山一样,现在,我一心渴望走出校门,渴望走向更新奇、更广阔、更充满激情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对我永远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

后来我才发现,我长了一颗不安分的心,生就一副争强好胜、竞争欲极强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十岁那年,我哭着喊着要上学使我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次胜利,无形中给了我鼓励,也无形中助长了我自作主张的个性。现在,任何人都阻挡不住一个十五岁少年的狂热了。

于是,我像所有不听话、被酷爱冲昏了头脑的叛逆少年一样,毅然决然地走进了自己画的圈——这是我自己画的,而不是狐仙画的。

1959年3月10日,一个决定我命运的早春。

清晨,父亲带着玉米面窝头和两块咸菜,早早地出去干活了。临出门,他回头悻悻地瞅我一眼……

母亲又在屋里屋外地忙活着。而我则手拄下巴坐在炕沿上,呆呆地望着北窗外巴掌大的天,心里盘算着如何逃出家门,因为今天是去体工队报到的日子……

九点多钟,母亲要出去买菜,临出门,又叮嘱我一句:“雅文,你应该明白,父母都是为了你好……”

是的,我知道是为我好,可我却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了。

我看着母亲的身影一出大门,就急忙找来一根绳子胡乱捆上我的被褥,又到母亲装钱的小木盒里翻出户口本,背起行李迅速逃出了家门……

半年后,我从体工队第一次回到家里,下工回来的父亲狠狠地瞪我一眼,头朝下往炕上一躺,闭上眼睛,再也不理我了。

就这样,十五岁的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平生当了唯一一次小偷,偷走的不仅是户口和行李,还有我少年时代的大好时光……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三节(1)

1959年夏天,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段生活,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全国开始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准备迎接第一届全运会,所以佳木斯市体委从全市选来一批篮球、冰球、滑冰、滑雪的运动员。如果不是这种体育形势,我这个又瘦又小的小干巴孩儿不可能被选进体工队。

我们住的体育馆是由原来的佳明舞台改造的,球场周围有一圈看台,看台上面有一层胶合板间隔出来的小房间,就是我们的宿舍。冬天很冷,保温不好,早晨醒来被子常常被冻在胶合板上。我们女篮住在东北角的四、五号房间。教练姓门,大家都叫他门指导。

被选进体工队,我们几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个个青春激荡,热血沸腾,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女篮5号》一样,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没完没了地笑啊、疯啊、唱啊,整天唱着《运动员之歌》:“像那海燕穿过云层,像那雄狮冲下山冈,我们光荣的中国运动员,在向世界纪录进军……”唱着《女篮5号》电影插曲:“绿色的田野,金色的河流,到处都飞扬着欢乐的歌声……”

但就在这年秋天,却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速滑队一名男教练把我叫出去找我谈话。我很奇怪,他是速滑队教练,跟我们篮球队没有关系,他找我谈什么话?再说他长了一副鹰钩鼻子,全市中小学开运动会他是发令员,我们这些小运动员都怕他。我跟他唯一一次接触,就是他给我们这些女孩子剪“5号头”,他把我耳朵剪出血了,我没敢吱声。

谈话是在体工队餐厅进行的。

屋里亮着灯,灯绳就在我头上垂着。他和我隔着一只餐桌面对面地坐着。他开口就问我:“雅文,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吗?”

我傻乎乎的,以为他让我去速滑队跟他训练呢。因我得过小学滑冰比赛五百米冠军,体委领导几次让我去速滑队,我不愿意去,觉得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一个个都是大屁股。可我不好当面反驳教练,只好违心地说:“愿意……”

他又说:“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还是不明白,以为他让我滑一辈子冰呢。

我一个从农村来的傻丫头,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成熟到能理解这句话的程度。再说他是滑冰队教练,我是篮球队的小队员,他比我大十岁。我才十五岁,连话都没跟他说过,也不可能想别的……

可他却坐在那里一厢情愿地对“牛”弹琴,说了好多我越听越糊涂的话,而我脑海里一直想着去不去滑冰队的事……

这场糊里糊涂的谈话终于结束了。他起身拉灭了电灯,餐厅里顿时一团漆黑。我刚要往外走,这时,他忽然一把搂住我,将他冰凉的嘴唇紧紧地贴在我那从未有任何人碰过、因惊恐而张大的嘴巴上……

我吓坏了,可我不敢喊怕被外面的人听见,只好不顾一切地挣开他向门外跑去……

我不记得是怎样跑回宿舍的,只记得队友们已经上床休息了。我急忙抓起脸盆里的湿毛巾拼命擦着嘴巴,然后上床钻进被窝,浑身抖成一团,在无比惊恐中熬过了一夜。那一夜,我脑海里不断闪现出狗皮帽子和鹰钩鼻子……

也许,我身上那种少女的清纯和傻气打动了那位教练,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也许,他天生喜欢追求女孩子……可是对我来说,他却像狗皮帽子一样,给我单纯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可怕阴影。

天亮了,我终于盼来了起床铃声。出操时,我急忙把队长冉桂兰叫到没人的地方,把昨晚发生的一切如实地告诉了她。

冉桂兰是我同学,比我大一岁,比我懂事,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三节(2)

在我年幼无知、离开父母的那段时光里,她是我唯一的知己。我在她身上学到好多东西。

“你快告诉我,这是不是强奸?我能不能怀孕啊?”我哭着问她。

“他碰没碰你身子?”冉桂兰抓住我冰冷的手问我。

“碰了!他的舌头碰我嘴了!”

“不,我是说……他碰没碰你别的地方?”

“碰我肩膀了!”

“别着急,那不要紧,那不是强奸。”

“真的?你可别骗我呀!”

当时,我很愚昧无知。不仅是我,一位曾获得世锦赛亚军的速滑运动员对我说,她二十五岁那年准备结婚,一位队友说:“结婚太可怕了,听说从肚脐眼生孩子。”我听了不禁捧腹大笑,笑我们这代人真是愚昧透顶了。

冉桂兰的话虽然给我很大安慰,但并不能解除我对那位教练的恐惧。

夜里,我不敢睡觉,不敢上厕所,总怕他干完“坏事”后悔了,把我偷偷地杀了。白天一见到他我就跑,他喊我也不听。尽管我天真幼稚,愚昧无知,但我宁可得罪教练,也恪守着少女的那方“情感阵地”……

后来,速滑队去黑河早期上冰走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我收到一封从黑河寄来的信,我猜肯定是他,不敢拆开看,嘴唇都吓紫了,急忙去找冉桂兰……

不久,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到了我面前……

体委主任找我谈话,说我个子太矮,打篮球不会有发展,让我去速滑队。

我急忙说:“我不愿意去速滑队……”

主任问我:“为啥不愿意去?”

我说:“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屁股像扣个小锅似的。我不愿变成他们那样……”

主任批评我:“你小小年纪有这种思想可不对头!一个运动员怎么能考虑体型呢?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

一听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不得不去滑冰队了。可我从心底恐惧那位教练,一看到他站在冰场上我的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不过,随着我跟教练的一次谈话,这种恐惧心理终于彻底消除了。

1960年早春的一天傍晚,我刚到速滑队不久,教练又要找我谈话,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的宿舍里……

我低着头,不敢瞅他,只听他说:“雅文,为了你出成绩,为了你达健将,咱俩的事就先放下吧。”

“咱俩什么事?我根本不明白你那天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说出了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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