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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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人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想化以前，不要忘记它依然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极权主义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就婚姻、家庭、工作和玩耍而言．在一个旅游者看来，这里和开放的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人际关系。这个有等级的权威制度赋予一些人一种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你的工作单位保存着关于你的大量秘密材料档案，就像一大探报告卡片似的。在你的工作单位，你的仁级控制着你的工作安排、住房事项、配给的数量、教育、旅行、娱乐以至于婚姻和生育。思想和行为是经常受到检查的。专制是中国的一个古老风气。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就可知道中国的家庭一向是怎样控制着它的成员的。今天这个什么都供应、什么也都控制的工作单位，是不是老式家庭制度的最新版本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麻烦问题：一个人从外国文化出发，不抓住这些问题，怎么能得出大的结论呢？
最后，邓小平改革时代在恢复文化生活方面很快就碰到一个老问题：知识分子要求的个人自由肯定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按照孔孟之道，当权者都伯造成精神上的混乱。任何思想正派、负有维护社会道德和秩序责任的行政官员怎么能看见裸体女人的绘画、描写婚前恋爱的小说、迪斯科舞蹈或者其他“精神污染”之类的东西而不为之惊恐呢？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使很多有现代思想、倾向于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过的中国的自由派、那些1949　年以前过来的人，成为受害者。他们是主张专家判断的自主权的，这符合中国的孔孟传统，即学者治国的正当原则。和他们一起受迫害的还有现代业务专门家，他们也是要求在他们领域内的自主权的。一旦这些人在1957　年都被剥夺工作以后，毛的中国革命就准备进人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候党和国家机关―　其中的人又多是知识分子―　也都被停止工作。
在毛去世了以后，鼓励知识分子变成了头等大事。邓小平改革中的教育方向是创造一批苏联模式的知识分子，就是适合于官僚机构要求的，既有专门学识，又听话的人。在l978　一1979　年的短短两年时期内，这个政权曾允许过北京”民主墙”上贴“大字报”，鼓吹个人自由和民主，但不久以后就取消了。
中国自由派精神继续在文艺和其他方面有所恢复，但是免不了要碰到旧日国民党的老问题：让自由的钟声敲下去吧，迟早它会敲响一党专政的丧钟；但如果严厉地禁止，又会驱使有才能的人处于敌对地位，而那些人才却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处理，正像我们美国人永不停顿地试图为德行立法一样．难乎其难。一度在工农业的小型企业间允许实行责任制，可是不久，在1953　年初文艺工作单位就大肆搞起合同来了。不过这股风很快就刹住了，因为太多不可控制的言论都出来了，其中有些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这四项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
有一个影响更大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的现代化节奏快得几乎等于西方化了。例如中国男女青年虽然没有结婚，已在公共场所拉起手来，有时甚至于接吻，以前这是只限于在卧室里发生的动作，因为人们都知道它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不但如此，物质的东西超过彬彬有礼的言行而占优胜的地位。一个世纪以前的老顽固，必定在坟墓里气得晕头转向，毫无疑问，他一定留下很多后代子孙。
上面提到的邓小平提出的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几个方面，不过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的例证。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估量语言在怎样改变，文学在采用什么形式，行为的规范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以及不大具体的中国文化因素在如何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以适应“现代化”的物质积累。这里不能试图检阅、更谈不上总结中国在劝年代的发展。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充满着变异、对比、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过多的人口―　他们不管怎么样都必然要生存下去！
19　透视
在第一章里，我们提出一种观点，即在革命过程中，将科学和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物质影响同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深刻而又缓慢的变化区别开来是有益的。表面物质的可以看得见的变化掩盖着社会变化的缓慢潮流―　这个隐喻提出的问题无凝和它解决的问题同样多。这就使我们从热汤中爬出来又跳进火坑里。但是它有一个用处，就是把“现代化”的物质的东西，例如城市、动力机器、蒸汽运输、公路、公共汽车等现代世界司空见惯同中国人民按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形成的特定价值观念、倾向和社会习惯区别开来了。（所有这些字眼都需要给以定义，但是在一部叙述性的历史著作中，我们只能使用可以找得着的字眼，不然的话，就叙述不成了。）
以上的设想，使毛泽东找到了他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　他声称要成为一名社会文化变革的工程师，虽然他的两项主要创作都没有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对着社会革命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么样使农民更充分地进人到国家活动中去。政治的目的是避免叛乱。文化的目的是使有才能的人发挥作用。经济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现代化和社会革命，有时乍看起来好像马克思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但如果是这样，这个观点在这里就是因果倒置了。变化较慢的层次是文化；现代经济变化是比较快的。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换言之，19　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已经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聪明，以至于他们不要求现代化。
革命总是遭遇一个共同的命运：在当时它们似乎像突然爆发的火山似的，既不可预侧，又无法控制。但事过境迁回顾它们时，却都渐渐淹没在风景画中，好像一座山的两边山脚，因和果都分不清楚了。
我们看到邓小平的改革取得的重大进步，不禁回忆起历朝奠基者的事业都在他们的后代第二号大人物手中得到巩固―　例如唐太宗皇帝，宋太宗皇帝，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每一个朝代，开国者的不可缺少的武功，后面都接着一个伟大的建设时期。
如果我们要着重强调宏观连续性的话，有几个基本特点现在还存在着：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
如果我们把1800年和1985年比较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特点依然存在，在不同程度上它们的连续性也依然存在，只不过在它们之中可以看见一些新的事物。有梯田的山、河流和水淹过的平原还在那里，不过水力已被利用；洪水已得到控制；土壤、作物和耕作方法有了改进。同时，拥挤的中国人民不再被疾病所困扰，他们的寿命长多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好不容易才明白它的许多职能下放给地方来履行要好得多。虽然通过现代设备中央的命令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传达到地方，但是为了真正收到好效果，还应当鼓励地方发挥它们的首创精神。地区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在一个单一的国家里一切做法都完全一致也不行。旧时代的下级士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更多的地方干部和党委书记还得向农民收税和向他们的上级汇报工作。最后，官僚上层同人民之间有一套共同的信仰，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毛泽东思想显然是在变动中的。可以预料，它将和孔子学说的某些残余相和谐，例如对于权威的尊敬和按照身份不同而具有的义务感。可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意（可能太快了一点）科学解释的优越性，而不接受什么“阴”与“阳”、“理”与“气，，的原则。如果我们看一看近代中国―　不是它的现在和未来―　的运行结构，我们就会碰到一个令人烦恼而被人忽略的问题：1800一1985　年间的中国，在政治上（技术以及思想方向有很多现代化，姑且不论）究竟处于朝代循环的什么位置？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我们西方人―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都有一种偏见，就是认为中国是按照欧洲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同样演进下来的。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暖昧的了。西方两次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自由主义一次，马克思主义一次，都是我们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们放了一架马鞍子在中国身上，但它并不真正合适。我们今天乘在这架马鞍子上，并不比毛泽东乘在上面好多少。把中国的新秩序叫做“社会主义”是一种时髦，如果你夸奖〔　或者害怕）这个名词的话；可是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那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什么时候都区别得清清楚楚的。“资本主义”在近几个世纪中，有过丰富和多样的经历，这个名词现在除了修辞外，几乎没有实质意味。不管叫杜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反正现代中国政府正在领导着中国的改造，并且它带着类似新朝代的很多特征。尽管它有其新奇的一面，但它同元明两朝过渡时代的朝代“循环圈”有着共鸣，正如它同法国的，英国的或苏联的社会主义有着共鸣一样。它也可以同日本明治维新做一个比较。但说到最后，中国毕竟还是中国，照例还是按它自己的格局改革。它的社会主义是可取的，因为总的说来，日常生活趋向于集体和群体，而不是趋向于个人。经过150　年的政治活动，我们曾经走出的地方和我们走进去的地方，似乎相距不是很远。
我们既已承认过去发生的一切为中国的革命奠定了基石，那么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事实的另一面即，从18　伪年到1985　年的发展和变化过程。简单说，人口和商业的迅速增长，导致了城市化和农村社会的开放。城市生活需要更大的分工，更多不同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公认的行业的增加。城市移民的增长是一个世界趋势。拥入城市的有小规模的经营者，梢客，店员，讨好有钱摆阔的上等人家的工艺品专家等，不一而足。
从这些人当中，渐渐出现一批“上层活动家”，就是上层阶级中以私人资格参与地方和省、市级活动并经常关心政府和国家大事的人。络绅担负地方责任、出面解决地方问题的历史传统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这也因为清政府没有和社会的发展同步前进，所以造成了这种局势。
满清朝庭在1860　年以后没有引导出一个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现代发展历程，原因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的，另一部分是机制的。政治方面，这个王朝曾经有过它的最美好的岁月，因此它总是朝后看，极端保守地尽力维护它的伟大传统和对中国的控制。这里有两种因素起着作用：第一，朝代生命力的衰竭，能力、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丧失；第二，自己是一个非汉民族，而当时代要求汉族中国人发挥民族主义精神时，自己还牢牢守着手中已有的权力。这两种因素妨碍了满清实行西化和做出像日本一样的现代化努力。
　
第二部分原因在于清朝固有的机制。这个帝国在理论上和礼仪上是优越的统治者，但是在地方上它是虚弱的、无效率的。上面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朝廷政府，可是它却很松散地凌架于一个分散的经济和社会之上。经济和社会在发展，可是政府的财政收人（举例说）毫无增长。所以，上层“社会活动家”大部分存在于官方渠道之外。本来2O　世纪初是个很好的机会，当时清朝的改革是可以激发、甚至培养中国汉族改革家的，但它没有给他们以参与地方和全国政府工作的机会。
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更广泛地继承了这种上层社会活动的传统（虽然规模宽广得多）和19　世纪沁年代已开始的富国强兵运动。沁世纪加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和北伐战争时期，这两项运动就合而为一了。但是这种混合自加世纪30　年代初以后又被破坏得无法进行，一方面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侵人和国民党加紧备战，另一方面中共完全不要搞什么改革，一心动员和武装农民干革命。在日本的侵略和中共武装革命之间，南京政府扶持倾向洋的人中国自由派仅仅几年时间，没有机会使他们有所发挥。当然，他们可能完成什么事业，始终不敢断言。
用政治术语说，清朝是靠笼络汉族上层阶级而统治中国的。士大夫在地方事务中是容纳于官方系统的。如果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