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书通览 许保林 著-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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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公元前１７９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公元前２０９年－前２０３年）；后者断为汉宣帝五风三年（公元前５５年）。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那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措施》，《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３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１）《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溶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３）《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４）《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彛�》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入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彛�》〃断为战国时已有《六韬》之名行世，看来证据不足。《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兵》，两地出土的汉简均有篇题名称，而均未见《六韬》之名。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六韬》之名的文献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其中有：〃《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后汉书·窦何列传》）〃善诵《太公六韬》。〃（《后汉书·徐璆传》及《左雄传注》）〃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征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后世相沿至今。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著录《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即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葆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三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文韬》：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
　　《武韬》：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龙韬》：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
　　《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
　　《豹韬》：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
　　《犬韬》：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车士第五十六、武骑士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
　　《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内容非常丰富。《文韬》主要讨论了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了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了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了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条件情况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
　　《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己知彼〃，〃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命题，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以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１７７２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六韬》也有许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气〃是一种迷信方术；《文师》中的〃钓饵〃之术表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明主〃〃贤将〃决定社会发展，是唯心史观的反映，等等。
　　《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版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１）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太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２）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二十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３）《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徵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篇或佚文。（４）《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丛书本及其注释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第八节阴符经

　　《阴符经》又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注。此书出现于唐代，最早记载见于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木部》；最早著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但它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属悬案。关于作者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黄帝撰、战国山林之士撰（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晋杨羲撰（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道家类·阴符经解》）、北魏寇谦之撰（见唐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唐李筌撰（见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和宋朱熹《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关于成书时代主要有商末说、周末说、战国说（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战国末说（见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阴符经》）、东汉末说（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阴符经》）、晋说、北魏说、唐说（后三说见上文注）等。近年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家，一是王明的东晋说，认为成书于东晋以后，约在公元５３１年至５８０年期间（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二是李养正的战国末年说，认为此书是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点，在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的运用和发挥，是战国时期激烈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它可能成书于战国末期（见《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阴符经》）。
　　《阴符经》，自李筌始为其作注以后，历朝为其作注的都很多，宋郑樵《通志》著录的各种本子有三十九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