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书通览 许保林 著-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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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论兵残简。这么多兵书同时出土，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它既使我们得以见到兵书的古本旧貌，又得到了成书时代的实证，尤其是了却了是否有两个孙子和两部《孙子兵法》的公案，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学的宝库，增添了古代军事史的资料。
　　以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宋明以来的一些辩伪学家否定《孙膑兵法》在历史上的存在，判定《尉缭子》、《六韬》等兵书为伪书。这次大量兵书竹简出土，提供了新的证据，否定了一些辩伪家的结论。在学术界迅速掀起了一个研究和介绍古代兵书的热潮。对这次出土竹简兵书研究贡献最大的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他们整理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影印本、校注本、注释本等。为学者们研究这些竹书提供了方便。之后，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兵书的专著和论文，如《孙武、孙膑兵法选》（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印行）、《孙子兵法新注》（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孙膑兵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孙子兵法注释》（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孙子兵法译注》（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１９７４年４期）、《〈孙子兵法〉的作者及其时代》（《文物》１９７４年１２期）、《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文物》１９７４年１２期）、《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１９７４年１２期）、《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１９７５年３期）、《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孙子〉著作时代和作者的重议》（《文史》第七辑）、《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１９７６年１２期）、《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１９７７年２期）、《〈尉缭子〉初探》（《文物》１９７７年２期）等等。
　　银雀山汉墓出土兵书，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反映，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１９７４年我国《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及其他兵书在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引起轰动，专家学者惊叹不已，纷纷撰写研究论文，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消息，仅《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新闻》、《每日新闻（晚刊）》、《东京时报》这六种报刊，从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６日至５月４日这十九天中，就发表了二十一篇消息和专文。接着又翻译了《孙膑兵法》，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１９７３年，河北省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了《太公》、《文子》等重要竹书。《太公》的出土对研究《六韬》有重要意义。关于太公的书，《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周史六彛�六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道家类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有《太公六韬五卷》，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由于史书记载不详，后世对《六韬》产生种种猜测。《太公》竹简的出土为研究《六韬》提供了新的线索。这次出土的《太公》竹简，共发现《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卅》等十三个篇题，其中只有《治乱之要》等三篇的内容见于传本。另外，有六篇的内容见于传本，却未见篇题。还有相当一部分记有〃武王问〃或〃太公曰〃的简文，内容不明；有的句子或片断曾为初唐以前的文献所引录，或称引自《六彛�》、或称引自《金匮》等。把这些残简与银雀山《六韬》残简、唐卷子本《六韬》残篇，以及传本《六韬》进行对照研究，能给人许多启示。比如，两地汉简都有《六韬》之文，均不见《六韬》之名，说明西汉时大概凡署名太公的书均称《太公》，而尚未有《六韬》之称。两地汉简均有与今本《六韬》相同的篇题和内容，又有许多不见于今本的篇题和内容，说明今本已非全帙，只是汉代本的一部分。
　　１９７８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塞１１５号西汉墓出土木简《孙子》佚文。关于《孙子》的残简虽然不多，但有〃十三篇〃字样，对于研究《孙子》本文的篇数，以及它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八十二篇〃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尤其是为《孙子兵法》早期在西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资料。
　　１９８２年，解放军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将军为支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编撰工作，将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书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供研究参考。就在这批古兵书中发现了失传数百年的徐光启兵书《兵机要诀》。当时上海正进行纪念徐光启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的筹备工作，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徐光启著译集》，听到这个消息，即决定将这部失传兵书收入《徐光启著译集》影印出版。《兵机要诀》是一部关于军事训练的兵书，集中反映了徐光启的练兵思想。书末还辑录了当时制火器、火药新法。它对于研究徐光启的军事思想、明代的军事训练，以及火器、火药制造都有重要价值。《兵机要诀》被发现后，相继出现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部兵书的文章，如方行的《新发现的徐光启专著抄本述要》（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文汇报》）、王庆余的《新发现的徐光启《兵机要诀》（《复旦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３年３期）、许保林的《兵机要诀》介绍（《战术研究》１９８７年２期）等。
　　１９８３年底至１９８４年初在湖北江陵附近的张家山汉墓出土了一千多支西汉早期的竹简，其中包含失传已久的重要兵书《盖庐》。这是一部问答体兵书，盖庐问、申胥答，实际上是记述的申胥的军事思想。书中盖庐即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申胥即吴国大臣伍子胥。《汉书·艺文志·兵技巧》著录《五（伍）子胥十篇图一卷》，早已亡佚，《通志》载有伍子胥《兵法》一卷，今亦不得见。《盖庐》详论〃用五行之道〃，〃用日月之道〃，强调〃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圜，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等观念，其阴阳家的倾向十分明显。在《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著作全部亡佚的情况下，这部古佚兵书，对于先秦至汉初兵阴阳的研究，显得更加有价值。

　　第二节兵书研究的繁荣

　　１９７８年以前，兵书研究在考古发掘和发现的推动下，虽然有一定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比较薄弱，发展也不平衡，对《孙子兵法》研究较多，对其他兵书研究较少。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兵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这个时期兵书研究繁荣的标志是：（１）国家重视。经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１９８２－－１９９０）》，就包括有兵书在其内。（２）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由原来只限于几本兵书和个别专题研究发展到综合性研究和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如有的从宏观上研究兵书的发展史，有的从哲学、管理学、文学、心理学、人才学、物理学、分类学、情报学、系统论、决策论等方面开掘兵书资源。（３）整理和研究工作向着系统化方向发展，由原来的只出单行本发展到出版大型的兵法丛书。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联合出版大型军事丛书《中国兵书集成》，计划收录兵书一百余部，装订五十册，已出版十五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丛书，已出十余种；《中国古代兵法译从》丛书，已出二种。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军事著述选读》丛书，已出四种。（４）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入。这不仅表现在对原文版本校勘、文字注释的精益求精，更主要是表现在对兵书军事思想、学术价值的探索和阐发。（５）工具书、特别是大型工具书加强了对兵书的介绍。《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收入兵书条目三十七条；《辞海·军事分册》（修订版），在原有兵书辞目基础上，增收十七种兵书。（６）研究成果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出版的专著有４０余种，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或文章有二百余篇。兵书研究大致包括综合研究、专书研究、专题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关于兵书的综合研究这一时期，兵书的综合研究有了一定进展。１９８３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兵书杂谈》（王显臣、许保林著），填补了综合研究兵书的一项空白。该书是从宏观上研究和介绍兵书的。它对兵书的历史、著录、分类、作者、版本、流传、兴衰际遇、主要内容、社会作用，以及兵书之外的兵法资料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探讨和阐述。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古代兵法要籍选译》（吴如嵩、霍印章著），从二十一部有代表性的兵书中选出重要篇章，进行注释、今译，书中除对每种书分别作出评介外，前言部分还较系统地论述了古代兵书的军事思想、历史地位、现实意义等问题。１９７９年《文献》第７期发表了《中国历代兵书述略》（谈今著），文章按照历史顺序论述了兵书的发展史，对每个朝代的兵书概况、特点及重点兵书略作评说。
　　二、关于专书研究专书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但仍以《孙子》为最多。这一时期对《孙子》的研究更趋活跃，有重要进展。其特点是：研究的成果多，出版专著１０余部，发表论文和学术文章百余篇；研究的角度广，已跳出释词训义的圈子，从军事、哲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学、音韵学、情报学、预测学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研究、展开了学术争鸣，对《孙子》的成书时代、军事思想、概念训释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郭化若的新作《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译注信达，评介公允；军事科学院战理部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引证恰切，译文晓畅；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从历史背景上解说其军事思想，通俗易懂；杨丙安的《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参证广博，用功颇深；李世俊等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则是别开生面之作；庞齐的《孙子兵法探析》（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张文穆的《孙子解故》（国防大学１９８７年版）等也是研究《孙子》的力作；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校解》（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则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人用中文写成的研究《孙子》的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彣《孙子字义探微八则》（《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０年１期）、孙祚民《张献忠与〈孙子兵法〉》（《社会科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１年２期）、娄良《论〈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南开史学》１９８２年１期）、效汶《孙武的认识论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辑刊》１９８２年２期）、席绍曾等《孙子哲学思想新探》（《武汉钢铁学院学报》１９８２年增刊）、杨丙安《〈孙子〉书两大传本系统源流考》（《文史》第１７辑）、魏知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８４年３期）、钮国平《〈孙子〉韵例》（《西北师院学报》１９８５年３期）、李泽厚《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１９８４年４期）、汪柳《（〈孙子·势篇〉三议》（《军事历史》１９８５年１期）、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辩》（《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７年３期）、振筑《论〈孙子兵法〉的修辞艺术》（《军事历史研究》１９８７年１期）、刘思起《〈孙子〉的战略思想》（《中国军事科学》１９８８年３期）。这些论文大都不拘旧说，独辟蹊径，努力从版本、校勘、训诂、音韵、修辞、时代特征、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孙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一时期讨论较多的问题，一是关于《孙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问题；二是关于〃势〃和〃形〃的理解问题；三是关于《孙子》的思想渊源问题；四是关于《孙子》的理论体系问题；五是关于《孙子》的哲学基础问题；六是关于《孙子》的战略思想问题。
　　《孙子》之外的专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部兵书：对《吴子》的研究，集中在辩伪和军事思想的评价方面。
　　专著有李增杰《〈吴子〉注译析》（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