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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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观点上，我们也与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们大相径庭。不久，我就发现，约翰 ·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游在福特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为共和党募集钱款。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以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为公司中最大的单位福特区的主管，我同样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说服任区内约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员，向共和党捐献资金。
相反，我给手下的每一位人发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基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而私人的捐助则是两个党派生存的基础。我说，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只捐助两党中的一个党派。信中接着说道，如果他们希望捐助民主党，则应该将钱款交给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党的人，则应将钱交给约翰 ·巴加斯先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会支持哪一个党派，但我希望，他们只支持其中之一。在许多管理人员的同僚中，我这样的做法，并未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显而易见的，好在我与亨利·福特二世之间已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为公司创造利润，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愿来自由行事。“神童”们并没有辜负他雇佣我们的初衷，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们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包括两任总裁）。与此同期，公司的发展日新月异，赢回了由通用汽车公司占领的大片市场，股票的价格也扶摇直上。
查尔斯·B·桑顿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与我们在一起——由于与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刘易斯·克鲁索发生口角，他辞职不干了，在这里只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也有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遭受解雇的命运，在公司和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上，我与众多的同行们具有明显不同的看法，在诸如安全、减少污染、功能设计和经营方案等问题上，我们常常争论不休。然而，我总是找到了与他们合作的途径，由于确实做出了成绩，我的职位也接连不断得到了晋升。
一九六○年夏天，欧内斯特·布里奇准备从公司退休，他的职务仅次于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约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们德国公司的总部就设在那里。一天我们在城里呆到了深夜，清晨两点才返回旅馆。
电梯在我和约翰·巴加斯住的楼层上停下来，我们走了出来，亨利·福特二世的套房在上面一层，但他叫住了我：“鲍勃， ＇ 译者注：鲍勃为罗伯特·S·麦克纳玛拉的昵称 ＇ 来喝一杯，好吗？”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说，“我想睡觉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约翰·巴加斯说。
“噢，我只想邀请鲍勃。”亨利·福特二世对他说。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这时，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担任公司总裁的要求。我告诉他，我得考虑一下，并与玛格丽特交换意见，一周之内，我会给他明确的答复。一周之后，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会议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通过。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为福特的总裁已有七个星期了。这天清晨我从安阿伯的家中出发，驱车前往迪尔伯恩的办公室，中途，我在里佛红铁粉厂停留了一下，最后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到达了办公室。我的秘书弗吉尼亚·马歇尔递给我一份长长的来电者名单，由于我曾指示她，由我来回任何一个打进的电话——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发泄不满的——所以，并没有审阅名单，我就将它回递给她，并说：“开始拨电话吧。”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她告诉我：“罗伯特·F·肯尼迪已经接通。”我还从未见到过他（七年半之后，我帮助将他的骨灰盒带到了阿林顿公墓的坟地上），也想不出他为何要给我打电话，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你会见我们的内弟萨金特·施赖弗，新任总统将不胜感激。”他说。
我告诉他，我非常高兴这样做——尽管我并不认识萨金特·施赖弗，也猜不出他为何要会见我，并提议时间为下星期二。
“不行，”罗伯特·F·肯尼迪说，“他想今天就见到你。”
我指出，现在已是上午十一点了。
他回答说：“时间由你来定，他肯定会到的。”
这样，我只好说：“四点吧。”
刚好四点整，萨金特·施赖弗就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了。
谈话一开始，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新任总统让我向你提议，请你担任财政部长的职务。”
“你疯了，”我说，“我根本不够格。”
“如果你执意不肯，”萨金特·施赖弗说，“那末我授权再告诉你，杰基·肯尼迪希望你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太荒谬了！”我说，“我根本无法胜任。”
“这样的话，至少新任总统希望你能同意，明天去华盛顿与他会面。”萨金特·施赖弗仍未退让，我只能默认了。
亨利·福特二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萨金特·施赖弗离开之后，我来到他的房间里，打算告诉他我们谈话的内容，使他放心。然而，碰巧亨利·福特二世去纽约了，刚刚离开。我只好向公司要了一架飞机，将我送到了那里。这样，在第二天我与新任总统会见之前，我将情况简单地告诉了亨利·福特二世。当我诉说之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而我只能反复强调，我的华盛顿之行将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变化。
第二天，在乔治敦N街的住宅里，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接见了我。摄影师、电台播音人员和电视摄像人员云集于此，将那幢三层红砖楼房前面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只好通过房子后面的一条小道，将来访人员悄悄带入房子。
我们见面后相互握手，这时，新任总统问我，我是否将担任他的国防部长，我还是像回答萨金特·施赖弗那样说：“我不是合格的人选”
“那么，谁是呢？”他问道。
我并未意识到他的提问只是一种修辞的方式，并提议由托马斯·盖茨即现任国防部长担任。那天早晨，在去乔治敦的途中，我实际上已在五角大楼作了停留，想弄清托马斯·盖茨是否愿意在新政府中继续任职，他的表示是肯定的。我与托马斯·盖茨相识于斯科特纸品公司，并先后担任过管理职务。
新任总统并未就此发表任何看法。他对我认为自己不合格的看法不以为然，异常平静地指出，就他所知的范围而言，既没有学校是为培养国防部长而设立的，也没有学校天生就是总统的摇篮。他要求我至少应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并要求我下周一再次与他会面。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也指出，我相信答案将是相同的。
为什么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将我作为部长的人选呢？我很难做出肯定的答复，但我相信两位人物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鲍勃·洛维特，他熟悉我在福特的声誉和在军队中的业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是哈佛的一位开明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去底特律的野外实习课中，我认识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直到现在，我们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时，他正在探索一种联合式的执政管理模式，之所以选中我，是因为他听说，在底特律有一位汽车公司的管理者，其行为处事显得颇为古怪。我一直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他《富裕社会》中的语句：“陈陈相因”，就不禁乐出声来。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以后对我说，他之所以提出了我的名字，是因为他认为，总统需要一位富于创新观念的商人，党派的分歧对其也无关紧要。就像大多数人的看法一样，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极有可能认为，我是一名共和党人。新闻媒体也时常作出了这样的归类，因为，二十一岁的我在加州选举登记时，是以共和党拥护者的身份登记的，其实，这不过是因为父亲的观点也是如此而已。
我和玛格丽特整个周末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与我们的三位子女们进行了交谈，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我离开了福特，家庭的收入前景将会完全不同。我并无巨额的财产，但已有了尚未动用过的大量股权，以及每年总计超过四十万美元的年收入（这个数额与现今时代的二百万美元大致相等）。倘若我接受了新任总统的任命，我每年的薪水将只会达到二万五千美元。
孩子们对此丝毫没有兴趣，玛格丽特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这样，星期日我们坐在书房里做出了决定，只要我觉得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那么我就应当接受它。
我们也探讨了一下接受此项职位的前提条件，这主要有两件事：我必须有权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最有才华的人手（不管他们属于何种党派），来组成国防部的高层领导，以弥补我在经验上的欠缺。另一点也将应该澄清，我绝不会因为接手这项职务，而过多地参与华盛顿的社会事务。对于如何处理好这两件事，我尚无明确的答案，毕竟，面对一位新任总统，讨价还价似乎是不妥当的事情。
就在我们谈话期间，我注意到门外已是大雪飞扬了。一个主意突然出现在脑海中， “为什么不可以给新任总统打个电话呢？”告诉他，由于天气的原因，我的华盛顿之行将会推后一两天，我将会立即发一封信给他，说明我对任职的想法。
我拨了他给我的号码，电话接通了，但是，此时此刻，他不在华盛顿。最后，我将电话打到了棕榈滩，他接到了电话。新任总统对会面日期的推迟并不介意，他说，华盛顿也在下雪，他也无法于明天赶回那里。
我无法设想如何将我的那封信寄给他，最后，星期二我启程去见他时，我将信塞进了口袋里，随身带去了。我再次从后门进入了那幢N街上的红房子。新任总统和罗伯特 ·F·肯尼迪正坐在一架双人沙发上，我坐在了他们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并立即告诉他们，我已将我的想法写在了信上，一看即可明了，或许，这是新任总统了解我想法最简捷的途径。
他阅读了那封信，然后，不动声色地将信递给了他的兄弟，罗伯特·F·肯尼迪在信上扫了几眼，又将信递回给他的哥哥。这时，新任总统问道，“你认为怎样？”
“太好了。”罗伯特·F·肯尼迪说道。
“我也有同感，”新任总统说，“让我们宣布这件事吧！”他拿出一本黄色的便笺，起草了一个发言。然后，我们走出了房间，来到楼前的台阶上，向新闻界的人士们宣布了此事。这样，玛格丽特和孩子们将会知道，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移居到华盛顿来。
获悉我的决定之后，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母亲埃兹尔·福特夫人感到十分震惊。我极力辩解说，对于他们和福特汽车公司，我绝无二心，但在国家召唤我时，我是不能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尽我应尽的职责的。尽管，他们理解我的做法，但是福特夫人还是感到异常的心烦意乱。她确信她公公老亨利·福特对她丈夫之死负有责任，他将其丈夫安置在压力极大的商业环境中，这无疑是置他于坟墓中。情况也确实如此。她决心不让儿子再重蹈丈夫的覆辙，并指望我能帮助他减轻压力。
同意接受该项工作后又过了几天，我返回了华盛顿，开始着手为本部门招募高层工作人员。住处、办公地点、秘书和工作人员均还没有着落——我们尚未收到安置的经费 ——我只好先住进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肖尔哈姆饭店。按照我对智商标准、教育背景和阅历情况的要求，我着手草拟一份人员的名单。我先通过电话向有关人士进行了咨询，这包括：洛维特、加尔布雷思以及约翰·麦克洛伊，后者是纽约的一位律师，也是东部权势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对于他们和其他人推荐的每一位人物，我都将其名字写在一张卡片上，并记录下我所能够获悉的其个人方面的所有信息和资料。
在萨金特·施赖弗和他的助手亚当·亚莫林斯基（后来，在五角大楼里，他成了我的特别助理）的协助下，经过反复甄选，我确定了其中的一些人作为进一步面谈的对象。面谈之后，我向新任总统提交了选中者的名单，由他向国会提名。 约翰·F·肯尼迪总统无一遗漏地采纳了我提出的人选。
通过这次甄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涌现出来，他们工作在同一个部门中，这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他们中的五位以后也担任了部长的职位，这包括：哈罗德·布朗、约瑟夫·卡利法诺、小约翰·B· 康纳利、保罗·H·尼采、赛勒斯·R·万斯。
招募过程也使我自负固执的性格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