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大案2006-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按照原告律师的计算，被告信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已长达4年，范围从新疆到深圳遍布全国，枪和剑各生产了8181件，而按照最近的每件3800元计算，销售额在6000万元。
　　海淀法院经过审理，确认了参与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认定三军仪仗队有资格作为这起案件的原告。但对仪仗队提出的肖像权、名称权受到侵犯的主张没有支持，只认定其名誉权受到了侵犯。
　　海淀法院认为，名誉权是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信禾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大量三军仪仗队50周年阅兵、军官敬礼、操练、检阅等画面用于宣传。三军仪仗队以展现海、陆、空三军的形象，担负着迎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重大仪仗司礼任务，具有特殊的形象意义，有别于一般的单位组织，因而三军仪仗队特定形象为公众所认知和接受，并因三军仪仗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给其带来相关的名誉，但信禾公司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将三军仪仗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广为宣传，必然导致降低和损害三军仪仗队的对外形象，足以造成社会评价降低的事实，所以认定信禾公司的行为侵犯了三军仪仗队的名誉权。
　　而关于仪仗队所主张的肖像权和名称权，基于肖像权属于人身权范围，依其权利性质其属于自然人固有的权利，具有专属性，肖像权人仅为自然人，而非自然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所以对于三军仪仗队主张的肖像权，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是否侵犯名称权，海淀法院认为，在信禾公司的产品说明中虽然使用了“三军仪仗队”的名称，但其文字描述属对事实进行描述的内容，依据我国《民法通则》民事主体有权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其名称，但信禾公司的行为既不构成对专有名称的干涉、盗用、假冒，也未使用“三军仪仗队”直接为其产品进行的文字宣传，所以，认定信禾公司不构成侵犯三军仪仗队的名称权。
　　2005年11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三军仪仗队要求认定信禾公司侵犯其名称权、肖像权的请求，确认信禾公司侵犯三军仪仗队名誉权，并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判令深圳市信禾公司将现有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仪仗大队的相关五十周年阅兵、军官敬礼、操练、检阅等画面的“将军配剑”、“红色八一步枪”产品所有的宣传册、光盘、挂画全部销毁，并不得再行使用、转让，以停止侵权行为。在媒体上进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人民币10万元。
　　遏制商家以军队旗号做广告，二审判赔80万元
　　海淀法院作出判决后，三军仪仗队和深圳信禾公司都不服一审判决，双双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诉。
　　三军仪仗队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信禾公司使用三军仪仗队军官行礼图做广告，不是因为广告上这几个军官个人的号召力，而是通过追求军官身上军装所体现的三军含义来烘托其产品的信誉度，原审将其归入侵犯名誉权没有单独予以保护，不利于维护人民军队的形象；信禾公司在其宣传中多次使用“三军仪仗队”，根本目的在于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构成对其名称权的侵犯。
　　三军仪仗队虽然一审胜诉，但仍认为一审判决遗漏了一项重要侵权事实，即信禾公司把手持军刀的三军仪仗队队长的照片，通过电脑制作方式，将其手中所举的军刀移花接木换成一把信禾公司生产的“将军佩剑”。此外他们还认为，原审法院判决10万元的赔偿额度太低，起不到保护三军仪仗队形象的目的，故请求终审法院重判。
　　信禾公司的上诉理由是，他们将三军仪仗队部分形象用于产品说明不会降低其社会评价，不会损害对方的名誉权。信禾公司没有实施诋毁、诽谤三军仪仗队名誉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判决赔偿的数额于法无据。
　　接到仪仗队和信禾公司的诉状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这次开庭与一审开庭时冷冷清清不同的是，30余名身着陆、海、空军服的三军仪仗队官兵列队走进法庭旁听席，为了维护三军仪仗队的声誉，副大队长李本涛也到庭参加诉讼。一审一直缺席的信禾公司，此次也派出了一位律师和一位设计师到庭应诉，信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涂先生也出庭参加了诉讼。
　　庭审中，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围绕各自主张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三军仪仗队律师当庭提出，图片中手持军刀的仪仗队队长李本涛就坐在旁听席上，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出庭作证。但信禾公司表示已承认使用三军仪仗队的照片，没有必要再为此作证，该意见被法庭采纳。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法庭主持下的庭外调解也因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而没有成功。
　　经过对案件进行认真审理，一中院作出了三点基本认定：
　　一是认定仪仗队官兵整体肖像利益应当受保护。涉案照片内容虽为三军仪仗队的军官的肖像，但该照片体现的是三军仪仗队的形象，该形象具有较高的商业使用价值，该价值系由三军仪仗队就其自身形象所做努力及付出而形成的。因此，虽然三军仪仗队不能依据法律享有该照片的肖像权，但三军仪仗队对于使用该照片所带来的整体肖像利益享有权益，该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三军仪仗队虽非商业营利单位，但他人擅自使用三军仪仗队的照片，必会给三军仪仗队的利益带来损害，其行为构成侵权。信禾公司在未征得三军仪仗队同意的情况下，将三军仪仗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广为宣传，必然导致降低和损害三军仪仗队的对外形象，足以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该部队所拥有的整体肖像利益，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二是认定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名称构成侵犯。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名称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名称权。信禾公司在对商品的宣传中多次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并未征得三军仪仗队的同意。且从使用的目的分析，其对于该名称的使用也不属于新闻报道范畴。虽然表面上该公司对于三军仪仗队名称的使用属于对事实进行描述的内容，并未使用三军仪仗队名称直接为其产品进行宣传，但信禾公司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推销，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信禾公司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其行为构成对三军仪仗队名称权的侵犯。
　　三是认定诋毁、诽谤行为名誉侵犯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而在这起案件中，三军仪仗队在社会上评价的降低，系因信禾公司侵犯其形象所致。信禾公司并无诋毁、诽谤三军仪仗队名誉的行为。因此，三军仪仗队认为信禾公司侵犯其名誉权要求该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
　　对一、二审法院的两份判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对三军仪仗队主张的被侵害的“三权”的认定有所不同。
　　关于名誉权：一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未征得三军仪仗队同意，即将该部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广为宣传，必然导致降低和损害三军仪仗队的对外形象，足以造成社会评价降低的事实，侵犯了该部队的名誉权。二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并无诋毁、诽谤三军仪仗队名誉的行为。因此，三军仪仗队认为信禾公司侵犯其名誉权，并要求该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名称权：一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在宣传材料上虽然使用了“三军仪仗队”的名称，但未构成对该名称的干涉、盗用、假冒，也未使用“三军仪仗队”直接为其产品进行文字宣传，故不构成侵犯三军仪仗队的名称权。二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推销，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其行为构成对三军仪仗队名称权的侵犯。
　　关于肖像权：一审法院认为三军仪仗队提出的形象权利，因我国法律尚无形象权规定，且考虑到因本案使用特定形象给三军仪仗队所造成的损害，均可在名誉权范围内予以司法救助，故不单列为一项权利予以保护。二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将三军仪仗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广为宣传，必然导致降低和损害三军仪仗队的对外形象，侵犯了该部队所拥有的整体肖像利益。
　　2006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宣判。上午9时许，三军仪仗队的30余名官兵在市一中院办理了旁听手续后集体走进法庭，端坐在旁听席上。此案原定于上午9时30分宣判，但法庭一直等了很久，上诉人深圳市信禾公司方的席位上仍空无一人，法官随后进行了缺席宣判。
　　“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9时50分，法官宣读了最后的判决结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确认三军仪仗队的肖像权和名称权受到了侵犯，但对其名誉权受到侵犯的主张没有支持，依法作出了要求信禾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向仪仗队赔偿损失80万元的终审判决。
　　宣判后，深圳市信禾工艺品公司总经理涂先生表示：“我们至今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地就被告上法庭。”涂先生表示，如果可能的话，还会继续上诉。涂先生表示“这事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说明书里面，使用了一张三个军人敬礼的图片。”涂先生不认为公司触犯了什么法律，因为这张图片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可以算是一张公众图片，而这张图片他们也是从一个笔记本的封皮上扫描下来的。
　　判决后，三军仪仗队的官兵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代理人邹律师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她对记者说：“现在许多商家打着军队旗号大做广告的现象愈演愈烈，这种势头非常不好，三军仪仗队打这场官司，一方面想挽回自己的名誉，另一方面则是想遏制这种社会不良现象。”

　　第七章　作家路遥的身后官司

　　2006年10月19日，记者约见了著名作家路遥的女儿路茗茗，通过路茗茗的深情讲述，首次揭开了长达3年之久的“路遥之女状告生母案”的内情。令人感叹的是，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著作权官司背后，隐含着一个女儿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深情。
　　经过3年的艰苦诉讼，路茗茗最终还是输了这起著作权官司。2006年9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近3年来，关于路遥著作权官司的报道，都称路茗茗认为母亲已经签订了遗产继承协议书，无权代替自己处置父亲留下的遗产，所以将自己的生母林达及两家出版社推上被告席，要求解除《路遥全集》的出版合同。这起案子已经持续了3年，人们关注这场官司，其实更多的是案件背后，关注路茗茗怎么可以为了路遥的遗产状告自己的亲生母亲。
　　很多人忽视了路茗茗打这场著作权官司的目的，准确地说，路茗茗的起诉是“实现父亲生前未了的心愿，让路遥的作品有理有序地出版和发行”。
　　在讲述这个因为著作权官司引发的故事之前，我不能不首先表达我对路遥先生的敬意。在20年前，我还是个刚刚上高中的农村孩子，那时候好的文学作品在农村见到的还比较少，我千方百计弄来一本已经掉了封面的过期文学期刊，那本杂志的头题文章便是路遥先生的名作《人生》，顿时如获至宝，这本杂志在我的同学中互相传看着，最终不知去向。但我清楚记得，我那时候已经偷偷把自己比作《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并在同学中把心目中的刘巧珍、黄亚萍与女同学们画上等号。而且，这部作品直接催生了我第一次懵懂的乡村爱情，以及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并引领我走向文学道路。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小说对我青少年时期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当然，《人生》以及路遥先生的其他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在此之后，我当然不止一次看过《平凡的世界》，在采访路茗茗之前的资料准备阶段，我刚刚看到一组安徽一个大学生带着患癌症的母亲上学的图片，那个大学生手中拿着的给母亲读的书，正是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些场景令人震撼，但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