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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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亦在汇丰之前。但是它是最早在港注册的本地银行,故 而深得港府青睐。 汇丰在开业的同年,便获得发行代银券的特权,这之前,东方、有利、 渣打都曾获得过这种特权。汇丰后来者居上,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 本世纪,香港发行钞票 (纸币)的银行有汇丰、渣打、有利三家。 1978年,有利银行的发行钞票权被港府收回,只剩下汇丰、渣打两家。 两家中,又以汇丰为首。以1980年为例,该年的香港货币发行量为104。 64亿港元,汇丰占其中的70。5%,渣打为19。1%,政府为10。4%。政 府只发行5元以下的辅币(硬币),其余纸币力汇丰、渣打两家发行。 发钞量的大小,不能归结为港府赐予的特权大小,而与该银行实力及 信誉有很大的关系。港市的发行是以外汇基金为发行机制的。发钞银行发 行钞票,必须以十足的资产换取香港外汇基金的无息“债务证明书”,作为 发钞的依据和保证。换取证明书的资产,最初是白银银元,现为美元。比 如,汇丰要发行100亿港市,就必须拿出十足的资产 (美元等)来“买”债 务证明书,这相当于100亿港元的美元有价证券存入港府的外汇基金。 香港的外汇基金由外汇储备和财政储备构成。外汇基金的大部分资产 以外币形式存放在世界各国银行,另有为数不少的黄金白银及港市。香港 的外汇储备在1991年列世界第12位,为289亿美元,但人均占有量却高居世 界第2位,为4962美元。香港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力发行后盾,港币的稳 定性就有保证,港币信誉良好,是世界流通的国际货币之我们从香港的货 币发行制度中可了解到,汇丰是不可通过发钞而获利的,但汇丰可以获誉。 香港是全世界极少没有中央银行的地区,汇丰则获得准中央银行的至尊地 位。 汇丰的发钞特权,也曾使汇丰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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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日军在香港发行军用票。军用票与港币同时流通,官方规 定的兑换率为1元军用票换2元港币,实际上1元换1元,港民都不愿舍弃 港币。到1942年,日本占领军又宣布4元港币兑换1元军用票,更是强盗逻 辑。 当时汇丰大厦己作为敌产被日军没收,作为总督府。汇丰的职员大多 逃港,大班海地被日军囚禁在赤柱集中营。港币不仅流通于香港,而且在 澳门大行其道。日军为了用港币去澳门购买军需物资,强迫汇丰大班海地 签发所有存放在金库里的大面额港币,数额有1。135亿之巨,相当于今日的 近百亿港元。 1943年,汇丰在重庆设立分行。战后,原汇丰的职员陆续回港,海地 带领职员迅速复业。元邦建先生在《香港史略》一书,谈到汇丰对这笔非 法港币的处理: 汇丰银行“首先是1948年4月2日宣布,正式承认被日军迫签发行的1。135 亿港币一律有效,汇丰银行同意把100万英镑 (1英镑约折台16港元)存入 外汇基金,作为这项非法额外发行港币的部分保证金。港府也同意在若干 年内,将该项外汇基金投资所得的利息补足缺额。虽然在资金方面有所损 失,但是却获得香港人民对汇丰发行港市可靠性的信任,这就大大抵消了 损失有余。” 战后,汇丰最大的贷款额投放于交通、码头、机场、供电、供水、电 话通讯、危房改造等公共事业,对迅速恢复香港经济作出较大贡献。海地 大班说:“汇丰的兴盛衰微,取决于香港经济。” 乘船破浪 外资银行买办这一特殊职业,到战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银行在香港 已生存近一个世纪,对香港的经济状况及客户已相当了解;同时,银行与 客户,都有精通双语的人才,沟通不再困难;另外,银行的贷款数额愈来 愈大,买办存入银行的保证金已不起什么作用。 尽管如此,买办对新客户仍有生杀大权。 50年代初,来自上海的商人就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买办均力广东人 的天下。姑且不论地域感情,上海人与广东人在语言上就形成隔阂。 就外资银行来说,他们歧视华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只与何东等少数华 人巨商交往。当时流行一句话:“要想获得外国银行磅水(贷款),最好先 叫何东爵士干爹。” 银行家出身的包王刚,对香港外资银行歧视华人,尤其是歧视沪籍华 人的做法强烈不满,他更下会卑躬屈膝去做何东的干儿子。包玉刚当时主 持上海四人贸易公司,朝鲜战争爆发,他急需资金购买内地奇缺的物资。 包玉刚绕过广东人这一关,直闯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包玉刚声称原 是内地一家国家银行的要员,居然如入无人之境,进入汇丰进口部办公室, 进口部的正副经理,是盖伊·塞耶和桑达士。他们都即将升迁,塞那将任 汇丰主席,桑达士将任项目经理。 包玉刚是个默默无闻,并且在香港毫无商业实绩与不动产的商人,受 到这两位英国人的冷遇在意料之中。也许他们为包氏的不俗气字所吸引, 都耐着性子听完包玉刚的英语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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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桑达士说:“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不用讲明,我们也能猜出进口 这批物资的用途,它们将会转运到中国去,因此,我们不能贷款给你。你 也许会认为我们出于政治的考虑,这完全错了,战争是危险的,战争风险, 就是保险公司也拒之门外。” 包玉刚虽未获得贷款,却认识了未来汇丰的两大巨头。不日,塞耶接 任大班,桑达士出任项目经理——负责在香港的借贷。桑达士并没因为华 商纷纷卷入内地贸易而断绝对华商的交往,他认真考察过包玉刚的四人公 司,仍未贷款给包玉刚。 桑达士回忆道:“在1952年,包玉刚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 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包玉刚做过银行,深知谨慎是银行家的职业“通病”,他很理解桑达士, 也力能与桑达士交上朋友而欣慰。包玉刚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 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 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在某 些时候,中国人歧视中国人,更甚于洋人歧视中国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 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刚,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事实上,在很 长一段时间,包玉刚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刚,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 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其后,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 艘旧船,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 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 到高兴。他知道包玉刚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 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刚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 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 包玉刚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7200吨, 船价为100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期限 为5年,第一年租金为75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刚能从日本银行开到LC (银行信用证),桑达士就兑现借钱。结果,包玉刚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 的LC,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关于这件事,本书第三十章曾有记述。在此仍需作说明的是,桑达士 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 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 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刚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 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 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其 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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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1962年,桑达士被提升为汇丰银行首脑,两年后,汇丰不但不视贷款 造船为大忌,还与包氏联手合作,直接投资参股航运,到70年代后期,包 氏旗下的船只排水量高达1300万吨,列全球航运业之冠,这也成为另一位 华人船王董浩云指责包氏拥有的船只吨位“煲水”的把柄。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这正说明包玉刚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借用一句话, 形容包玉刚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刚。包玉刚的事业,是凭藉汇丰 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刚发达,包玉刚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 行跑赢渣打银行。” 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 六七十年代,正是华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徊不前的时期。贷款资助华商, 既成全了华商,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银行与客户,从来都是相依相 存、互惠互利的。 同步起飞 1971年,沈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1986年沈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 一职,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沈弼时代。汇丰银行在沈弼手中获得更惊人 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 沈弼的英文名Michae1 Saindberg,“沈弼”是他来华工作取的中文名。 沈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国,父亲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职 员。 1945年,沈弼18岁,刚从高中毕业。那时盟军已获得欧洲战场的全胜, 不过世界仍不太平,参军是热血青年的义勇行为。沈弼回忆道: “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爱国精神。如果你提前志愿参军,你就 有选择到什么军队服役的机会;如果拖延时间,在最后的时刻彼征入伍, 你就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可能被派遣到你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沈弼在英国受了装甲兵课程训练,之后,他选择了到印度服役。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是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地 方。沈弼去时,正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之时,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号 召下,进行非暴力抗争。事实上,暴力活动不断,局势动荡不安。英国人 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沈弼领略的军营生活,并无大多的浪漫色彩。 沈弼分配在英国驻印第六长矛骑兵团,驻扎地点在与阿富汗交界的科 哈特。英军骑兵中队和锡克族骑兵分队共同守卫。锡克族人更能吃苦,沈 弼在科哈特,增长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 1947年,沈弼调往北非的利比亚,英国的皇家龙骑兵守卫军,驻扎在 濒临地中海的班加西。这是一个海港小城,城中有夜总会,是英军官兵寻 欢作乐的地方。 沈弼的嗜好是沙漠狩猎,沙漠中有一种黑背豹,擅长跑。沈弼特意买 了一匹阿拉伯马,马名叫乌尔兰,乌尔兰不是英国人眼里的骏马,但适应 沙漠的干燥气候及灼热的流沙。 沈弼常常单人匹马,烈日晒得他像非洲人一样黑。黑背豹很少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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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弼常骑马作横穿大沙漠的冒险。 1947,沈弼再次调防,他把乌尔兰卖了。数十年后,沈弼仍对此事律 津乐道: “我用18英镑买下了那匹阿拉伯马。6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去。 我把那匹马卖了,得回20英镑,在6个月内获利10%,很不错。那是我平生 第一笔成功的商业交易。” 1948年,沈弼退役回国,发现英国的一切都死气沉沉。军戎生活使沈 弼的心变野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安下心来上大学。于是他选择了就业。 选择什么职业,沈弼却一片茫然,他父亲是英格兰银行职员,但这对 沈弼的抉择及日后的发展影响都不大。吸引他作出抉择的依然是东方。 “到远东去?到远东去!”英政府鼓动青年的口号,在二战时冲淡了许 多,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