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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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10年，马列主义的书也 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就的人，开小组 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结果，查良镛离开了《大公报》，转入一间电影公司。” 这是1957年，他进的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是当时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之 一。金庸的职务是编剧，月薪280港元。但他写剧本，即使不采用，也有3000 港元稿酬。 金庸以“林欢”为笔名，写了《不要离开我》等多部剧本，有的被拍 成电影。干心而论，金庸的剧本没有显出非凡的禀赋，大概与电影是综合 艺术有关。倒是他这时业余写的武侠大放异彩。继 《雪山飞狐》之后，他 接下写《射雕英雄传》。此箭射出，金庸之名青云直上。金庸的好友倪匡说： “等到《射雕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1958年，若是有看 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金庸在长城呆了一年多便又离去。原因有两方面： 金庸暗恋上长城当家花旦夏梦。夏梦曾是金庸编剧的 《绝代佳人》女 主角，夏梦就是一个绝代佳人。著名专栏作家哈公曾说：“查先生是一个专 于爱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 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 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星的青睐。” 郎君有情，佳丽无意。查先生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自觉长城不是他 呆的地方。若再见佳丽与其他俊男谈笑风生，查先生更会痛苦不堪。 对于金庸离开长城，香港传记作家冷夏分析道： “查良镛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但长城 公司的拍摄方针与查良镛的主张不能相容，甚至在工作检讨会上，把 查良镛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浓厚。重重束缚，不仅使查良镛的艺术创作意 图难以发挥，而且违背了他追求独立、自主的原则；再加上查良镛编写的 几个剧本不获通过，使他兴趣大减，便转而自立门户，创办《明报》。 “总之，电影圈里的经历，在查良镛来说，总是遗憾多于收获。不过， 要是查良镛在电影圈里得心应手，顺顺当当，恐怕就没有武侠小说大师金 庸、报业大亨查良镛了！对读者们来说，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金庸35岁。 离职后的金庸，完全可靠职业写作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但他的鸿鸽 之志，又岂能靠武侠小说大师的名声所容纳？ 金庸决定在报业闯出一条路来！ 稿酬和版税，使金庸有一笔较丰的积蓄。于是他找到他的同乡、中学 同学沈宝新，拉他下海。金庸出8万，沈宝新出2万，合股把10万港元押进 前途未卜的事业。 他们在港岛中环租了一套小小的写字间，作为报馆。金庸任主笔兼总 编辑，沈主新任经理包发行。编辑多时有两位，一位是诗人柯达，他未做 满一个月即离去；后来潘粤生加盟，他曾任 《明报晚报》总编辑，后来又 移居加拿大。 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在“发刊词”中，金庸阐明办报 宗旨：维护“公平与善良”。 最初的明报，是四开大的小报。一版是时事新闻，二版是娱乐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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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是小说连载，四版是社会新闻。当时的大报大部是十多二十版，与其 相比，明报连小儿科都算不上。 人员最少时，仅金庸与沈宝新两人。金庸每天都要忙到深夜。他家住 在九龙，深夜天星小轮停开，金庸只能坐电船仔过海。 在香港，创办了若干期又停刊的报纸数不胜数。《明报》幸免夭折，很 大的原因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着。《神雕侠侣》每日一篇，每篇2000字。当 时许多人并不知“金庸”与“查良镛”是一个人，都甚觉奇怪：查良镛任 主编的小小《明报》，凭何种魔法，请来金庸这大手笔为其专写武侠连载？ 数月之后，金庸四处招兵买马，觅得雷讳坡、龙国云、韩中旋等人。《明 报》改为对开大报，第一年就有盈利。 《明报》创刊的最初两年，招牌菜有：金庸的小说连载、柳鸣莺（雷 炜坡）的“伶星专栏”、简老八（简而清）的马经、识途老狗（汪昆）的澳 门狗经。 《明报》的副刊阵营较强，其中以武侠这道招牌菜最吃香，读者为追 金庸而买《明报》。这在金庸的预料之中，但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希望读 者喜爱《明报》的所有内容，尤其是头版的时事新闻。 政治漩涡 《明报》创办的最初几年，没有自己的物业，频频搬家。起先在中环， 继而搬到上环，再又搬到湾仔谢斐道。 搬一次家，报馆的办公面积增大一倍，人员也相应增加。可发行量却 老是胶在原有水平。金庸写完 《神雕侠侣》，接下就连载《倚天屠龙记》， 使出浑身解数，仍不奏效，心中不免万分焦急。 从1962年2月起，大量的广东人涌进香港。到5月，移民潮达到高峰， 每天有数以万计。 除了政治上的原因，没有哪个地区会欢迎穷人，港英当局对涌进香港 的合法、非法内地人，均采取同一对策：限制、截拦、阻止他们入境。警 察四处抓人，一车又一车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尽管如此，移民仍波浪式 地涌进香港。 对移民潮，金庸采取低调态度，《明报》只作一些不痛不痒的报道。金 庸说他“不愿惹事生非”。然而，整个编辑部纷纷质问老板。金庸最后作出 全力报道的决定。 5月12日起，《明报》连续追踪报道移民潮，头版几乎是整一版的移民 潮的新闻，大标题，大图片。气势与老牌报纸《星岛》、《华侨》不相上下。 大批“难民”被堵困在沙头角悟桐山，饮水食品缺乏，面临绝境。金 庸写出社评《火速！救命！》，呼吁有关方面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 同时，金庸在 《明报》刊登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社会各界 纷纷响应，数天内，《明报》就筹得18万港元现金和大量物资，《明报》辟 出版面，刊登捐赠音名单和钱物数。《明报》还组织车队，源源不断把食品 等物送到内地同胞手中。 对这次移民潮，金庸一连写了10多篇社评，表明报纸的立场与态度。 这一时期的 《明报》名声大噪，倍受市民的关注。5月前，《明报》发 行量仅1万多份。自集中报道移民潮起，发行量激升到每天销4万份。《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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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上一级新台阶。 被遣回的内地人，沿途传递信息，到月底，移民潮渐消失。不过仍有 几十万内地“移民”，以各种方式留在香港。港府不再遣送，香港加工业的 劳工缺口很大，他们正好填补。这些留港的内地人，对香港的工业起飞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此乃题外活。 移民潮消失之际，同业有人说：《明报》没有大新闻做，看查老板还有 什么招数，销量必下跌无疑。 这同样是金庸所忧虑的，金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读者对他的社评 同对他的小说一样有兴趣。于是每天一篇社评，都是能引起读者关注的政 治形势、社会生活的问题。 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文告，鼓动内地军民起来反共， 井承诺“国府”必予支持。 金庸在《蒋介石的双十文告》的社评中，以挖苦的口气道：“从这两个 文告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蒋先生没有军事反攻的信心，只是把希望寄 托在内地人民自发的反共行动上。在我们看来，内地人民如果起义反共， 也不至于贪图台方一个 ‘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头衔。” 1963年，内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整肃有“资本主义思想” 的人。金庸在《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文中，对某些左倾做法 加以抨击：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 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方 法。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宁可 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干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 呢？” 当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时，《明报》旗帜鲜明站在中国一边。 1962年10月底，中印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猛烈的 侵略行为”。金庸知悉，奋笔疾书于次日刊出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 驳斥美国的声明： “美国这个声明，完全错了国际间法律和正义的原则是什么？是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保卫自己的领土中国军队击退侵略军，怎能说是‘侵 略性行动’呢？是不是肯尼迪准备挥军进入古已，古巴如果起而应战，那 就是侵略美国了？” 如前一章详述的，《星报》奉行中立办报宗旨，那么《明报》也是走这 条路。不过，《星报》是温和客观的中立；《明报》是激进的、并带有感情 色彩的中立。社评是一报之魂，单看某一篇社评，你会觉得《明报》似乎 是某党派的喉舌；多看几篇，你才敢肯定，《明报》实际上跟任何党派都无 干系。 正是因为《明报》激进的中立，使得移民潮后的《明报》销量未大跌， 稍后又缓缓回升。有这个效果，为社评绞尽脑汁的金庸，已是十分满意。 60年代中期，《明报》搬到北角南康大厦，共租用四层楼面地下做办公 室和印刷厂。《明报》自置机器，自行印刷，盈利大增。 金庸并不满足现状，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当时香港记者不准赴内 地采访，金庸的对策是：多用外国通讯和中国问题专家提供的稿件；多转 载内地报刊（包括未公开发行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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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内地移民到香港的知青丁望、周青加入《明报》，他们利用了 解内地的特长，写了大量关于内地的文章。后来 《明报》开辟《北望神州》 专版，由丁望、周青主编。专版风骚独领，倍受读者欢迎，其他各报关于 内地的报道只能望其项背。 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明报》更是一马当先，把报道重点放在“文革” 上。金庸一天一评，他的社评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 这时，《明报》日销12万份以上，大报地位确立。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震惊世界，在欧美城市的街头，都有戴红袖章、 别像章的洋红卫兵，并且发生过骚乱。香港与内地紧相连，影响更是胜过 别处。 1967年香港事件，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故又称“香港式 文化大革命”。香港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全世界劳资纠纷最少的地区”，可 这一年劳资纠纷频繁，工人罢工，上街张贴大字报，静坐示威。港府出动 警察，以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的镇压，激起左派的不满，他们组织“斗争委员会”，每天带领工 人学生到港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号召全港革命群众起来造反。5月22日， 警察又采取镇压行动，冲突升级，酿成流血事件。 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瘫痪。双方对抗演变成城市游击战 式的战斗，子弹炸弹声不绝于耳。香港空前混乱，经济陷入低潮，人心惶 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 《明报》发表社评，反对过激行动。 当时《明报》刚搬到英皇大道561号大厦。为防万一，金庸指示员工把 一切《明报》的标志都拆下来，关紧闸门，暂时停刊，员工暂呆家中。 “暴动”进一步升级。金庸领导员工迅速复刊，并发表系列文章。其 中一篇文章写道：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 作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邮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 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明报》的文章激起极“左”分子的强烈愤慨，他们扬言要对查良镛 和《明报》采取报复行动。金庸被迫逃往瑞士避风。 据查，这次恐怖活动并非斗委会策划的，斗委会的左派精英，并不赞 同混在左派队伍里的不良分子大搞打砸抢。他们的革命目标是要赶走英帝 国主义，让香港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月底，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极“左”分子孤立无 援，事件渐渐平息。在这次事件中，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明报》经历这场洗礼，声誉与销量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