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冬无雪-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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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吃了一惊。
曾实说：“我父亲自杀了。”
我大吃一惊。看了看话筒，说不出任何话来。
“一个星期前。他跳了长江大桥。你能和我去出事地点看看吗？当时我在深圳，回来他已经火化了。”
我说：“当然能。”
我和曾实认识的时候彼此都还穿着开裆裤。他父亲曾庆璜曾经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们是多年的街坊，直到一九八二年，曾庆璜当上教育局第五副局长，他们爷俩才搬出汉口南京路居仁里。
我们站在武昌桥头堡俯身往下看。柏油路上早已没有了血迹。最夺目的是路边的一株合欢树。它的形状很像一把巨大的沙滩遮阳伞。花瓣呈丝状，簇结成球，是那种娇艳的桃红色，英英艳艳开满了绿色的枝头。这是一种有灵性的树，它的羽状绿叶在暮色苍茫时分两两拢合，东方欲晓时徐徐展开。曾庆璜在一个星期前的夕阳西下时刻死在了这株合欢树下。武昌公安分局送给曾实一张现场照片，在曾庆璜肝脑涂地的尸体上洒满了鲜艳的花瓣。警察解释说那不是人洒的，是死者坠落时弹动了树枝。
曾实问我：“你知道这叫什么树吗？”
我说：“合欢树。它的花瓣风都吹得散。”
如果现实生活真像电影或者小说中的那样就好了，曾庆璜就不会枉死这一场，既然有花儿朵儿的，多半会牵出一段缠绵曲折的爱情故事来，许多人都会为他哭泣，我们的好多文学作品使人们学会了矫情而乐于接受所谓蕴意深刻的死亡。但我的老师曾庆璜肯定不是为了揭示什么特意死在合欢树下的。那天下午他乘的电车意外地坏在了桥头堡。电车只是意外。
赤日炎炎，曾实默默地站在桥头堡上。基于我对他们父子的了解，我也只好默默地陪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一个仇视父亲的儿子。
第二节
居仁里的老人都说要怪就怪苏玉兰。要嫁曾庆璜是苏玉兰主动的，后来离婚也是她主动。曾庆璜被划成个右派，下放了农村，苏玉兰就跟人家离了。尽管苏玉兰是居仁里长大的姑娘，人心还是都向着曾庆璜，也不顾当时的政治气候，都说苏玉兰落井下石。
苏玉兰有口难辩，希望曾庆璜能出面为她剖白一下，她说：“虽然我们在打离婚，但你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只要还有点良心，就应该去向他们解释解释，我今后还要在居仁里做人呢。”
曾庆璜说：“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你也没有对我解释清楚真正的原因！”
“至少我不是落井下石。”
“不仅仅是。”
“好吧，”苏玉兰气得咬牙切齿，说，“那我再告诉你一次：你不像个男人！虚荣，懦弱，口是心非，自私自利，我过去太幼稚无知，我现在在纠正自己的错误。”
“可笑，可笑之极！四年前发现了一个才华出众的大学生，猛迫不舍，宁愿拿出自家的房子和他结婚并生了儿子，就是因为某一天去参加了一个神秘的舞会，回来就突然看见自己丈夫一无是处了。你如果坦白真情，我就出面在居仁里为你挽回抛弃丈夫儿子的面子。”
“呸！”
苏玉兰拎起自己的藤条箱，昂首挺胸拉开家门，说了声：“你也配？”就一头冲了出去。结果不到一分钟她又回来了，她忘记了和儿子告别。
苏玉兰抱起儿子，亲了亲他的小脸，就把他交给了老太婆。“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不用你来看我们曾家的孩子！”老太婆说。
老太婆是曾庆璜的姑妈。一个来自湖南湘乡的孤寡老人。在曾实三岁到十五岁的日子里，老太婆既是爹又是妈，她没有让曾实变成一个孤寂古怪的孩子。
曾庆璜的确很倒霉。几年前武汉市是把他作为才子从湖南挖过来的。他在全市的重点中学一中干得十分出色。运动开始，他是主要依靠力量，他是整别人的，可没料想后来自己也成了右派。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说本校打右派的人太少，显示不出大家辛苦的成绩，启发他也站出来作个深刻的思想检查，让运动取得更大的胜利。曾庆璜站出来了。他以为他不会有什么事的，可同样戴上了右派帽子，下放农村劳改。他真是冤枉。
尽管他倒了霉，而在苏玉兰方面，他赢了。他抓住那场神秘的舞会不放，使苏玉兰放弃了儿子并且将她赶出了她苏家的房子。他们心里都清楚他们之间的战争远没有结束。曾庆璜发誓将来要翻身，要发达，要让苏玉兰趴着叩头请他复婚。
在去农村的前一天，曾庆璜冥思苦想了一夜，让姑妈连夜给他在半新半旧的衣服上补上了夸张的补丁，清早还赶着剃了个头，推去了潇洒的长发，很短的没有发型的平头使他看上去就是一副背时相。不过，虽然曾庆璜完全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他也没有忘记儿子。临行前他叮嘱姑妈照管好曾实，钱不够用的时候就卖掉家具。他准备一去就苦干几年不回汉，所以他握着三岁儿子的手说：“曾实，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上班，好久回不来。你要好好吃饭，长成个胖男孩给爸爸看。”
后来父于俩强烈对抗时，曾庆璜曾重复过这段饱含父爱的话，可曾实说他不记得了。他记得的只是父亲突然剃掉了头发，那样子很丑。三岁时他只知道美丑，八岁时他就懂得了羞耻。他冲着曾庆璜说：“我八岁时就为你羞得无地自容！”
第三节
曾实的姑奶奶目不识丁但非常有见识。她一味地溺爱曾实，还唆使他攻击企图伤害他的一切人——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如果曾实打不赢，她就鼓励地说：“打不赢咬也要咬一口。”如果曾实咬了人家还是赢不了，她就出面替曾实打。她个头瘦小，精力充沛，额头上终年扎一条藏青色的帕子。邻居有人发现她在家里教曾实如何击中人的要害部位，还弄了一条沙袋吊在厨房的梁上让年仅五岁的曾实练习拳脚。
居仁里的孩子们在很有几年的时间里饱尝了曾实的老拳。大人们拉着小孩找上门与湖南老太婆评理。老太婆一个大作揖：“对不起。对不起。我替孙子给你们赔礼。”她一个老人豁出脸皮，人家也不便再说什么。可她对人家说得头头是道：“我孙子好比一个没爹娘的孤儿，管束严了，孩子胆子太小，净躲在角落里面抹泪，他这辈子就不是个男人了。我让他懵懵懂懂，打打闹闹，由着小男孩性子玩耍，也为的是他长大成人，自己能靠自己，不觉出缺爹少妈。只求街坊们包涵一些。他再大一点，就懂事了。”
曾实在他姑奶奶的一手培养下，显示出了超过他年龄的强悍。曾实皮肤黑黑的，街坊都叫他“黑皮”。居仁里的孩子们玩什么都少不了他。没人敢提出不要他玩，而他一旦和大家玩起来，也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组织大家有秩序地进行游戏，还经常充当小朋友们的保护者。有一次，一个男人骑自行车碰倒了我们居仁里的一个小孩，男人没停下，曾实飞身追上自行车，在大街上将男人拉下来扯到警察亭，警察笑着拍拍曾实的头，说：“算了算了，我们只管交通。他嘛，向你们道个歉就行了。”
曾实说：“你们只管交通？那我捡到钱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要了？”
曾实跳起身给了男人脸部一拳。在满街大人的惊讶中率领居仁里的孩子们扬长而去。
曾庆璜在农村一连两年没回武汉，在牢固地获得了贫下中农的好评之后才开始不定期回家。起初他对儿子的健康成长感到满意和高兴，很快他就发现了一种来自儿子的威胁：儿子瞧不起他。
曾庆璜每次回居仁里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裤边挽着，球鞋上有泥，扛着微驼的背，耷拉着双臂，极为小心谨慎地贴在路边走，逢人就弯腰点头，也不在乎别人的态度。
曾实在里弄玩耍，一看见父亲回来就扭头跑回家。经过了几次之后，父子俩就有了人生第一次不愉快的对话。
曾庆璜说：“曾实你干什么鬼头鬼脑的，看见了我也不叫。”
曾实说：“瞧你那样子，我看了不舒服。”
“你不舒服？我什么样子让你瞧了不舒服！”
“你不能精神点儿，弄干净一点儿吗？”
曾庆璜张着嘴，回答不出来。几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忘掉了儿子所用的词汇。他注重的是世界观的干净而不是身上有没有黄泥巴。他的灵魂深处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委屈，因而尽力装出老实接受改造的样子，以免被痛打落水狗；一方面，在农村改造之后，他又感到知识分子的确有许多缺陷和世界观的错误，而贫下中农的确是伟大的阶级，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因此曾庆璜的外表既有人为的委琐邋遢也有真心诚意的悔过和谦卑。
“你懂个狗屁！”曾庆璜说。
曾庆璜一回来就主动打扫居仁里的公共厕所，掏堵塞的阴沟，弄得居委会非常赞赏他，再三号召居仁里其他犯过错误的人向他学习，并且每次都给他写个探亲表现鉴定带回农村。
这个“其他犯过错误的人”里头包括我爷爷。我爷爷淡然一笑，说：“如果我的职业是打扫公共厕所，我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不过即便我扫完了厕所也要洗干净手，换上我整整齐齐的衣服还有皮鞋。”
我奶奶被爷爷这些话骇得够呛，一双小脚急颠颠去关大门，又急颠颠回来求爷爷少说两句。我是支持爷爷的。我为他那一头往后梳去的花白头发骄傲，为他黑亮的皮鞋、整洁的衣服而骄傲，为他每天坚持读书看报而骄傲。而他也是因为从前的错误没说清被发配在一个堤防材料仓库当门房的。他一上班就罩上一件工作服，换上球鞋，认真地工作，下了班就是本来的模样。街坊们也都挺喜欢他。
曾庆璜打扫女厕所的模样恐怕已被历史定格，居仁里没人会忘记。他一手提只铁皮水桶，一手拎把扫帚，扫帚上还挂着小铁铲；耸肩勾脑，眼睛只看着地上，鼻尖下戴只肮脏的小白口罩。“喂，有人吗——”他就这样站在女厕所门口低声下气地问。
有的时候就有一群女孩在厕所里尖叫：“别进来！别进来！”不一会女孩子们涨红着脸冲出厕所，跑出老远又回来，叫道：“右派，流氓。右派，流氓。”
终于有一次曾庆璜的这套工具失踪了。曾庆璜在家四处寻找并迁怒于他的姑妈。曾实这才说：“是我扔了。”他的姑奶奶着了急，说：“那是居委会的东西，我们赔不起。扔到哪里我去捡回来。”
曾实说：“我扔进长江了。”
曾庆璜不相信一个孩子会拖着沉重的铁桶步行四十多分钟去江边。他姑妈对他说： “曾实说得出做得出，你就依了他吧。”
“依他什么？”
“不要再去扫厕所。厕所归金老头扫。”
曾庆璜吃惊地看着姑妈和儿子，说：“这是我的事，你们也管得太宽了。”
“不要脸。”曾实说。
“你再说一遍。”
“丢人。不要脸。”
曾庆璜扬起巴掌，他姑妈挡在了曾实面前，说：“黑皮他说的实话，不是骂人。”
但是，曾庆璜很快又弄到了一套打扫厕所的工具。
第四节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童年乃至少年时代是特别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已经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则只能说也许。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来者。
那时候，我们最关心的不是漂亮衣服和奶油巧克力，不是孩子们天性所喜欢的游戏场、夏令营和鲜花绿草。当地球西边的米老鼠唐老鸭为西方世界的少年儿童所心醉神迷时，我们羡慕的是王小憨。王小憨的父亲王憨子是居仁里唯一最正宗的工人阶级。家里五代人都是人力车夫。居仁里在英租界里头，所以解放以后成份普遍较高。王憨子住进居仁里是因为他有个聪明的父亲，那老爷子看在外面踩人力车既辛苦收入又不高还竞争性强，就设法投靠了居仁里的一个亲戚，每日送职员们上下班，收入非常固定。谁知到了王憨子这辈人，红旗指处乌云散，翻身做主人了。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听王憨子在台上给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吃忆苦饭也是请王憨子的老婆来做。上语文课学到鲁迅先生的散文《一件小事》，老师举例也是举的王憨子的父亲。被鲁迅先生写进文章里歌颂是多么值得人自豪！王小憨真是自豪得不得了，脸蛋总是红扑扑的。
曾庆璜扫女厕所，我只和女孩们骂过他一次。奶奶生气说了我，我就不参加骂了。奶奶说：“人家是做好事，你们怎么能侮辱人呢？他虽然是右派，右派做好事也是应该表扬人家的。别的孩子骂就不说了，你怎么可以骂呢？”
我十分敏感，我意识到奶奶最后一句话是暗示我们家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