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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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最终促成这项协议的是日本人。美国人最后利用自己的机构设置和政治制度耍花招。他们与欧洲其它议会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同。签署完协议之后，他们不一定能保证它在国会能通过。即使通过了，也保不准会闹上法庭。他们不得不一边向国会表明他们是在保护美国的利益，一边还要向己方环保主义的支持者们说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然而，大家共同的标准还是经济。谁也不是真想改变美国的制度，尽管他们会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抱怨美国人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批评美国以世界人口的4％占了全球废气排放量的25％强。正如前文所述，对后者的恰当回答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了全球的25％强，并且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惟一发动机。难道有人想让这个发动机减缓速度吗？没有。即使是最最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也要计算成本和收益。如果你真以为子孙后代会有大难，那就得接受科学家们提出的60％～80％的排放量削减幅度——当然，除非这意味着现在就大难临头。可是，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连欧洲人提出的减幅都那么低。再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这项协议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这又进一步降低人们愿意为不确定的收益所付的价码。如果说京都议定书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能为惟一可行的补救措施即新技术的应用争取时间而已。但新技术的应用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来配合，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感到满意，甚至于热衷于它。在京都，每个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但实际的体系还有待于去设计。
正如事先所料，这项协议一到美国参议院就石沉大海了。多项研究均认为，为避免这个没有多少人相信会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成本大概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有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50％多的美国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仅有17％的人表示愿意为避免这个问题而每加仑汽油多付50美分。除了成本因素之外，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项协议肯定不会在美国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然而，从京都会议到正式签署，这中间还有一系列的过渡性谈判会议，以便就细节问题达成一致，对任何一个地道的谈判代表而言，这样的“细节会议”一向是重开谈判的好机会。关键性会议是2000年11月13日至24日在荷兰的首都海牙召开的。当时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还有待法院裁定，这可能是世界各国最后一次能和一届真正支持环保事业的美国政府谈判的机会了。这次领导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是副国务卿弗朗克·洛伊，一位环保事业的资深人士和国际谈判老手。洛伊非常需要欧洲人伸出援手，需要他们慷慨地同意将森林二氧化碳汇计算在内，需要在排放量交易方面获得尽可能多的进展。他还希望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施加一些压力，当时这些国家正由于自己的废气排放问题遭受漫天浓雾之害，这些烟雾一次能笼罩整个地区达几天之久。
洛伊后来向我承认，在这十年的谈判期间，美国在减少排放量方面所做太少，对美国自己的事业于事无补。另一方面，洛伊相信许多欧盟代表想强行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想惩罚美国。欧洲的谈判代表均来自环保部。洛伊注意到，当他遇到欧洲国家外交部或贸易部的官员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环保部总显得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欧洲谈判代表也真地害怕无所顾忌地缔结一项协议，到头来却因其自身的漏洞而作废。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任何欺诈行为都会使他们想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的希望破灭。不管怎样，经过几天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洛伊和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终于达成了一致，在二氧化碳汇和排放量交易方面对洛伊做一些让步，这虽不是他想要的全部，至少是他所需要的。感恩节的凌晨4点，英美草签了一份三页的工作文件，并再次开启了香槟酒庆祝。但普雷斯科特还必须说服其他所有欧盟代表，而第二天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美国产生了新的总统，他的名字不叫阿尔·戈尔。
马拉喀什
乔治·W·布什本来完全可以让京都议定书继续沉睡下去。考虑到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都反对，它几乎不可能获得所必需的占全球排放量55％的55个国家的承认，这样协议也就不会生效。或者布什可以重开谈判。然而，为了达到满意的效果，他公开宣布美国绝不会签署这份协议。
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无论是对美国的还是对欧洲的环保人士，布什都没有什么好感。作为石油专家和商人，他相信的是钻井取油和经济增长，对政府调控则持怀疑态度。他的能源计划包括：鼓励在北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开采石油，提高联邦政府对研究和发展煤炭技术的资金支持，以及放宽对燃煤发电厂的限制。正如一位国务院官员对我所言，“布什政府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者的新动向。他们痛恨共产主义者。”第二，布什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性，并确实认为在京都商定的措施会损害美国经济。他的经济顾问均来自能源供应界和铝业界。第三，在总统竞选期间，为了赢得像西弗吉尼亚这样关键州的支持，他向煤炭、电力、石油和钢铁公司许下了诺言。现在是兑现的时候了。他的声明之所以发表在第一次出访欧洲前夕，也是为了让欧洲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明白，华盛顿的风向变了。
除引起了一场外交和传媒风暴外，布什对京都议定书的拒签，还使欧洲人进而担当了以前从未担当过的领导角色。他们决心告诉美国，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并决意积极推动条约的签署进程。布什访问期间劝他们不要去实现自己的目标，结果只是加强了他们的决心。没有美国的签字，欧盟必须要把美国阵营的所有周边国家都拉上。他们提出，森林二氧化碳汇不要按固定标准分配，而要分国家进行谈判，这样就显得很宽宏大量，加拿大、俄罗斯尤其受益匪浅。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想要更多的排放量交易，这一点也充分得到了满足。最后，为了将所有其他人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欧盟同意了弗朗克·洛伊和斯图尔特·艾森施塔特一直要求得到的东西，甚至更多。2001年11月10日，经过修订的《京都议定书》在马拉喀什签署并开始生效。副国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只能坐在一边看着其他代表签署协议。此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美国这个环境保护主义的创始者看作是它们的敌人。
应该做些什么
2001年3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三份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前两份报告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份权威性报告称，气温在20世纪升高了06摄氏度；气温升高发生在大气层离地面8公里以内的地区（这样就解决了之前地面温度数据和大气温度数据不相符的问题）；海平面上升了01～02米；海洋温度也有所升高。降水量有所增加，大雨雪次数增多，云层覆盖亦有所增加。人类活动引发的气体排放继续改变着大气的成分，据信会影响气候。有更为强有力的新证据表明，过去50年内，全球气候变暖大都因人类的活动而致。这份报告的语气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计算机所做的气候模型得到了改进，预测过去的能力加强了，并捕捉到了过去计算时没有包括在内的因素，如太阳活动等。科学家们承认，他们无法模仿气候的所有方面，并强调指出，在云层及其与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方面，尚有不确定的因素。不管怎么样，他们可以有把握地预测，下个世纪的温度将会上升14～58摄氏度。这一升幅大于20世纪的升幅，而且很可能在过去的一万年间都没有先例。所有的预测都假定人类的活动一切如故，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持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海平面将会继续上升，会出现更多极端恶劣的天气状况，旱灾会增多，冰川和雪线将继续退缩。这些变化也可能会因为某一事件或某些事件的出现而突然而不是逐渐地发生。
没有人明确知道其中哪些会发生，因为人类和自然的活动肯定都要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许能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也许会使其恶化。考虑到现在的知识水平，忽视这一问题似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赌博。另一方面，要确保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大幅度地削减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但因此而造成的经济后果无人能恰当地估算出来。多数的观察家在内心深处均认为，总会有新技术或人类行为的其它改变来缓解这个问题。这实际上似乎是惟一现实的答案。既然我们不能老老实实地坐以待毙，我们就应该——以美国的方式，从最好处着想——找出我们自己的出路。
但这需要时间，而现在问题却在不断恶化。拿一些旨在缓解问题或拖延时间的措施当保单似乎很明智。惟一的问题是这份保单的成本和效果如何。一项价值不菲的保单若是起不到什么缓解问题或拖延时间的作用，那它就不会有吸引力，除非它能使我们朝降低保单的成本或缓解作用更强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方向迈进。对美国而言，原来的京都议定书肯定是一份价格昂贵但缓解作用甚微的保单。它是否是通向正确终点的一步也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经过马拉喀什会议的修改，京都议定书已大有不同，而且代价小得多了。美国轻易就能付得起这种代价，本应该在马拉喀什就签署这份协议。它在经济方面是划算的，并能免去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极大怨愤。既然我们在马拉喀什错过了机会，如果我们在“9·11”事件之后，作为美国和那时给予我们极大支持的朋友们之间团结一致的表示，而签署这份协议，也堪为英明之举。但我们也错过了这次机会，不过现在若亡羊补牢仍为时未晚。
第六章 我们只相信武力
教给他们打仗而不是读书
美国不仅仅是世界上主要的武器出口国，而且是最重要的战争教官。譬如说；美洲学校就是1946年在美国控制下的巴拿马运河区成立的，迄今已有来自拉丁美洲各国及美国的六万多名军官、学员和军士从这里毕业。成立这所学校是想达到好几个目的。一个就是要在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军事人员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据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向他们反复灌输美国文官控制军队的概念，而且能在教授他们特种行动和军民协作行动等时训练他们的人权和民主观念。理论上虽然是这样，而实际上，由于拉丁美洲的许多前独裁者均毕业于这所学校而且他们在人权问题上引发了诸多怨言，美洲学校已被称为“独裁者的学校”。公平地说，这所学校也有一些如洪都拉斯的帕斯·加西亚这样的优秀毕业生，在将权力交还人民民主管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独裁者的下台，拉丁美洲和南美各国在近十年里也成了民主国家。但这些与美洲学校关系甚微。
在最近一项更加多元化的项目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矛盾的状况。在后冷战环境下，美国军方的部分重要任务是“塑造国际环境”。这意味着大量增加军事交流，包括军事训练、禁毒计划、反恐活动、培训人员和提供武器装备等。这些活动主要是由美国特种部队来实施的，这支部队目前部署在140多个国家，其预算已远远超过30亿美元。1991年的联合交换训练法允许他们在国外和外国的部队一起训练，并且在外国部队不能负担自己的开支的情况下，允许美国特种部队代为支付。这项法律表面上旨在为美国特种部队人员提供关键性的训练；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但它同时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项目，实际上美国是在以这个项目的名义训练全世界的部队。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所属官员才4000名，而参与联合交换训练的人员却超过了此数；在任何时候均有大约45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全球。
看看这笔账的另一面，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如何相信武器的。1948年，即冷战开始的第一年，美国在援助及其它外交和非军事国际项目上的开支总额高达６０亿美元（1948年美元），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的3％还多，大约与当时美国的军事预算数目相当，或者说相当于2002年的1040亿美元。目前，美国全部海外非军事开支，包括大使馆的开销、援助、教育和其它所有项目，已降至不足170亿美元，或者说大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17％。而且其中近40亿美元大都是通过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