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改变中国 王海涛-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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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最先影响康有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883年12月…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20多岁的康有为，目睹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起寻求救国道路的想法。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乡试。公开的说法是，康有为趁机第一次上书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认为光绪帝应该〃屈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

　　　　人微言轻。以中国的政治体制，一个考生无论如何无法影响朝政。〃日理万机〃的皇帝，恐怕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举子的言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根本不可能上达最高层。

　　　　拥有〃异端〃思想的康有为，显然难以在科举考试中有好的成绩。京城居不易，他不得不离开帝都，重回南方。

　　　　外患频仍的政府，并不介意这个年轻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1891年春，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传播其政治思想，延揽了梁启超等弟子。

　　　　189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个时候，中国经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军事力量大大提升，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跃跃欲试。中国民间的知识精英们，为国家的前途而思考而苦闷彷徨。

　　　　就在康有为远在江湖，冀望为国分忧的时候，庙堂之上，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忧愁。这个时候，在诸如李鸿章这样的有识之士看来，中日必将有一战，但他也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到来，更不会想到其毁灭性的后果。

　　　　将光绪帝玩弄于掌股间的慈禧太后，这个时候正醉心于动用海军军费修建的颐和园。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个最高统治者似乎很不厚道。但她将个人爱好凌驾于国家安危之上，确实堪称国贼。

　　　　在后人，甚至在当时旁观者看来，这个国家的财政几近破产、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已经危及政权存在的时候，她却动用巨额的军费供自己〃颐养〃享乐。

　　　　当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若悬河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时候，李鸿章正在为向朝廷要钱发愁。李鸿章正在修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关东铁路。但在向海军衙门催要关东铁路拨款的信中，他先是详尽地报告托人在德国为颐和园购买电灯的情况，详细地介绍这批电灯为西洋最新产品，在中国前所未有。他在信中提到，专门从德国请来安装电灯的人在讲完这些替老佛爷办的〃私事〃之后，李鸿章才〃捎带着〃提到关东铁路的修路费问题。

　　　　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私事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连海军费用都挪来修建园林，朝廷哪里有钱用于修路。不仅如此，关东铁路的经费还被〃商借〃走200万两白银。这条已经修到山海关的重要铁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被迫停建。

　　　　颐和园的修建持续了8年，从1886年到1894年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向这个皇家园林。据考证，这一工程用银在2000万两以上。在此期间，已经在实力上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的北洋海军，从1888到甲午战争开始的6年中，由于没钱，没有再购买一艘战舰、没有更新一门火炮。同样在这6年中，东洋的明仁天皇节衣缩食，调拨内帑，作为造船费用。1890年以后，日本将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备扩张。首相伊藤博文以天皇捐款为榜样，号召民众为海军捐款，一年之间募捐20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日本为何如此大规模的扩军？还是缘于其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敏锐的忧患意识，中国洋务运动导致军力上升，日本对此一直不敢懈怠。而发生在1885年春的中法战争，法国远东舰队把中国舰队打得溃不成军的一幕，更是刺激了日本的危机感。

　　　　这些，远在广东的康有为并不知道。1891年春，当他开始自己的讲学生涯的时候，并不知道北洋海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户部在这年的4月不仅要求不准再为海军购买大炮，而且为了节省军费要求裁减海军人员，而军舰的正常维修费用也不能保证。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康有为一样不知道活跃在庙堂上的那些人们都在忙些什么。但至少康有为知道，这个国家处在危机之中。而这场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为他登上历史舞台，铺就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1895年春，康有为携弟子梁启超一同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应试举子群情激愤，奔走相告。

　　　　热心政治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关心个人的科举之路。史载，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我们从历史教材中读到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公车，就是应试举子的代称。但事实上，公车上书到底是否真的发生了，是值得存疑的。有论者认为，这是康有为后来的虚构。据考证，无论是当时的权臣还是朝廷的文字记录中，均无公车上书的记载。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也没有进入核心权力层的视野。

　　　　事实上，不管上书事件是否发生了，有一点可以断定，上书内容根本没有机会递交到当权者手中，上书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举子议政〃的事情肯定是发生了，并在事实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标志着在体制之外，一个叫〃维新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并开始要求进入政治舞台。这开创了200多年大清政治的先例，没有功名的学生，开始对朝廷指手画脚。

　　　　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创办刊物，营造舆论，这一行为更是历史上所未有，为中国政治文明中前所未有之事。

　　　　难怪，李鸿章说，这个时代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

　　　　尽管维新派仍然难以接近权力中心，但维新变法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经传播开来。

　　　　1896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

　　　　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列强效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历史上的康有为更适合被叫做维新派，因为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还是在若干年后才为中国人所知道。

　　　　但康有为当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确实在客观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他的主张就是通过变法，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改革，以挽救民族，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确实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通过制造舆论，最后得到光绪帝的欣赏。于是上演了激动人心的一幕——直接被光绪皇帝引为改革的设计师。

　　　　二人相见恨晚，内外联手，推行改革的事迹，在历史课本上已经记载，不必赘述。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主张获得光绪的认同，并发起了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

　　　　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

　　　　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短暂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保守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回头来看，这项政治改革的本质其实是要求放权，尤其是〃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直接触及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也正由此，这项改革遭到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的反对，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不足百日宣告破产。

　　　　当1898年，光绪皇帝做出改革的努力时，日本已经凭借甲午战争的胜利，成为列强的一员。由于为中国的近邻，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地缘优势，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因为兵力最多而成为急先锋。

　　　　列强横行中国并掀起的瓜分狂潮，必然地直接与中国下层人民产生冲突，并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战乱与王权更迭，更多是阶级矛盾或利益集团冲突所致。即使在清军入关，铁蹄蹂躏中原的时候，矛盾还是更多表现为朱明政权与清廷力量的对立。此后，反抗清政府的口号，也是〃反清复明〃，还没有上升到民族矛盾的层面。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所以，我们所说的19世纪末的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历史层面的总结。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幕府统治末期的日本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颇为类似。这种类似，表现为盲目排外，以驱逐外国人为目标。双方的口号也类似，在日本是〃尊王攘夷〃，在中国是〃扶清灭洋〃。这两种民族主义情绪在中日两国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开始被统治者利用，最后被抛弃。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为当权者所利用，也为侵略者——日本所利用。

　　　　1889年，发起于山东的义和拳首举排外旗帜，与基督教传教士、教民展开斗争。所谓斗争，主要表现为屠杀。

　　　　这种盲目的屠杀行为被日本看作其在中国扩大权利的绝好机会。日本政府认为，义和团运动必然激起列强的报复，并需要军事力量，这就不得不依靠调兵最为便利的日本。这时已经接替伊藤博文担任首相的山县有朋抓住这一机会大量增兵中国，并等待列强采取行动。

　　　　不出所料，英、俄、美、法等国纷纷增兵中国。1900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纠集各国组成联合部队，进犯北京。八国联军在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

　　　　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

　　　　此时，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但一时之间，无法调集兵力抵达远东，遂向日本要求提出增派兵力。

　　　　坐等列强求援的日本在7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混成师团。7月，侵华日军达到2。2万人。

　　　　8月4日，八国联军二次进犯北京。在1。6万人的侵略军中，日军占8000人。通过这一数字，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有阴谋的成分，是列强中的急先锋和主力军。

　　　　接下来的北京上演了惨烈的一幕。八国联军在肆意抢掠，而清政府的首脑——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

　　　　从历史的细节看，八国联军在北京的野蛮行径，是与清政府的无能、昏庸、措施不当分不开的。这悲惨一幕，已经被侵略者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无能的清政府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并不能因为侵略者的野蛮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