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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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邵石痴主持财政，马哲*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在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的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实行*’。”

周总理来家中（3）
至1944年，张澜向祖父讲，现在抗战形势更艰巨，反蒋斗争也更尖锐，你老应当正式入盟。祖父同意张澜的意见，遂申请加入民盟。这样，祖父在成都慈惠堂街张澜的住所，填写了加入中国*政团同盟申请书，履行了加盟仪式，成为正式盟员。张澜考虑到祖父的特殊处境，将申请书当面焚毁，这意味着祖父是一个秘密盟员。祖父的秘密盟员身份，只有张澜等极少数人知道。
　　1945年10月，在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的政治出现新的格局，前景展现出新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政团同盟内部发生分化。分化之后，中国*同盟成为独立党派。中国*同盟召开临全大会，推选张澜担任主席。在会上，祖父被选为中央委员，身份仍旧不对外公开。
　　*同盟临全大会以后，鉴于“唯民社”的宗旨已经包括在民盟政治纲领中，且该社主要负责人大都参加了民盟，遂停止活动。
　　那时，国民党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1946年5月，祖父与国民党内及民盟的一些人物，包括李济深、冯玉祥、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重庆聚兴诚银行举行秘密会议，分析局势。据与会者分析，未来的发展可归纳为两种可能：第一种，政协成功，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第二种，政协失败，国共决裂，进行全国性内战。多数人主张，如果出现第一种局面，应当积极参加联合政府；如果出现后一局面，则应联合国民党内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开展反蒋斗争。
　　1947年冬季，李济深委托朱蕴山到成都找祖父，商讨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祖父未亲临成立会。在会上，祖父被推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化名杨宗文。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后，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对象发展组织，同时联络各县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成为参政、议政的“*党派”组织。听父亲讲，由于祖父兼有这两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而向周恩来征询去留意见。周恩来的意见是，还是作为民革成员为妥。祖父遂退出了民盟。这样一个安排，从后来的政治进程来看，客观上使祖父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民盟组织中形成的尴尬。
　　回顾祖父和民盟的关系，不乏一些令人回味之处。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但是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它也发展了像祖父、龙云这样掌握枪杆子的地方实力人物为秘密盟员。这样的举措，固然包含有民盟政治领袖张澜等人的政治大略考虑，但也和蒋介石集团对于像民盟这样有独立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的压迫包括暴力威胁有关。在一个没有和平竞争环境保障的多党格局中，受到政治压迫和暴力威胁的政治组织要坚持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寻找特殊经费来源和必要的安全转移地。而像祖父那样在思想上认同民盟政治纲领，政治上对民盟有所依凭，私交上与民盟领袖有互信的地方实力人物，正可以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提供某些经费支持和安全保护。事实上，1947年，当四川民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之际，成渝两地的一些民盟负责人正是转移到祖父控制下的雅安坚持斗争。
　　这样一幅多党政治格局图景，离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多党和平竞争的理想状况相去甚远。但却是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一幕。我有时甚至想，如果共产党没有很快地取得国家政权，而蒋介石集团对其他政党的暴力压迫再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像民盟这样由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会不会也被迫走到武装割据的策略路线上去？
　　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精英人物的设计，但或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充满传统羁绊的现实基础上逐渐演变的。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精英们拿来了国外的多党蓝图，但却演变成了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竞争；拿来了共和口号，却演变成了军事割据。这种怪异的状况，和当初的理想相去何远！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充满中国特色的方式取得政权，实现大陆的基本统一与和平，并建立起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几经曲折之后，实行了充满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此间的道理，颇值得研究。当然，变迁的过程尚未结束，此时下中国政治制度已经定型的结论尚早。
　　话说远了，现在回到祖父的故事上来。听父亲说，贺龙有一次和祖父谈话，示意他写入党（中国共产党）申请书。祖父以他对自己的政治定位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他说“身虽不至，心甚向往之”。我问父亲这件事是在什么时间，父亲回答说，是在“反右”运动之后，大约是1958年。祖父是1959年调北京工作的，贺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就到了北京，以此推断，这次谈话很可能发生在祖父到北京开会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