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歌-第3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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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小朱发自内心的叹了一口气，“这些勘测人员，都是国家人才，死于海外千里，亡讯却要留待好长时间之后，才能为人所知。想想，心里难受啊！”
“皇上，国务之要，在乎千秋之功。为国征战牺牲，乃为英雄。为国务故，亦为英雄。因之，臣请立千秋祠。以告慰英灵。”
“…”
可以说，郑三俊的处世哲学代表了大多数的中国人。最近几年的边事只有两件：
一件是拉达克战役，因为开端在“白山奴隶”事件，所以言官为首的舆论界，一直采取爱谁谁态度。打，他们丫骂。与印度言和，他们丫还骂。现在战事停止，开始休养生息，不论是拉达克王国，还是印度，也都恢复朝贡了，就连拉达克国王德丹南吉的女儿莫施尔公主也被作为见证两国友好的人质，给送到北海女学读书了。这在虚荣的文人心中，属于好事儿。但就因为之前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七王之乱”，造成郑三俊等人在拉达克问题上，完全是装聋作哑。
今天，由拉达克带动的白山、黑山两教派争斗问题，被杨嗣昌、洪承畴给敲定了规章，一个被禁止建国，一个被勒令除国。这在天朝上国思想下的中国，稍微润色一下文章，就立刻变成“仁者无敌，天下归心”的典范。
所以抛开其中的强势因素，总体来说，西南边事属于皆大欢喜。那么作为参与者，郑三俊等人理当受到史家赞扬。但是作为具体定策人员，将来白山、黑山两派的教民，所痛恨的则只有洪、杨两人。
第二件边事，就是北海方面。
承《中俄北海通商堪舆协定》所载，中俄两国合作勘测北方冻土带的工作已经展开，但由于俄罗斯目前还属于弱国，先是高调放弃了对北海的争夺；之后还以朝贡名义，与中国寻求通商事宜。这在见好就收的中国人心中，已经属于宏功伟业了。广袤的北方冻土带，已经不再被中国人所希冀，因此由小朱、郑三俊主持下的北地勘测，被言官系统称为“劳而无为”。
在此情况下，郑三俊巧妙的进行了偷换概念：
为国征战牺牲的将士为英雄，这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那么因公殉职的人员呢？在旧有惯例中，一直按照不同身份（士子和吏员）来区别对待。士子官叫做鞠躬尽瘁，吏员则被称为尽心尽力。
现在由于郑三俊的提议，凡是死在公职上的国家干部及公务人员，统统以英雄之名，入千秋祠享祀。
换句话说，就算勘测北地被历史证明“确实劳而无为”，但因为通过这个契机，使得公务人员的地位被切实提高，那自然也是功在千秋喽。
就这一下子，郑三俊的美名啊，那可就摇起来了。更何况现在国家开设丙榜了，将来全体公务人员，都会竖起大拇指说一句：
“郑三俊，俺亲亲滴三哥哥哟！”
如今，志得意满的郑三哥，慢慢悠悠的退向自己的座位，还没等坐下，卢象升忽然站了起来。
“皇上，据臣所知，北方冻土带，地形复杂，远非内地可比。而航海钟依然有用，那何不再采购一批，用于国内田亩的丈量呢？”
呵呵，此言一出，上书房一众君臣都表情各异。
洪承畴是淡然的一撇嘴，他始终是干大事儿的决策层，太具体的事情，并非他的强项。卢象升与他正好相反，所以老洪总认为卢大人不像本堂，而更像是县令。
杨嗣昌则是一挑眉毛，因为通过准确丈量土地，他又有机会整治一批贪官污吏了。没法子，他心理就是这么不正常。
郑三俊呢，他心中早就乐开了花花：‘折腾吧，你们就可劲儿的折腾吧，闹得越欢实，我三哥哥的美名，就越是广博，哈！’
但熊文灿却哆嗦了一下，因为他经常左手接纳，右手馈赠，贿赂中除了金银珠宝，就是土地矿山。由他带动，很多官员都是今天受贿，明天拿着昨天的东西再去行贿。一片又一片的土地被送来转去的，早就产权模糊，倒七八十手了。一旦丈量土地，这产权究竟算在谁的脑袋上，可真是一件头疼事儿。
这里面，唯有小朱是最欣慰的，他知道卢象升的政治理想是均田地，现在如果有了最佳的丈量工具，那么国内的土地数据，也就可以准确敲定了。再加上航海钟本是用于测量北方冻土带，现在被活学活用到国内的土地，这种开放型思维，又是当今中国最欠缺的。于是小朱很高兴的点点头：
“若论兼容并蓄，朕想当今，无人能比你卢督抚！”
“…”
如此半公开的赞扬，小朱是发自内心，但却真的不合时宜。卢象升能否承受，还要看以后的造化。但现在，大家要针对这个突发事件，来进行讨论。
“皇上，”熊文灿脑筋快，更何况这是在救自己，不快也不行，“卢大人之《土地新制》至今已经七年，却只施行未半，臣想来，应自根本入手。”
“呦嗬！”大家都很感兴趣的看了看熊文灿，大熊双手扶着桌案，慢慢站起来，先团团拱手，
“皇上，各位，在下夜读史书，关乎田亩修订，自李悝教魏文侯地力起，历朝历代几乎议论不休，周天子之井田、文景之郡县、新莽之王田、拓拔之均田、王荆公之方田、贾似道之官田，凡此种种，可谓琳琅满目。然所究者，无非应对失地、兼并两途。百姓无辜，贡献税赋之余，又要承担工役。使一人分二人用，以历代太祖开国之威武，亦不能坚持百岁。是太祖御统即立祖制，军田、户田分而处置，然纵由张先生一条鞭法校正，至我朝仍要颁布《限田令》及《土地新制》两条新法。凡此种种，皆归于一本，那就是”
“食货税入，等同划一！”
“…”
说到这里，熊文灿可是喘了几大口气，边想边一口气白话儿这么老些，也真是难为他老人家了。但过了半晌，大家再看，熊文灿还在吐纳，于是，等得有些没耐心的小朱，开口试探着问道：
“呃，完啦？”
“啊，臣完了。”
嗡，上书房起了一阵哄声，这么多年来，大家长期坐在一间屋子里议事，互相之间尽管政见会有不同，但关系是很亲近了，开个玩笑什么的也都不算避讳。眼见熊文灿胡说一通之后，居然没有下文，大家都拍着桌子对他报以嘘声。
倒是卢象升，想通了熊文灿究竟想说什么：首先，熊文灿害怕现在就进行土地丈量，那样的话，大熊他们就危险了。但任何人都知道，土地产权明确势在必行。这不仅关系到目前正在开展的金融斗争，国家如果做不到账目清楚，何谈反击。而且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超速明显，但资源的通盘了解又远远滞后。所以无论如何，利用航海钟精确的掌握土地情况，谁也阻挡不了。
再一个，既然阻挡不了，大熊就需要规避自己的风险。规避方法，就是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把土地的权重降下来。
中国几千年来，除了宋朝以外的历届政权，都是围绕土地来搭建国家律政体系。这么做的好处是：中华民族很早就完成了人类文明中的原始分工，精细到一户一丁的社会分工，使得中国上下一统，并且甩开世界向前发展，直到朱元璋的军、农、匠分户而治，达到社会化原始分工的最顶端。
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制度不再合乎时宜了。因为一切法律都是围绕着农业和土地来建立的，那么就等同于这样一个定律：
一切的利益，也都归集于土地。
中国农民一方面要承担整个国家的税收，一方面还要成为无限的兵、役之源。不仅要为皇族、贵族的花天酒地买单，还要供他们驱使，为他们修筑历史的功绩，建造房屋、织补衣裳、扛枪打仗。
这一切，都因为利益的本源，也就是原富，来自于农民耕种的土地。
而人的私欲，也就是原罪，又是无止境的。
久而久之，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律制定者、维护者、解释者，就必然会追求财富的本源，土地。豪门兼并，也就必不可免。
当时钟走到了大明天启七年的时候，中国人的财富体系却产生了变化。自范蠡起，商业，就已经独立于农业存在。发展到宋太祖时，这位史家公认的喜欢说大实话的老实人，公然为战争标上了价格：
20缗（折铜钱2万）购买一颗契丹人头，整个契丹人不过10万，那么我大宋只要积攒下200万缗，就能够打赢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了。
这句话的实惠之处，理当是全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将商业与战争紧密结合，恰恰是数百年后的英国人所采取的步骤。然而倒霉的是，宋代法制，依旧是农业社会的成法，假使他们能够率先摸索出商业社会的法律体系，则中国自宋代开始，便步入第二次社会分工期，并再次甩开世界，向前发展。
事实上，这样的分工已经开始。忽必烈大汗视江南商业发达地区为南人之地，就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南北分工，北地以耕种、畜牧为主，南方以商业为主。
但更为倒霉的是一个三段式历史演进：
第一段：在两个民族、国家之间争斗拼杀时，沿用成法的一方，永远比正处于转型期的一方更占据优势。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黄河”
宋人努力的从“农业文明”破茧跃入“商业文明”的过程中，转型转得异常艰辛，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不仅直接导致了靖康之耻，甚至还延续到了南宋，贾似道是个奸臣，然而这个奸臣的经济政策，竟然脱胎于王荆公的青苗法！！！
这特么找谁说理去！
紧接着是第二段：国家内乱时，谁抢先占领财源之地，谁就会获取成功。
自古都是北朝灭南国，然而朱元璋这个雄才伟略的乞丐，硬是从金陵起兵，向北驱逐了困扰中国数千年的游牧民族政权。原因就在于他所拥有的根据地，恰恰是经商数百年的江南。有了江南财阀的支持，元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亡国之君。
元顺帝逃回了祖宗的草原，仍然以大可汗的身份生活了两年，并且依照他的性格，似乎也没觉得大都丢失有什么了不起的。蛮好，蛮好。
最后一段，转型期必然会滋生腐败团队。那么建国伊始，国家为了肃贪，必然会选择一些成法、苛法。甚至想回归孔圣所描述的那个美好世界：大同。
罢商弃海、严格户籍、剥皮萱草、降低工资。
朱元璋也没办法，谁不想从零开始，替华夏子民搭建一个蓬勃向上的社会结构。但毕竟中原沦丧近百年，从最开始“贪污也是元人的钱，干嘛不拿！”的心安理得，到最后形成贪污的心理依赖，整个中国官场在民间商资的吸引下，人人都成了贪污的瘾君子。
这个时候，能不肃贪吗？而为了让人们安贫乐道，也只能推行户籍制度，您爷爷不是农民吗？那就对不起了，你，你儿子，你孙子的孙子，都只能是农民。毕竟在厘定你为农民的时候，朱重八还设立军户。种田归你，打仗有他。让步让到如此，也算难得了。
由上述三段式演进可以证实，大明开国时的历史倒退，恰恰是历史的选择。本来就是螺旋式上升的东西，非强求朱元璋来个火箭升空，根本不现实。
但商业文明一旦出现，就永远不会消亡。经过三百年的休养生息，大明于万历年间，再次迎来了转型期，东林党的出现，恰恰是商业文明的代表特征之一。然而这个起码需要一百年的调整期里，居然又倒霉的遇上了后金崛起。
小朱执政22年，政策多有反复，但都是按照商业治国的路子在摸索，其间得罪的那些皇商、贵族，其实是以商业在反对农业。
因为商人注重泛公平下的契约自由。而农民则追求皇权一统、独裁铁腕。
谁特么还崇拜强人，谁特么纯粹就是一农民（这里的农民，专指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人群）。
卢象升为人较为正直，也绝对聪明，他敏锐的看到了一个希望：
当国家、贵族、官僚集体，不再把敛财的希望，寄托在劳苦耕种的农民身上时，那么他“均田”的政治抱负，即将实现。
事实上，这20多年的国家税收，来自农业方面的贡献极小，甚至还要经常以国家赈灾的方式，予以补贴。那么一个很清晰的公式就摆在眼前：
有权力的贪腐人群，不再把毒手伸向农民，而是针对狡猾的商人进行谋算，则这种博弈，将变得温文尔雅且远离血腥。
非暴力解决分歧，本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特征。眼下七王之乱的平息方式，恰恰是商业手段，而非军事手段。
因此，卢象升迅速的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他也要支持熊文灿的提议：
“皇上，勘定北方实为国策，航海钟应用海内，尚需时日以待北海勘测人员的编练及归建。因此臣想，丈量田亩，应当缓行。眼下燃眉之急，乃是熊大人起草的《新税初制》，臣祈请入朝会大议。以期尽快刊行天下。”
“？，事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