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衙内新传-第5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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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再居台谏，请出外任。
左司谏是谏臣，主掌议论朝政，因此他举宗泽的政绩为据来保他，倒也合乎本职。当时御史中丞石公弼见毛注势孤，其余的台谏官员却多半都有自己的靠山，在朝中局势明朗化之前，谁都不肯轻易明确立场，当下只得跳出来，以台长的身份上书，劾奏宗泽罪状若干，并指斥张随云和黄葆光有朋党之嫌。
这一本已经是直指高强和郑居中了，立刻便使得局面扩大到不能收拾的地步。郑居中身为国舅，在何执中去后，他便是赵佶在宰执大臣中的头号亲信，可以说赵佶离了谁也离不了他，他自是有恃无恐，当即便奏称石公弼意在起大狱以自求宰执，其心叵测，非谏臣正言正心之道，不可居中法官——中法便是御史中丞的别号。
以石公弼的分量，当然不足以与郑居中抗衡，于是就好象武侠小说中高手出场的次序一样，争斗一旦升级，大高手们就一个接一个登场，如今轮到门下侍郎张克公出手。张克公当年是凭借参倒了蔡京而登上执政的，郑居中的说法好似在揭他的疮疤一样，自然要加以驳斥，说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如今既然御史参劾宗泽，便当依法下御史查究，若真无罪者，亦足以辨明其身，何必要在朝堂力争？
其人持论虽似公允，但却是用意颇深。一来张克公是完全从文官宦海中升上来的，不象郑居中和皇帝有亲戚，他的言论当然不能象郑居中那样咄咄逼人；二来这事倘若真下了御史台，那就等于是石公弼的天下了，须知这御史台的官司可不是那么好打的，虽说是一班士大夫审案，审的也是士大夫，却不会真个与你讲什么温良恭俭让，用起刑罚来丝毫也不会含糊，甚至由于不公开审理的缘故，比大理寺和开封府来得更加残酷。当年苏轼乌台诗案时，一听说下御史台审理，立时就开始写遗书，已经做好了刑毙当堂的准备，可见一斑。历史上岳飞受刑之惨，也是在当时的两任御史中丞何铸与万俟禼手中成就，这就等于是所谓的“诏狱”一样，哪里是人能进的！
大家同殿为臣，彼此有什么打算都是心知肚明，张克公这般说法，当时便惹恼了叶梦得。叶梦得词臣出身，在中书舍人知制诰位子上坐了三年整，肚子里文章是好的，也不用回家拟什么奏本，当朝便大段议论批驳张克公，其言铿锵有力，出口成章，连韵脚都是分毫不差。赵佶这皇帝也算极品，在龙椅上听得连连点头，末了也不说谁有道理，竟来指摘叶梦得有一处选词不大恰当，金口给改了两个字，复命人从起居注中抄录成文。
天子一言，张克公只道皇帝认为曲在自己，自然惶恐谢罪，哪知赵佶却很是嘉勉了他几句，反要高强为宗泽辨明其事，只因毛注所参宗泽诸事，多半都是出自枢密院的政令。
说了半天，到底参了宗泽是哪些事呢？
头一桩开边生事，这条罪名最好用，只要是边疆不宁，那就可以扣到边帅的头上了。基本上大宋朝对外开仗，无论打胜打败。这消耗钱粮是一定的，天下骚然也是免不了的，一旦开边就是生事，那就是一桩罪名了，譬如西夏作反，其实党项人占据河西走廊，立国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许多言官就愣是认为系边臣措置不当所致，每代都有人以此为言。现今女真与大宋名分未定，情况和当初的西夏也有些类似。而宗泽到任之后边疆不宁，当然也就被人拿来作类比。
第二桩滥施爵赏，主要就是说花荣与史文恭等人的封爵问题。要知道花荣等人原系宋官，枢密院派去北地当细作，这也还罢了，然而御史认为其官职升迁便当依照大宋律法，顶多升到遥郡防御使、观察使也就罢了，居然直接赐了节钺，连韩世忠等常胜军大将、从定燕云者也无此高官，岂非滥施爵赏？这一条名参宗泽，实则矛头直指高强，武官的叙功升迁都是由枢密院负责的，一旦宗泽这条罪名座实了，高强自然也难逃罪责，拔出萝卜带起泥，这几年跟着他干事的人大半都要倒霉。你说高强能坐视不理么？
第三条用人逾矩，则是说宗泽在辽东治理时不依成法，对于郭药师等番兵不加防范，没有用汉兵掺杂相治，且亦不用汉官监军。
第四条交通外国，说地是宗泽与女真国、高丽国文书往还，又有商队来往。这一条又是高强的事了，他的商队自打大观初便已经往来北地。现今又有十块女真国的金牌作为凭证，更加出入自如。当然苏定这条线甚是机密，不大有人能联想到高强身上，但是宗泽放任这类商队往来两国之间，却不依照惯例在边境上开设榷场，那就是他的罪状了。
第五条指斥乘舆，意思是说宗泽部下有人骂当朝皇帝不好，不免又要牵扯到辽东常胜军中有些是水泊梁山好汉出身，对朝廷心怀怨愤者甚众。这一条便是名副其实的风闻言事了，毛注和石公弼的奏本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抓得着的凭据，乃是凭空捏造了一则歌谣，说是辽东流传的，然而加以一番解释。
其余十数小罪，大抵如此。
当日朝堂上高强领了圣旨，便下去准备奏疏。不想这一下正中石公弼等人的下怀，他们原本就是揣测上意，认为高强专权日久，威势太盛，官家必定暗中忌之，因而才相机参劾。倘若招还宗泽下狱，则其事便牵涉高强，到时候大狱一兴，那就是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了。现今赵佶要高强为宗泽辩解，在他们看来也是将事情牵扯到高强身上了，既然上意如此，那还不是你高强倒台的时候到了？
于是一夜之间，御史台连上八道奏本，直接就将这些罪名和高强联系到了一处，数月之前还是立下不世之功的名臣，一夜之间就成了祸国殃民的巨奸，那个将高强比作安禄山的流言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奏本，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短短八日之内，朝廷里的局势几经反复，除了右相梁士杰一直保持沉默之外，其余大臣尽皆参与其中，这样的政治风暴几年难得一见，汴粱城内外的官民都是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单看下文如何。
当然这些人也不是单纯看戏，自来大宋朝有不罪言者的传统，小吏平民上书朝廷的例子也不绝如缕，这次事情的关注度如此之高，外间上书也是如雪片般飞来。很让高强郁闷的是，尽管他为大宋朝立了许多功劳，然而毕竟是幸臣出身，那些读儒家典籍出身者就偏偏要用有色眼镜来看他，一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奸臣坯子。偏偏这些人的笔杆子又厉害的紧，一番渲染之下，若是外界不知之人，只道他当真是欺世盗名之辈。
好在高强在现代读史书时，早已习惯了古人这种评人论事的双重标准，所谓的公论无非就是话语权的争夺而已，因此拿着坊间那些上书的副本，只当笑话看。若是当真要操纵民间舆论为自己撑腰，凭着他手下深及大宋个个角落的势力。自然是大把的手段，然而现今高强已然号准了赵佶的脉，又何必作这些多余的事？反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百姓的议论能左右朝廷的例子不是没有，不过也多半是被朝中的势力所利用而已。
就是在这种近乎千夫所指的情况下，十月二十一日，高强携一道奏疏登上了朝廷。这一道奏疏不仅一举结束了这场大风波，更以“辽东对”之名流传甚广。
“陛下，臣前被御史交章奏劾，本当避位，然臣身虽微，有言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高强一开场，先是捧了御史台一把，毕竟这个机构是祖宗家法所定，也是必须有的监察机关，现今它站到了自己的反对面，只能说是官僚系统内部无法避免的腐败而已。
话锋一转，却不说宗泽诸罪，开始说辽东之事：“辽东一地，论者或以为孤悬海外，得之无益中国，失之亦无多损，故而轻之，而以一二臣僚之明正典刑为重。然臣掌北事多年，深知其利害所在，今请为陛下论之。”
“辽东一地，西则边辽，北则女真，东则隔海望高丽、日本。辽国若得之，可扼女真；女真若得之，可制契丹；高丽若得辽东，可与此二国鼎足为三，反侧国朝与此二国间，不百年遂成又一西夏也！敌之所重者，乃我之必取，此辽东之所以重于中国者也！”
高强说到这里，眼睛一弹张克公、石公弼等人，这几人自然是“身怀正气”，见这位当朝奸佞死期将至犹不醒悟，眼中俱怀怜悯之色。高强心下暗笑，复向赵佶道：“论者或以为辽东孤悬海外，粮饷馈输不易，倘若胜兵在此，或为中国患。此论之谬者，在于不识海运之效也，今臣试为陛下计之。”
说到算帐，那就是高强的所长了，这条路上的买卖他作了将近十年，赚不赚钱他还不知道？只是算物流费的话，那真是小菜一碟了。当下便以江南粮米运往辽东和运往京城为例，计算其船只造价、人工费用、海港与运河维护费用，一算之下，河运的成本居然比海运高出一倍不止！
当大宋朝尚未收复燕云之时，大规模的海运对于官府来说并无必需之处，朝廷最需要保证的补给的就是从东南往西北边疆这条线。因此虽然民间的海运已经日间蓬勃，但朝堂上对于此道精通的大臣也并不多，确切地说，能在这个问题上和高强掰掰手腕的只有燕青一个人而已……
赵佶听到此处，已是喜欢，笑道：“卿家真知北边利害者也！始臣僚言北事时，且不论辽东，并燕云之粮饷转输咸以为忧，今若如卿家所言，可循海道为之，亦不须自京城馈运，真国家之幸也！”
官家金口一开，张克公等大臣立时就觉得气氛不对了，难道上意并不是要把高强打入冷宫的吗？苦于高强今日之对，原出于赵佶日前授意，他们虽然满肚子的话，也不能出来打断高强的奏对，只能等到他说完了。
高强当即拍了赵佶两句小小马屁，又道：“且辽东之地，虽云北地，计其雨水，亦只与燕云相等，惟北面无山峦阻滞，故而风沙甚大；然计其盐铁山泽之利，又不下于燕云，诚能有循吏导之生产，孰云不能自给，而必须中国馈粮？”
毛注在殿旁越听越恼，当下也顾不得殿上的体面了，即时出班道：“高相公大言炎炎，借以混淆视听，为何不说宗泽之罪？”
高强冷笑道：“毛御史不必催促，本相适要说及。”他转过身来，陡地提高了嗓门，向赵佶道：“陛下，辽东之于我大宋，实有泰山之重，不次于燕云二京，今宗泽实无罪，而台谏妄议其事，臣以为过矣。虽祖宗有家法，不杀言事大臣，然臣以为朝中台谏若有人不识大体，不顾国家大计，而妄议大臣是非，则亦沮任事者之锐气。昔日范文正公有言，为臣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臣以为至论，请即令台谏对质，若论公罪不直者，请以论者抵罪！”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参劾旁人公事有误者，若是不实，就要以其所参之罪状罪之？高强此言，乃是在挑战大宋朝奉为根本的这一条祖宗家法！
第十四卷 三朝北盟 第三五章
此种大逆不道的言论，自然是群情汹汹，加上大宋朝廷中向来不禁止官员议论，当时便有多人出班驳斥此论，儒家经典祖宗家法还有若干前贤事例，如同一颗颗出膛炮弹一般，雨点般向高强飞去。
高强怕不怕？他眉毛都不颤一下，甚至连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一点。
在他看来，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方面之一，正是在于这种以思想和教条来限制实务的制度，看上去是某种民主思想的滥觞，但是监察制度在实践中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就是干实事的人倒霉，导致即使不是整个国家，也是一地的十万、百万人民跟着受罪。而那些不干事却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人，他们付出的成本却顶多是个人几年的官场蹉跎而已，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走向因循芶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御史制度以及所有官僚体制内部的监察，其实都是想的好而作不到，还不如拿下。
以他眼下的能量，还不足以撼动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体制，事实上也并没有完全推翻的必要。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御史台的监察触犯到高衙内自己的利益了，那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抵制。如果你当真有真凭实据，依法入罪，那还罢了，现在这样没有凭据都可以拿掉边臣，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一样的不负责任？
“陛下，今毛御史所论宗泽之罪，多系捕风捉影，臣试为陛下明辨之。”等到各位大臣的异议稍稍平息，高强就好似没有看到这些几乎要喷到他脸上的口水一样，这才开始慢条斯理地说及今日的正题。
“首论开边生事一项。陛下，那辽东之民多系历年避战火逃至辽东之人，其家园本在北在东。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