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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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O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第七章 平原上的战士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双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
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追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祥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肩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O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包围并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控制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马上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①。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至于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子。命令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作法。许多地方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指责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获得普遍的成功；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他们会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为了支持党和军队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军事服务。
邓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在广安县，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去世后，他的二弟邓蜀平接管了他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邓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们的财产。但现在却没什么迹象表明他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解放区，党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样，邓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政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内战的第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帅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的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它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刘邓部队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人，他们本身伤亡并不重但还是作了不少退却。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三十五个县中的二十四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及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因此，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情况是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全部的故事，它没能显示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呈1O：3之比；没能显示出国民党部队纪律涣散、道德沦丧。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用作进攻。在毛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速，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毛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应该发起战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他对这项决定作了说明，他这样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②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但事实上风险也很大。尽管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作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