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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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剌蒲阿领一支兵杀向开封方向，旋即被俘，遭劝降，答以“我是金国大臣，只应死在金国”，不屈被杀。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残兵数百突入钧州城内，但寡不敌众，城破，合达败死，陈和尚被俘，面对劝降，坚决不跪拜，被先后砍断膝胫、足胫，割开了嘴，仍怒骂不绝口，喷血而死。
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像完颜陈和尚这样的民族英雄，后人也应该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去宣传他们。三峰山之战是金蒙之间决定性的战役，此战，金军不仅精锐尽失，还损失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两位主帅和完颜陈和尚等主要的战将，金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了。
开兴元年（1232年）三月，蒙古军攻克洛阳，挥师进围汴京孤城。哀宗与后妃聚在一起，以泪洗面，他先想偷偷自缢，被救下，后想跳楼自杀，又被救下。有臣下一针见血指出：“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断，将相怯懦。”哀宗遣使恳求纳质求和，不获应允。
五月起，城内发生瘟疫，《金史·哀宗纪》说五十天内出殡的死尸达九十余万具，这一数据肯定有夸大，但瘟疫来势迅猛可以想见。城内粮食断绝，以至于人相食。汴京城援绝粮尽，勉强撑持到岁末，哀宗决定仿效乃父故伎，弃城出逃。但乃父当年还有汴京作为退路，而哀宗根本没有方向。
十二月，哀宗将防务交给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奴申和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事完颜斜捻阿不，让皇太后和后妃们留守京城，表明他还要回銮，借以稳住城中人心，自己带着扈从的小朝廷，匆匆出城。
哀宗原来准备西逃汝州，听西来金将说京西三百里无井炊，便改道东行。元帅完颜官奴则主张攻卫州（今河南汲县），因为那里有粮可守。平章政事白撒以为还不如进驻归德（今河南商丘南）。
哀宗听从了官奴之策，连攻卫州三日不下，而蒙古大军随即来援，金军闻风溃逃。哀宗在白撒再劝下逃往归德，他把卫州之败归咎于白撒，这才把这个误国的皇族宰相投入大牢。七天以后，总嫌堂食不合口味的白撒活活饿死。
卫州之败的消息传来，汴京百姓才知道哀宗是撒手不管自逃生路去了，对哀宗的不满便转移到留守汴京的二相身上。因粮食断绝，汴京城内一升米售至白银二两，沿路饿殍相望，时见士女行乞，甚至发生自食妻子的惨剧。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发动政变，杀了留守二相。
在群众指望崔立为一城生灵作主时，他却自着御衣去见蒙军统帅速不台，企图让蒙古大帅立自己做儿皇帝。回城后，一把火烧毁了城防工事，把皇太后、后妃、宗室五百余人交给蒙军，押解北上。汴京陷落，蒙军入城，先把崔府搜刮的珍玩连同其妻妾儿女抢劫一空。
哀宗进驻归德，知府石盏女鲁欢升任枢密副使兼权参知政事。蒲察官奴继完颜陈和尚之后统领忠孝军，他虽是坚决的抗蒙派，但为人专断跋扈。这跋扈表现有三：其一，他在尚书省设宴调解时杀了与他不合的对手统兵元帅马用；其二，随即以谋反的借口杀了石盏女鲁欢等将相三百余人；其三，把哀宗隔离在照碧堂，挟天子以令诸侯，朝臣不敢奏事。
五月，官奴率四百五十忠孝军袭击驻扎在归德城北的蒙军大营，蒙将撒吉思卜华败死，敌军溺死者达三千五百余人。蒙军暂时败退，哀宗一面授官奴为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一面哀叹自己不知用人，以致几同狱囚。
哀宗早打算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这是逃跑主义的最后退路，再往南就是南宋边境了。官奴反对南逃，扬言谁再主张就杀他的头。六月，哀宗与近侍密谋，设伏杀死了官奴。用意一是受不了官奴的专擅，一是这样才可能南逃。蔡州无显可守，又随时受到来自南宋的威胁，哀宗迁蔡，其不智与放弃汴京相同。
初到蔡州，因蒙古与南宋正协商联合灭金的事宜，哀宗竟当了三个月的天平天子。他下令营造见山亭，供游憩之用。尚书右丞完颜仲德说：“蔡州公廨虽不及皇宫万一，但比野处露宿强。今大兴土木，恐人心解弛。”不久，哀宗又让内侍为他私下物色处女以备后宫，仲德进谏道：“老百姓无知，神不可不畏！”
就在哀宗醉生梦死不图救亡之际，南宋与蒙古达成了共同灭金的协议。此事还得从南宋角度细说原委得失。早在金宣宗发动侵宋战争的当年，即1218年，成吉思汗就派木华黎的叔父者卜客使宋，讨论联手灭金的可能性。南宋是表示响应的，也遣使报聘。
而窝阔台假道于宋以伐金的计划，实际上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遗嘱。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在进攻西夏的同时，就试探着侵略南宋四川境内。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守七方关（在今甘肃康县东北）、仙人关（在今甘肃徽县南）、武休关（在今山西留坝南）三关，把关外五州军拱手相让给蒙古军。这年是丁亥，宋方称为“丁亥之变”。
绍定四年（1231年），当窝阔台将其父遗嘱付诸实施时，拖雷先攻下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南）、成州（治今甘肃成县）和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西），再派者卜客出使宋军，提出假道的要求。不料者卜客被南宋沔州统制张宣杀死，大怒之下，拖雷干脆武力借道。
蒙军攻陷沔州（治今陕西勉县），一路南下四川腹地抄掠，直到果州（今四川南充北）；另一路东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夺饶风关（在今陕西石泉西）。宋四川制置司被迫供应粮草，派出向导，引导蒙军沿汉水东下，出邓州，对汴京完全战略包围。
绍定六年，金哀宗逃往蔡州以后，窝阔台派王檝出使南宋，约定共同攻蔡的日期。宋理宗见金朝灭亡在即，遣使赴蒙，同意联合灭金。金哀宗获知这一情报，立即遣使南宋约和，转告的理由倒十分鞭辟入里：“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既是为我们自己，亦是为你们。”但是，这不过是外交辞令，哀宗与宋约和，只是减轻两线作战的军事压力，背地里他却认为南宋不堪一击，还打算挥师西向，从南宋的川蜀夺取生存空间。
那么，南宋方面是否全然不知唇亡齿寒的常识，而作出联蒙灭金的决策呢？早在嘉定七年（1214年）蒙古侵金时，朝廷讨论断绝纳金岁币，提举淮西常平乔行简就提出：“金国，过去是我们的仇敌，今天是我们的屏障。唇亡齿寒的古训可以为鉴。不妨仍给岁币，使拒蒙古。”权相史弥远认为他所虑甚远，准备继续纳币。
一批太学生伏阙丽正门，痛斥乔行简卖国，要求砍他的头。史弥远深知学生运动惹不起，就停了岁币。这一决策实际上等于向金朝宣布嘉定和议无效，宋金关系的恶化责任最先在南宋方面。金宣宗侵宋，固然是大失策，但与此也不无关系。兴定侵宋使南宋朝野民族主义的仇金情绪再次急遽升温，虽知唇亡齿寒的常识，也不可能达成联金抗蒙的同盟。
金哀宗即位，虽然停止了侵宋，但双方却都政治短视，缺乏三国时孙刘联盟的那种远见，尤其是有燃眉之急的金朝，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应有的主动和诚意，以致双方未能结成抗蒙联盟，这是十分可惜的。
平心而论，南宋政府虽在嘉定十一年（1218年）就响应蒙古联合攻金的建议，却迟迟不见行动，应该就有唇亡齿寒的考虑在内。而金哀宗在即位的十年内丧失了与宋联手的大好时机，灭亡在即，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才想到约和之策，同时还在打南宋四川的主意。
面对金朝灭亡之势和得知金朝图蜀之谋，再联系到宋金关系的历史宿怨和近期走势，南宋决策联蒙灭金，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由于此时的金朝已必亡无疑，联金抗蒙已不可能扭转变局，而只能开罪于蒙古，使宋朝更早进入与蒙交战状态。而联蒙灭金，既可缓和与蒙古的紧张关系，又可满足靖康之变以来的仇金民族情绪。
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与北宋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却有历史相似之处。王夫之即把两者相提并论，批评宋朝“借金灭辽以失中原，借元灭金以失江左”。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情绪和收复失地情结在两个决策中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海上之盟完全是徽宗集团出于对三国关系和实力的盲目估计，主动作出了错误轻率的决策。而联蒙灭金的选择，南宋无疑较理智的分析了当时三国关系的既有现状，虽名知唇亡齿寒，却出于被迫和无奈，以便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不能简单将其与海上之盟混为一谈。
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金哀宗命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权参知政事，要求与他在九月中会师绕风关，乘宋不备，攻取兴元府，向四川扩地。同时，河南金将武仙也攻打南宋的光化（今湖北光化西）等地，以便为哀宗入蜀杀开血路。南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大败来犯的金军，并乘胜攻克金朝境内的邓、唐等州，使哀宗入蜀计划成为泡影。
九月，蒙军进围蔡州，标志着蔡州之役的开始。十月，南宋以孟珙为统帅，领兵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履约与蒙军合攻蔡州，十一月抵达蔡州城南，受到蒙军统帅塔察儿的欢迎。双方划定围城地界，约定互不侵犯，同时相互配合攻城。
但金军顽强守城，战争十分激烈。蔡州被围三月，城内物价腾贵，粮食断绝，居民以人畜骨和芹泥充饥，哀宗杀厩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给将士食用。
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十日，蒙军攻西城，宋军攻南门。哀宗见城破在即，传位给东面总帅完颜承麟，指望他杀出蔡州，再图恢复。其时，蔡州城已被攻陷，哀宗自缢身亡。完颜仲德率领一千金军精锐，与蒙宋联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听说哀宗已死，仲德也投汝水殉国，追随投河自杀的金朝将士达五百余人。末底承麟被乱兵所杀。金亡，立国凡一百二十年。
国亡身死前，金哀宗说了番自鸣不平的话：“我做天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也无恨。所恨的就是国家社稷到我而绝，与历来荒淫暴乱之君同样亡国，为此让人愤愤不平！”于是，元代郝经有“天兴不是亡国君”的议论。
金亡之局，宣宗虽已铸定，但哀宗为君十年，苟延残喘，不图远略，坐失时机，决策失误，一再逃跑，即便如其自诩无大过恶，不做国君则无妨，倘作为乱世之君，既然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和才略，便只配做亡国之君。认识不到这点，还以为历史不公平，有君如此，金朝焉能不亡！
细说宋朝70：宋蒙终于交战了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蔡州之役的蔡州统帅孟珙获得金哀宗的遗骨，俘虏了金朝参知政事张天纲，送往临安。南宋举朝若狂，举行了一系列热火朝天的庆祝活动。金哀宗的遗骨奉献在太庙徽、钦二帝的遗像前，理宗还派人羞辱张天纲“有何面目至此”，遣使祭扫河南祖宗陵园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南宋君臣自我感觉太好，不愿承认自己灭金只是狐假虎威的结果。
宋蒙联手灭金时，对灭金后河南的归属没有明确约定。但蒙古不会拱手相让这块到嘴的肥肉，南宋则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祖上的基业。金灭以后，南宋直接与蒙古发生了关系，在对蒙方略上，或者说在对待中原故土问题上，出现了主战主守两种意见。
先说主战派。金朝降将国用安向赵范、赵葵兄弟提出“据关守河”的建议，也就是把南宋的边境从淮河、大散关一线北移到黄河、潼关一线。这样势必要收复包括三京（指东京开封、南京归德和西京洛阳）在内的河南、陕西等地，与曾经占领这一地区的蒙古军发生正面冲突。二赵力主趁蒙古主力北撤、河南空虚的当口，尽快收复三京，实施这一方案。宰相郑清之也支持据关守河之议，他刚替代史弥远去世后的相位，正在襄赞理宗的端平更化，对史嵩之主持的联蒙灭金之功（孟珙也是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的部将）颇不自在，主战夹杂着个人的目的。
史嵩之这回倒成了主守派，他也有私心，唯恐郑清之与二赵的战功超过自己。赞同他的还有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他们认为，衡估南北局势与双方实力，还没有到开战的时机。站在史嵩之一边反对贸然收复三京的还有参知政事乔行简、枢密副都承旨吴渊和淮西总领吴潜等，儒学领袖真德秀也在其中。
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当前国力尚不足以据关守河；二是后勤给养难以解决；三是为蒙古南侵制造借口。第三条理由站不住脚，蒙古要南侵，总能找到口实的。第一、二条理由应综合起来考察，中原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