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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细说宋朝-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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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吞声。高宗接见时,金方副使厉声索要宋朝的汉淮之地,并突然宣布“赵桓(钦宗)已死”。
  在这种挑衅面前,高宗仍不放弃委屈求和的最后努力。他仍按礼仪接待和礼送詈骂自己的金使,对陈康伯举荐张浚领导抗金,坚决表示反对。他甚至做好了“幸蜀”的打算,康伯对他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他这才让康伯转告都堂集议的朝廷要员说:“今日更不论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
  自绍兴和议以后,南宋军队的素质急遽退化,将骄兵惰,无复战备,将领都去经商敛财,士卒皆成行商作贾。连投降派万俟禼都承认,这样的军队,一有缓急,不足倚恃。宋朝不得不临阵易将,宿将刘锜出任镇江府都统制,兼江淮浙西制置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成闵兼湖北京西制置使,领兴州都统制吴璘兼四川宣抚使,主持东中西三大战区,另派李宝任浙西马步军副都管,率水军负责海上防御。
  宋朝仓促命将刚定,金主完颜亮已经全线出击了。八月,尚书令张浩和左丞相萧玉再次谏止攻宋,都被当场杖责。九月,完颜亮命他俩与皇后、皇太子留守汴京,亲率三十二总管兵南下侵宋。
  战争按惯例在淮南、荆襄和川陕三个战场上展开。完颜亮以河南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主西路战事,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主中路战事,显然这两路只起牵制作用。他把四分之三的兵力集中在东路的亲征军和浙东水军,以期大兵直下淮南,渡江以后与直捣浙东的水师对临安形成钳制攻势,以工部尚书苏宝衡为浙东道兵马都统制率水军由海道南下。另派徒单贞率兵二万由淮阴一线南攻,可视为东路战场的侧翼。
  总的说来,完颜亮的战略意图颇有可取之处。相比之下,南宋九支御前诸军和三衙军则平分兵力,分散指挥,连刘锜、成闵和吴璘都不能统一指挥本战区的各支军队,在集中优势兵力上,金军就比宋军高出一筹。
  就在完颜亮亲率大军由汴京向淮河开拔时,一些猛安谋克军纷纷举部逃亡,公开声称“前往东京立新天子”。他对远在东京辽阳府的宗室完颜乌禄的号召力严重估计不足,只派一支偏师前去镇压,自己依然按原计划南下。这是严重的失策,他统一之心太切,以为只要统一了江南,再挥师北上收拾篡立者也易如反掌。他不知道自己因强征国力发动战争,违背了南北人民渴求和平恢复的普遍愿望,已经失尽了民心的支持。他也不明白“安内”的紧要,一旦祸起萧墙就会连皇冠都被褫夺的,而独夫一旦沦为匹夫,被解决也是轻而易举的。
  李宝曾任岳飞帐下统领,在担任沿海提督以后,侦知金朝水师大本营在密州胶西(今山东胶县)沿海,便决心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把决战的战场主动移到敌境之内。其时,北方忠义人魏胜攻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十月,李宝率水师三千,战船一百二十艘从明州开赴海州。船队刚到东海县(今连云港南,当时尚是海岛),正值数万金兵进攻海州,李宝挥师登岸,与魏胜会合,与金军血战,保卫了海州。
  李宝通过魏胜联络山东豪杰,命令他们向胶西集结。而后率战舰驶抵胶西陈家岛(今薛家岛),与停驻在唐岛(今黄岛)的金朝水师仅一岛之隔,相距三十里。尽管金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李宝指挥有方,命令火箭环射,中箭的敌船烟焰连天,延烧数百艘。少数未着火的敌船还想顽抗,李宝令水军壮士跳上敌船,短兵相接。胶西之战共杀伤金军将士三百余人,俘虏汉军三千余人,金朝浙东道水军都统制苏保衡逃跑,副都统制完颜郑家奴被击毙(一说活捉)。
  这次海战的意义,一在于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了火药兵器,一在于彻底摧毁了完颜亮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有力保障了浙东沿海,尤其是行在临安的安然无恙,与采石之战同为确保南宋王朝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
  再来看东线的陆战战场。南宋负责东路战场的刘锜扼守清河口,意在阻击徒单贞金军的南下,但建康府、池州、真州等地的御前大军都不归其统一指挥。负责淮西战场的建康都统制王权一听完颜亮大军渡淮,就望风披靡,放弃庐州,由和州(今安徽和县)一带渡过长江。由于王权不战而退,刘锜在淮东也难以孤军撑持,只得退师渡江,驻守镇江。金军实际上已控制两淮,饮马长江。
  完颜亮进抵和州,听到完颜乌禄在东京即位改元大定的消息,慨叹道:“我本想在灭宋以后改元大定的,莫非是天命?”但他仍不愿罢兵北上,与乌禄逐鹿中原,而执意把侵宋战争进行到底。他得知战船因梁山泊水涸不能沿运河南下,即命金军在长江边赶造战船,督责苛急,将士日夜不能休息。他准备渡江攻下采石矶,为金朝大军渡江夺取桥头堡。
  宋高宗听到王权败退江南的军报,第一个念头就是再次航海避敌。他给陈康伯下了“如敌未退,放散百官”的手诏,康伯断然焚烧了御批,理由是既不能执行,又不能私留,并苦口劝谏道:“百官一散,主势即孤。”高宗这才与康伯考虑对策。
  在康伯的坚决请求下,高宗首先下诏亲征,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其次,召回主战派领袖张浚,命其判建康府。除了这些姿态外,在军事上也有所调整。一是因刘锜在镇江染病,命李横权统其军督兵渡江,但李横孤军渡江仅以身免,金军屯驻瓜洲,依旧一苇可航。于是,只得命中路战区的成闵率本部兵马东来取代刘锜,中路再调鄂州都统制吴拱主持。二是将王权召回,以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代领其军,中书舍人虞允文以参谋军事的身分前往芜湖迎接显忠,并犒劳军队。
  虞允文抵达采石时,王权已去,显忠未来,败兵残将散坐道旁,解鞍束甲而群龙无首。而完颜亮正在对岸临江筑台,筹划渡江。允文即召诸将,勉以忠义,有人对他说:“你只受命犒师,没受命督战。别人坏事,你来顶缸吗?”他斥责道:“危及社稷,岂能退避!”将士都愿死战,于是部署防务,准备迎战。
  十一月八日,完颜亮亲掣红旗指挥战船渡江,十余艘战船由杨林河口进入长江,两船先抵南岸,因不谙航路而搁浅。宋军利用水军优势,释放霹雳炮,令金军难以抵挡,并以海鳅船冲撞或拦截敌船,敌舟或溃或沉,不少金兵被杀死在江中,即便强行登陆的数百金兵,也都悉数被歼。战争持续到日暮,金军才退回江北。半夜,允文派一部分战船开赴上游,一部分战船到杨林河口阻击。次日,敌船再度企图强行渡江,遭宋方战船夹击,大量船只被烧毁,金军大溃。这就是闻名一时的采石之战。
  完颜亮不甘失败,移师瓜洲,准备强行渡江。虞允文也从刚到采石的李显忠那里分兵一万六千,驰援镇江。这时,京口已集结御营宿卫使杨存中和东路主帅成闵的大军二十余万,从数量上也足以与完颜亮大军对垒抗衡。允文部署车船,在江上回转如飞,威慑金军。
  直到这时,完颜亮仍不审时度势,限令诸将三日渡江,否则处死。军士开始结队逃亡,完颜亮下令:军士逃亡,杀其蒲里衍;蒲里衍逃亡,杀其谋克;谋克逃亡,杀其猛安。金军将士越发感到危惧。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勒令次日渡江,有敢后退者斩。次日清晨,金浙西都统制耶律元宜联合若干将领闯入御帐,射死了完颜亮,然后退兵三十里,遣使向镇江府宋军议和。金军将士临阵逃亡和兵变,说明这次侵宋战争是不得人心,而完颜亮苛酷惨急的军令更是加速了将士的离心力,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完颜亮对金朝历史起过积极推动作用,堪称有为之君,这主要表现在完善中央集权,推进封建改革,改定官制,迁都燕京。但他不合时宜的急于完成统一,完全超越了国力条件,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给南北人民都带来了灾难,与人民所渴望的统一事业南辕北辙,最终身死军前,也是咎由自取的。不过,金世宗为了证明其自立为帝合乎道义,在大定三十年间,公开号召朝臣凡能诋毁完颜亮的,就给他好官做,因而留给后人的形象就大有丑化的成分,抹黑应该洗雪,但就正隆南侵而言,他毕竟是一个有重大过失的历史人物。
  由于虞允文当机立断,组织军民,奋勇抵御,赢得了时间,使南宋转危为安,避免了一次劫难,采石之战的历史作用确实是不容低估的。宿将刘锜对前往问病的允文说:“朝廷养兵三十年,一筹莫展,大功倒出自一个儒生,我辈愧死。”这话说明两点:采石之战竟由儒生指挥,并获得胜利,都有一种偶然性;而这种侥幸取胜和成名的背后,却是南宋战备的废弛和兵政的腐败。其后不久,宋孝宗君臣以这样的军队来进行隆兴北伐,岂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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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58:隆兴北伐
  金主亮南侵渡江前后,宋高宗一面下诏表示要亲征,一面早早准备好南逃的舟船,打算故伎重演。其时,南宋朝野的抗金斗志前所未有的高涨。而金朝南有中原民众的反抗起义,北有契丹族移剌窝斡的反叛起事,世宗登基后政权尚未稳固。虞允文向高宗指出,当前正是我朝恢复中原的天赐良机,他只冷冷回答:“朕知道了,你且去罢。”
  在确知金主亮被杀以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岁末,高宗才同皇子赵玮随他一起北上建康(今江苏南京),象征性地完成“御驾亲征”的壮举。在随驾过程中,赵玮协助处理朝章奏疏,恪尽臣子之道,赢得了随驾群臣的普遍赞誉。
  高宗看到了这种微妙的人心转向,金主亮毁约南侵早使他的求和政策丢尽了脸面,绍兴三十二年二月返回临安,五月,他就下诏宣布决定禅位,正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眘。他对宰执声称:“今老且病,久欲退闲。”而实际上,他退位后还活了二十五年,禅让这年仅五十六岁,身体十分健康。
  高宗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一决策的:让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继承人早点替代自己处理朝政,既省得自己政事烦心,又能够进一步换取他的知恩图报,自己既可以安享尊荣,又可以在适当时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禅让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六月,举行禅位仪式,新皇帝就是孝宗,高宗以太上皇移居德寿宫。在禅位仪式上,高宗接见群臣时说了一句出自内心的自我评价:“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
  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即位第二个月,他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朝野人心为之一振。他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也进一步做出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受害者,抚恤子孙;张浚、胡铨、辛次膺等健在者都受到了重用。他继续任用高宗末年那些坚持抗金、政绩卓著的大臣,陈康伯、虞允文、张焘等都成为新班底的核心。
  金主亮南侵以后,迫于舆论与形式,高宗不得不重新起用废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但绝不让他干扰自己的乞和路线。孝宗一即位,就召他入京,共商恢复大计,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高宗很不以为然,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对孝宗的恢复也大泼冷水道:“大哥,等我百年以后,你再筹划这事吧!”但孝宗起用张浚、准备抗金的决心已定,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他在孝宗走向皇位的途中起过不少作用,号称智囊,因而颇受尊重。但在对金问题上,他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当时,西线吴璘在金主亮南侵时不仅成功抵挡了金军的攻势,还攻占了原所属北宋的十六个州军,收复失地之广前所未有。但史浩却以孤军深入为理由,让孝宗下诏命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这新州军得而复失,而且使撤退的宋军在金军的反攻下伤亡二万余人。孝宗知道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再授权吴璘得以自行决定进退,但已机会难再了。在东线,史浩也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抵制,才未实行。
  大约到大定二年(1162年)岁末,金世宗立足已稳,他做过与宋讲和的努力,但遭到了拒绝,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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