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第5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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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既刚说到这，刘兴纯插嘴道：“这偏差就在，漕银还是按照旧额征的吧。一石一两，现在江南市面上一石梗米才六七钱，粮户卖给粮商怕只有三四钱，三石才能完一石的额银，粮户当然要叫苦！”
李方膺附和道：“江南初定，百废待新，漕银不免也在情理之中，可旧额都不改，这就失之僵直了。”
宋既摇头：“账要算全，不能光看着漕银一项。”
“江南两省漕银正额三百万两，对我英华国库而言不算多，就算减免一半，对江南粮户而言，也不觉有大宽松。”
“粮户的负担不止漕赋，还有摊分到田亩上的丁银。江南八府在圣道五年时，漕田两赋总额是七百万两，这还是雍正为争人心，同时在江南办厘金局，有了新入之后才减下来的。”
“江南今明两年仍照旧制征赋，官家将田赋普免三成，个别地方甚至高达六七成，八府田赋依旧有三百万两，而八府漕银正额不过一百六十万两，相较之下，重点自然在田赋而非漕银上。”
“江南新得，官府下乡刚刚推行，重清田亩还未展开，所用胥吏还是当地旧人，偏帮士绅富户，这减免更实惠了他们，一般民人受益不多。”
李方膺哼声道：“这是吏治和恶绅的问题，江南旧制未拆，必然如此，就如明末东林故事……”
宋既笑道：“所以才要力行官府下乡，强推族田分户。”
李方膺一怔，感情在这等着他呢……
他还不服，正要深谈，李肆道：“这两桩事是国体相争，是大事，漕事相对较小，可以先行入手，且听宋既说完。”
宋既拱手谢过，再道：“我英华朝廷得江南，免厘金，降田赋，还重整官府，分税落地，陋规大减，以整体言，江南负担较之满清已轻了接近一半！可为什么江南并非地地称颂，反多有怨苦之言呢？”
“原因就是官府未能下乡，乡间民情不清，少数得利者分走大利，余利也还未落到一般农人身上。眼下正是漕赋冬征，农人只对比漕赋，加之对粮价太过揪心，再想到明年田赋，也得卖粮换银，都有负担加重的感觉。”
宋既看向李方膺：“秋池所问，漕赋之策偏差在哪里，就此来看，就偏差在朝廷对此认识不足，没料到江南农人之心聚在这上面，而不是田赋上。”
李肆暗自白眼，自己刚在说这事小，这家伙就说认识不足。
“至于为何有此偏差……”
宋既正谈得入神，哪顾得上皇帝的感受。
刘兴纯却不客气地插嘴：“我看问题都出在粮价上面……”
宋既点头，接着又摇头：“粮价是其一，稍后再谈，总括而言，有三点。”
“其一是南北相离……我英华得江南，三年内都难获益，反而要补贴大量银钱。”
换成是一般人听到这话，一定会呲目以对，满清仅仅在江南八府就要收七百万两银子，英华复江南，为何还要赔钱！？
“就漕事而言，江南漕银系于跨几省的漕事，难以如本土那般，直接划归地方赋税。眼下江南行营还要给各漕运公司补贴，就是要稳住与漕事有关的各业人色。这可不只是漕银正额，安徽江苏漕银之前正额是三百万，算上加耗和杂派，接近八百万两。除去各层盘剥，两省漕事涉及民人的也该有五百万两，江南行营每年至少要补贴两百万……”
“可这两百万还不是大头，依计司核算，江南地方转制，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不算义勇军所费，至少也要一千万两地方税。循序渐进，这三年里，缺口每年平均四百万两……”
“田赋是地方税，朝廷税在工商，比照南方规模，待诸事理顺后，十年后可到五千万。但江南废了厘金，工商税需一步步建起，三年后方可初成，大略达到一千万规模。一进一出，总括算下来，三年内朝廷要向江南八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刘兴纯都牙痛似的抽了口凉气。
谁都知道江南未来一片光明，仅仅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人口就已超英华，足有四千多万，本就富甲天下。改制之后，就算中央所得不如广东，怎么也能媲美福建，到时英华国入就是上亿两白银的规模，上亿两啊……这可是不必养地方官地方军队，只插手部分地方事务的收入，能办多少大事！？
可惜，这终究是未来之事。
英华一国现在正飞速发展，政府不仅要大办基建，还要主导投资，国入虽丰，却是年年赤字。今年能打这一仗，还是事先在财政上埋了线，并且举了两千万巨债。
圣道十年还有几天就要过了，英华国库今年实入预计超过六千万，可为免战事骤消，相关各业萧条，国家还得另起工程，转兵为民。此外军费国债也得摊偿，圣道十一年的中央预算收入和支出都是七千万两，还不清楚实际会不会入不敷出。
得了江南，不仅在财税上暂时得不到好处，还要大量补贴。银子从哪里来？举债？国债在预算里已快占了四分之一，不能再举了，征新税？海关、殖民等税还好说，要是工商和金融税，那就得跟东西院好好战一番了。
计司和政事堂制定的策略是分出海关税收来补贴江南，这是建立在南北形势缓和，关税会有大幅增长的预估下。为了不出意外，八月时还是修订了明年的预算，从各个渠道攒出了三百万，在工商和金融税上也有所增加，东西两院还发了不少牢骚。
李肆也在微微叹气，没错，这事涉及到的其实还是英华与江南的人心。宋既和李方膺都出身江南，可要英华三年里为江南作巨额补贴，他们都不是百分之百乐意。此时英华人，视江南人绝非夷狄，却怎么也难完全当作自己人。
也就是这样的心理，让他、宋既和翰林院、政事堂一帮人在定下漕赋之策时，并没有想得太深，更没料到江南农人的不安、不满等负面情绪都汇聚到了漕赋这件事情上。
宋既再解说第二点：“方才说到官府下乡必须先行，也已提到，那就是工商资本已及江南髓里，却少官府管控，害及漕赋。”
“借着南北大势，英华资本虽占了江南，取代了满清皇商官商，有利于江南民人一面，但因无官府这层皮面，害民一面也显了出来，尤其是在粮业上，漕赋尤重。”
“我英华资本自龙门入江南，就开始侵蚀满清漕事，漕运由粮改银后，粮商更没了束缚。南洋米商推着粮代深入乡镇，把粮价打压下来。江南粮商借此以低价从粮农手里收粮，转运北面获厚利。每年数百万石的漕运更是他们眼中的铁饭碗，粮价每石压低一分银，他们就有数万两的稳利……”
“江南米价近于一体，城镇之民倒是受了益，可粮农却怨声载道。江南跟两广福建不同，两广福建务农者最多占一半，一半里种粮的也只有一半。而江南人户里，务农者十之七八，种粮也十之六七。早前皇商、官商和满清官府在粮食上得的利，大半都被英华粮商和粮代吃下，我英华粮业正重压着江南一半多民人的肩膀。”
刘兴纯和李方膺都同时点头，这才认识到官府下乡的重要性。不是说官府下乡就能解决这问题，而是要解决这问题，就必须有深入乡镇的官府。通过基层官府获得更迅速更准确的民情，通过基层官府管控粮商以各种不当手段得利，没有基层官府，朝廷在粮业上的各种调控法令也难以执行。
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粮价太低。
宋既谈到这一点时，也觉这个问题很复杂，只简单谈了两点。
“一是我英华商货大通，多了南洋米调剂，北运粮商又为获利而借势打压，米价自然会低，这是常识。”
“另一面所涉更广，英华商货冲击江南，江南产物又多为丝绵等廉价原料，白银不断南流，江南本地渐渐短银，银贵物贱。江南米价比广东还低，这怕还是主因。”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李肆都没认真留意过，心中也是一震。当年他曾经以“殖民江南”统称英华的江南攻略，现在江南得手，英华资本也稳稳扎根江南，却生出了诸多害处，看来还真是朝前多走了半步，比喻有成描述的迹象，这就是分寸问题。
由漕赋一事，就牵出了人心之隔、江南改制、资本之害和经济运转等一大堆问题，众人都觉得脑子有些应付不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
刘兴纯不太懂经济，听得眼晕，赶紧请教。
没想到宋既摊手耸肩：“我也就只能选出最容易入手，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剖析来由根底。”
哗啦一声，李肆抽出一把折扇，抬眼望天花板，呼呼扇了起来，三人对视，都道皇帝也在挠头了，现在可是十二月……
这扇子大家常见，扇面素白，写着“万仞险峰步步攀”七字，是李肆找国中书法新秀，通事馆汪由敦题的字，皇帝这是时时提醒自己戒骄戒躁，不要冒进。
看着这呼呼翻着的扇子，李方膺忽然两眼一亮。
他猛然离席，朝李肆郑重拜下。
“草民有一策！若行此策，江南乱相，迎刃而消！”
李肆等人都盯住了他，不知道他要发什么惊人之语。
李方膺朗声道：“陛下可广诏天下，还都南京！”
第七百二十七章 妖孽潜伏
只解决漕赋问题看似简单，以年中修订预算时新增的三百万江南补贴为本，减免漕赋即可。
可宋既刚才已经分析得很清楚，表面是漕赋乱人心，背后却是英华资本盘剥江南。即便减免漕赋，农人还要苦于粮价，粮价背后又是缺银，缺银又是因为英华商货倾销，江南出银多入银少。
管控资本需要官府下乡配合，而让岭南与江南银货对流平衡，又是老大一篇经济文章，由漕赋及上，治本也就是英华融江南为根基的过程，这过程必定很长。包括李肆在内，都等着李方膺说点有用的治标之策。
却没想他一出口，将迁都问题扯了出来。
厅堂中沉默许久，宋既抚掌道：“建新京，工商巨户汇于江南，引白银返流江南，如当年建黄埔旧例，虽有些操之过急，但也算是国政民生两全的良策。”
李方膺却摇头道：“非为银货故，眼下江南隐患，重在哪里？人心，人心不定！陛下虽在苏州大会江南各民，但江南到底在我英华一国里居于何等位置，这一点还未言明，江南人心中无底。现今岭南工商盘剥江南，岭南人视江南低人一等，江南人都觉前途未卜，看什么都只看到害处！”
他沉声道：“傍天子而居，沾天子恩霖，只要还都南京，江南人心必为之大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以人心之势解此局，如顺水行舟！”
刘兴纯皱眉道：“还都？还谁的都？我英华又不是前明，为什么一定要用前明旧都？为什么一定得定都江南？”
这事看来之前早就有过争论，刘兴纯也朝李肆拜道：“我英华乃华夏重造，开的是寰宇新局！定都之事，就得立稳根底。现在一国以广东为枢，陆上扩及岭南、湖广、江南、四川，海上领有扶南、吕宋、渤泥、马六甲，这是我英华十多年凝练下来的根底，怎能就此北移，只顾江南一地之利？”
宋既皱眉道：“也不一定是南京，但迁都江南势在必然……”
刘兴纯很不悦：“你们江南人当然只为江南人着想，我是广东人，自然也要为广东人，为岭南人着想。”
眼见三人又要吵起来，啪嗒一声，李肆的扇子敲在书案上，止住了争论。
“迁都之事是另一篇文章，暂时难有定论，此策不可行。诸卿能在江南大定之中看到乱相，未雨绸缪，朕心甚慰。江南既大局未乱，应对也就无须太过用力，且议治标之策，以抑为先……”
李肆吧啦吧啦念叨了一通套话，会议就此结束。
“黄埔不过是行在，陛下也曾私下言过，复华夏后，国都当还江南，为何不愿颁诏明言？就只因广东人反对？”
圣道十年的最后几天，政事堂的官员，翰林院的翰林们也陆陆续续来了龙门。皇帝既然被江南政务拴住了，内阁和顾问机构都得陪绑，新年全要跟皇帝在江南一起过。江南行营从名义上说就是皇帝巡行江南的治政机构，朝廷也暂时“出差”江南，顺理成章。
内阁首辅汤右曾来了、政事堂参政薛雪、陈万策更不会少，甚至黄埔学院的唐孙镐也来了。见到老朋友，李方膺一肚子抱怨。
“反对的不止是广东人啊，而且反对之声也很有道理。现在战事刚熄，舆论未起，你看着吧，越年之后，定都之争，一国怕要吵翻了天，雷震子也来了，就是要为这场舌战预作准备的。”
唐孙镐也面带忧色，但看问题要更广一些：“陛下当然不愿主动引火，而是要看清各方利由，再作定夺。此事关系英华百年国运，比江南本地之事更重，怎能舍本逐末呢？”
除夕夜话，皇帝龙门赐宴，慰劳朝廷官员和民间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