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官-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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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肤、遍体鳞伤，一旦和他分手决裂，自己的下场和命运可想而知。熊茶花觉得自己已经被他用魔咒控制住了，根本无法摆脱他的魔掌，只能听天由命，走一步看一步了。她恨自己竟会鬼迷心窍，糊里糊涂跟了他五年。这五年来被他控制得不能自拔，丧失人格和尊严地和他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人鬼不分的关系。他曾经在她面前表示过要离婚娶她，让她名正言顺地当上严夫人，她也痴心妄想着自己有朝一日真成了书记太太。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严明只是把她当作玩物，需要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在她体内发泄一通；不需要的时候，不闻不问，甚至为了他的所谓政治斗争，不惜把自己的人格、名节作筹码，来换取他政治斗争的成功。此时此刻的熊茶花似乎变得很冷静和老练了，她要想办法逐步摆脱他、远离他，跳出他的魔掌。但这一切又是何等的难，自己在他手下工作，那顶乌纱帽在他手里攥着，虽然副科级的生杀大权不由他直接掌控，但他依然可以不择手段地置你于死地，连李子文这样德才兼备在东风乡反映特别好的人他都要受到陷害打击，自己一个势单力薄的小女子，根本不堪一击，一定会被他打击报复得无处躲藏。想到这里，熊茶花觉得自己不能和他正面对抗，只能在忍耐中寻找不受他控制的机会。
“想什么了？魂不守舍的。”严明正在脱着熊茶花的衣服，对她的无动于衷有点不满意。她木然地站着，像尊木偶似的任凭他摆弄，直到一丝不挂，依然是一动不动。
严明感觉到了她的冷漠，当他抱着她走向卧室并低头吻她时，嘴里有点咸咸的味道，他知道这是眼泪的味道。他不解地抬起头：
“我不是给你道过歉了吗？干吗还耿耿于怀，你到底要我怎样才满意？”
严明的声音里没有了脉脉温情，露出一丝烦躁。见她依然一句话不说，严明把她放到了床上，丝毫不顾对方的不满情绪，在熊熊欲火的烧烤下，扑在她的身上肆无忌惮的折腾起来，直到筋疲力尽，欲火全熄，才懒倦地从她身上滚下来，长长地吐出一口淫欲满足后的粗气。
临出门时，严明似乎突然记起来什么事，表情严肃地说：
“那批暴风雨救灾款的事，你要亲自过问一下，要民政所和有关村的书记亲自督查。赈灾款是要审计和检查的，千万不要大意了，一定要发到受灾农户手中，否则，你头上的帽子就要摘掉了。”
说完，用手点了一下熊茶花的头，然后在她木然的脸上吻了一下，打开房门，伸出头看了看楼梯，又听了听四周的动静，然后悄悄地溜了出去。
（二）
东风乡特大风灾救济款下拨之后不久，县纪委、县民政局就收到了举报信，控告高岭村支部书记朱家明胆大妄为，侵吞了大部分救灾款，受灾农户得到的救灾款不到十万元。
救灾款被贪污侵占，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县纪委、民政局不敢怠慢，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东风乡展开调查。
朱家明自上次生活作风问题被停职反省之后，在家闭门思过了几个月，然后三番五次地找到严明，要求恢复他的书记职务，并在李子文面前下跪作揖，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严明不知是看在人情份上，还是其他什么人的面子上，最后召开了书记碰头会，并经班子会通过，恢复了朱家明的高岭村支部书记职务。
在大权旁落的这几个月里，朱家明算是真正感悟到了权力的重要性，尝到了世态炎凉、人生百态的滋味。
以前，村里人见了他，虽然不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但也慑于他的权威而低声下气，一口一个“朱书记”，听了让他心花怒放，感到特别舒服。
可一宣布自己停职反省，那些以往毕恭毕敬的乡民们几乎个个幸灾乐祸，对他不屑一顾，甚至是嗤之以鼻，有的人还暗自嘟囔一句“活该”。这让朱家明更加懂得了权力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因此，他到处寻找关系，当然，他把最大的赌注还是押在了严明身上。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执掌高岭村的大权。当初，严明既然没有撤自己的职，没有一下把自己撂到底，就说明自己的政治生命还没有判死刑，还有死灰复燃的希望。
于是，他一次次地往严明家里跑，当然，不光是赤手空拳地跑。朱家明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认识的县级干部也有好几个。他自然懂得，赤手空拳找领导办事，只能是越找越让领导讨嫌生烦，越找越办不成事。而朱家明的串门，却串一次门，让严明加深了一次印象，最后串得严明实在觉得有点愧对人家了。因此，事情也就办成了。
这一次，严明说了一句：“你找一下李子文，乡里乡亲的，犯不着公开对着干，大丈夫能屈能伸。”
朱家明自然心领神会，尽管他极不情愿去求李子文，但为了达到目的，他还是忍辱负重上了李子文的门。这次上门倒是赤手空拳的，他知道对李子文这样又硬又臭又清廉的人，只能是赤脚进山，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被他抓住辫子。
朱家明痛心疾首地在李子文面前检讨了自己过去的种种不是，要李子文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自己一马。
李子文其实也知道，朱家明上演的这一幕，其实是严明精心导演的。加上当初处分朱家明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以观后效”，适当的时候恢复朱家明的书记职务。既然严明要恢复，自己也挨不过了。因此，只是告诫朱家明要引以为戒，好自为之，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这样，朱家明又重新操掌起高岭村的大印。
也许有一种人的劣根性就是这样，落魄的时候装落水狗，可怜巴巴的，一旦上岸，将水抖落干净，恢复元气之后，就立刻原形毕露。
朱家明就属于这种人。重新当上高岭村党支部书记之后，他就忘乎所以，胆大妄为起来，先是把一些在他落魄期间不愿亲近他的村小组长全换下，然后把村干部的分工重新进行了调整，将本该属于村委会主任李维良的权力全部收到自己手上（包括建房批地、民政救助、计生罚款收取乃至树木砍伐审批等）。他要利用这些职权，在审批过程中，雁过拔毛，捞取好处，收回他为了恢复书记时付出的成本并赚取更多利润。当官就是这么一回事，当官不能发财，就是白当了。朱家明当官的理念和动机就是这么赤裸裸的。
朱家明的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为了快速敛财，当官致富，竟把上级下拨的民政救济款，也就是特大风灾的救助经费侵吞了大半。
调查组进驻东风乡后，一连几天案情都没有取得进展。高岭村的救灾款从领取到发放虽然都是朱家明一人经手的，但受灾农户个个签了名，领到了款。为了确证，由熊茶花领队，走访了十几户灾民，都说按花名册上的金额领取到了户。
难道又是诬告陷害？
调查组组长向严明反馈情况时，严明痛心疾首地说：“现在，我们东风的风气很不好了，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诬告陷害的歪风邪气正在逐步上升。上次诬告李子文同志，结果纯属无稽之谈，这次同样也是如此。朱家明同志去年因为作风问题停职反省，前几个月他才刚刚恢复书记职务，怎么敢如此大胆，把民政救助款贪污侵吞呢？我建议你们在高岭村召开一个辟谣会，对这种无中生有匿名举报的坏风气狠狠敲打敲打一下，净一净我们东风的风气！”
调查组还真听了严明的建议，在高岭村召开了朱家明贪污风灾款一案的调查澄清会。在会上，公开为朱家明“平反昭雪”，并严厉批评了这种匿名诬告之风。
这次会议还没有开完，村民们便中途离开了会场。最后，只剩下调查组和乡村两级干部。
调查组人员不解地问朱家明：“你们高岭村的农民怎么这样没有礼貌？还没宣布散会，就这样走了？”说完后，苦笑着摇头。
朱家明马上接上说：“就是，就是，这里的农民素质就是低，真难为了我们这些乡村干部，对付这帮人，可费脑筋哩，弄不好，他就背地里告你黑状。”
调查组长说：“是呀，都说乡村干部难当，果真如此，确实难当啊！”
（三）
联合调查组就这样草草收场，匆匆撤兵，不了了之。
朱家明却坐不住了，他不是为自己侥幸逃过一劫之后赶紧亡羊补牢，而是要对那些他怀疑告状的村民包括村组干部们，进行疯狂的打击和报复。
为了达到泄恨效果，他叫人把已坏了多年的村广播设备修好了，像过去那样利用广播这个宣传阵地进行惩戒、警告、训话。这次，他又用尽了所有的粗话、脏话、下流话，对村民们进行侮辱、训斥、漫骂，还大放厥词，说在高岭村，谁也奈何不了他，想要告倒他，更是痴心妄想。
这样一通咒骂训斥之后，朱家明感到了极度的满足和舒畅。他找回了以前那种在村民们面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感觉，这种感觉又让他像过去那样的自信起来，自信得专横，专横得疯狂。
不知是哪个哲人说的，“一个人张狂到了极点，他离灭亡就不远了。”
的确，“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朱家明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次近乎疯狂的广播骂词，激起了全体村民的强烈不满，那些本来想不了了之的受灾农户，在听了广播之后，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们凑到一起，然后集中到了村主任李维良家里。其实上次的那封匿名举报信就是李维良听了许多受灾户反映后写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受灾户都聚拢来了，大家再也忍受不了这个村霸如此的嚣张、疯狂，如此歇斯底里的咒骂。
这种形式的咒骂过去经常发生，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村民觉悟起来了，他们已经知道了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因此，这种对村民人格尊严的亵渎，村民们再受不了了。
李维良把村里已经报账了的花名册偷偷复印了一份，他把花名册上各家各户领取的救济金额报给大家听，问了问与各家各户领到手的救济款是否一致。
听完李维良报出的数字，全屋的人像炸开锅似的沸腾了。原来，朱家明这家伙耍了点小聪明，他一家一户上门发放救济款时，发给的只是一个尾数，而且是小写数字，受灾户领到之后都按他的要求，签上了名字。谁知他等所有的人签完字之后，在每家农户领取的金额前加上他想加的数字，最后汇总写上大写数字。今天，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贪敛伎俩终于被村民们识破了。
“这个天收的，我家只领了九百元，他的簿上却写上了一千九百元！”
“我家也是，我签字的时候，明明是八百元，现在怎么成了两千八百元，整整多出两千元啦，这个黑了心的狗官！”
“除了十来家为了应付上面检查与花名册上的金额一致外，其他全都做了手脚。简直是狗胆包天，丧心病狂！”李维良边说边拿起桌上的算盘，将花名册上一百多户实际得到的救助款和花名册上发放的金额认真核算了一下，两个数字之差将近六万元，加上没有到场的二十多家农户目前尚不知情况，这朱家明到底贪了多少？
六万元救灾款，这是个什么概念？李维良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有了这个证据，扳倒朱家明是顺理成章的小菜一碟；害怕的是这样大的数字，朱家明恐怕不是撤职的问题，而是坐牢判刑的大问题。因此，他有点拿不准了。大家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要是因为自己出面把朱家明搞进了牢房，别人会怎么看自己？自己坐上书记的交椅也不舒服啊。想到这里，李维良这个世代忠良的农家汉子，有点犹豫了，不敢再写下去了。
“怎么不写了？我们签上真名。”
“对，真名实姓地告他！”
“我签，我们签！”
……
望着这些群情激奋的乡亲，李维良受到了鼓舞。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为受灾群众讨回一个公道。对，不是我对不起他，是他朱家明对不起我们，对不起这些受灾农民。随着一个个农户的真实姓名跃然纸上，李维良最后一个庄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姓名，他像完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使命似的，如释重负般的舒畅起来。他既是一个受灾户，更是一名党员，有权利有义务向上级党政组织反映真实情况，维护农民和自己的合法权益。
大家正在数着联名信上的名字时，不知是谁说了句：“子文他家领了多少？”马上有许多人附和着说看看。
李维良一核查，名单上有两笔数字，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母亲，各领了两千元，都是子文母亲歪歪扭扭签的字。
难道他领了两笔钱？大家既不相信又有疑虑。不相信的是，李子文的父母过去一直在村里起模范作用，从不多吃多占集体一点便宜，因此他母亲不可能多领一笔救灾款；疑虑的是，也许是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