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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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永安说村里整他就是有的干部知道他带回了一点钱，总是借钱，借了就不还，他要了几次支书不但没给还恨上他了，老拿他当特务整。审讯时说是我鼓动老村长杀人，我说是你们逼他杀人。他们让我揭发老村长说过什么反动话，我说他都杀人了，反动话还有什么用不必费那口舌了。
他们说你对他杀人怎么看？我说我不同意，但是同情，狗急了还要跳墙，何况是个有血性的人？他们说你也想走这一步吗？我说现在还不想，逼急了那也没准儿。他们大骂我反动，我说真正反动的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人。
陆永安本来是可以解脱自己的，但由于他的脾气，由于他满腔的愤愤不平，终于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与陆永安被带走的同时，张文山也被几个人拖走了，他因“恶攻”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临走他还踢蹬着带镣的双脚说：“狗崽子们不用高兴得太早，你们疯狂不了几天。”别的号里一起送走的还有十几个。
陆永安他们一走，便提审白刚。这次冷股长先笑了，不过是一种冷笑，他眯起了眼睛，头向前探着，好像故意让白刚看看一样：“咱们较量过几次了，在公安局大院为成分的事你咬文嚼字，那次便宜了你让你得逞了。上次审问你，那只是一个小插曲。”然后把眼睛一瞪，“现在可别想再占便宜，不要以为省里有几个熟人就有了仗恃，这次谁也救不了你。”
白刚这次学聪明了，觉得不能实话实说。以前支书说县公安局认为他省里有人，他否认了。现在觉得应该将计就计，在不讲理的时代来不得诚实，便说：“上次那事谈不到得逞不得逞，那是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当然也不排除朝里有人好办事这个因素，要不咱们县委书记、又当了省级领导的人给我戴的帽子，就算按政策办事，没熟人谁又敢为一个地主分子说话？”冷股长马上冷笑说：“你别再做梦了，朝里有人好办事？那次只是戴不戴帽的小事，现在是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人命关天。这次可没人敢替你说话。”
“这次也一样。”白刚故意十分镇静，又慢声慢语一句一顿地说，“真杀了人，谁也救不了；没杀人，没有证据，硬要定案，一样行不通，也会有人管的。”白刚觉得这样一说冷股长和小个子心里就得掂量掂量，他们要是不按政策办事，动用非法手段，他白刚还是会告状的。白刚继续说，“所以我非常信任公安部门，是会按政策办事公正执法的。这次的事更谈不到占不占便宜的问题，我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无缘无故关了这么些日子，哪里有什么便宜可占？就是马上放了我，我不还是个受害者？”
小个子气得跳了起来：“你大胆！敢说你是受害者？那么我们就是害人的呗？”看样子很想打他几个嘴巴。但是不知为什么，是否想起了他省里有人？探了探身子，还是忍住了。只是瞪起眼睛吼叫说：“装什么糊涂？你是杀人犯！”
白刚看到说受害者引起对方误会，便赶紧解释：“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你们害人。我虽然无辜，但是卷入老万那件事还是事出有因的。”冷股长严厉地说：“不许你叫老万。难道你挨打还没挨够吗？”白刚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污辱他，我真不知道他姓什么！”冷股长说：“他姓苟。”白刚差一点笑出来，真感到为难了，他怎么姓了这么一个姓。不过他强忍住笑，郑重其事地说：“那我就叫他老苟吧！可以吗？”
冷股长本来绷着个脸十分严肃，听到这句话也差点笑出来，但是他也强忍住了：“什么也不用叫，你就说吧！”经过这一番较量，白刚倒觉得心里轻松多了，看到对方的语气也有所缓和，便心平气和地说：“好吧！关于活埋人的事，公安部门怀疑到我，我认为很正常。他打过我，打得很厉害，还没收了我赖以活命的几十斤粮食，所以认为我一定恨他，杀了他的心都有。”
“不是只有杀了他的心，现在是他已被活埋过。”冷股长高兴了，认为白刚自己已经钻到套子里了，“你老实交待你们怎么谋划的，同伙都是谁？”
“上次我说过那条大河救了我，没那条大河我也许说不清了。你们说我不会自己动手，是串通同伙去干的。可是串通了谁？总要有名有姓吧！这也巧了，我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只有一个姐姐，还是绝户没儿没女，总不能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跑那么远去到河套里杀一个壮汉吧！”冷股长恼怒了：“嚣张！你勾结反动分子、劳改犯。”
白刚明白了，对队里的事，亲戚朋友的情况，他们可能都调查清楚了。所以把他关进来，主要疑点就在两个共同的劳改犯身上。甄有福体弱多病，胆小怕事，不会被怀疑，主要怀疑人当然是陆永安。陆永安的情况他已经清楚，这下心里有底了，便毫不惊慌地说：“我承认这怀疑有道理。但是要勾结，总得有联系吧？我和谁联系啦？”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0（2）
冷股长把桌子一拍眼一瞪：“嚣张！你问谁？我让你交待。”白刚十分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怀疑陆永安，其实这问题不用问我，问问陆永安他们村的干部就清楚了，他两三个月以来一直有人看守，站板凳跪砖头，我们怎么能联系？他又怎么能去杀人？”
“你胡说！怎么会有这回事，谁告诉你的？”冷股长气极败坏地跳了起来。
“陆永安告诉我的。”白刚冷静地说。
“好啊！你终于露出马脚了，你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冷股长有些得意，然后高声喊道，“说！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这里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俩关在一个监号里，他亲口告诉我的。”陆永安已判刑走了，白刚也就毫无顾虑。
冷股长咆哮说：“好啊！你们俩串供，该当何罪？”
“没人说我们俩是一案，怎么叫串供？把我们俩关在一起，也说明我们俩不是一案。”
冷股长生气地看了小个子一眼，意思是说这是真的吗？小个子点了点头。因为把陆永安关起来，是为了另一件杀人案，当时案件很多，光杀人案就有几十起，各专案组并不通气。两案经手的不是一个人，老村长案经办人不知道陆永安和白刚有牵连。冷股长感到十分尴尬，他没经手陆永安的案子，对他的情况并不清楚。
判处陆永安以后，他也知道他俩可能没多少联系，不过还是想借此压白刚，逼他供出别的线索。现在看白刚已知道了实情，觉得没法审下去了，但是却不想认输，便马上回过头来吼道：“你违反监规，串通案情，铐起来，押下去！”
白刚本来觉得很有把握，只要一问就能说清楚的事情，想不到却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结果。白刚回来一说，老葛头儿说：“不用害怕，甭听他们瞎诈唬，那是他们下不来台了。现在他们心里已经明白没你的事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
这回老葛头儿可猜错了，又过了好些天，也没人理睬这件事情。不用说白刚着急，连那么精明的老葛头儿也迷惑了，一再念叨怎么回事呢？按说这案子该结束了。
他们又哪里知道，人们都低估了看似傻乎乎的二杆子老万的能量。他被活埋以后，简直成了捍卫革命路线的英雄，上蹿下跳，到处宣扬自己，不可一世。听说唯一重要的案件线索可能被否定以后，他竟找了县委书记告状，说公安局破案不力不积极协助破案。还说白鸣升以前就右倾软弱，他和白刚又是一个村的，白刚是他叔，在这次案件中一直袒护白刚。实际是他怀有野心，想借机把白鸣升拱掉，自己取而代之。正好新上来的郎佐臣也有个二杆子劲儿，和老万同病相怜，臭味儿相投。看到这样一个对革命路线忠心耿耿的人竟然受屈，不被重视，便立即下令撤掉白鸣升，让老苟（老万）当了所长，让公安局加快办案进度尽快破案。
这一下可让冷股长他们作了难，他们心里清楚，白刚没有作案的条件，本来想很快释放的。可是县委盯上了，又没有其他线索，怎么办呢？想来想去白刚不能放，案件没破把他放出去老苟还要告状。有一个嫌疑犯押着顶数，在那打击现行反革命运动的高潮里，对上级总还有个交待，顶过一阵风头再说。至于冤枉不冤枉，他们是不会挂在心上的。这些人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受的洗礼，只要对自己有利，又何必考虑他人的痛苦？而且他们又怎敢和造反上来的县委书记作对？老葛头儿这个精明的老公安，面对这一代人，似乎也有些陌生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1）
白刚十几岁便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不久前又劳改十几年，吃饭睡觉整天戴着铐子还是头一回。虽然是头一回，但是他并不陌生，因为劳改时脚镣手铐见得多了。这时戴在自己身上，也就不觉得多么耻辱多么痛苦。他担心的倒是自己的妻子，所以整天忧心忡忡。他又哪里知道，妻子现在也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也不敢把情况告诉他。夫妻相距不足百里，不仅不能往来，连信也不敢写一封，只有昼夜的悬心思念。
自从孙村让羊公子搅闹了批斗大会以后，分管这一片斗批改的朱一夫便迁怒于老郝和吴玉萍领导的工作组。尤其是对吴玉萍怀恨在心，他觉得自己是一百个看得起她，请她在表妹家吃饺子，用意她当然明白，就是为了整他表妹夫的对手孙绍安。谁知她却明斗暗不斗，同情孙绍安。所以临走便告诉公社副书记，要给工作组严厉的批评，并且让他们立即回公社进驻一个老大难村，给他们一个考验，再打不开局面，就处理他们。
工作组回公社以后，公社书记便找老郝谈话，传达了要让他们进驻一个老大难队给以考验，但是严厉批评那一节却免了。还说孙村的事我知道，那村卖羊肉有历史了，批批可以，一时半会儿的谁去也解决不了，不能怪你们。你们要去的桥头营，是全县的老大难，成了我们公社一块心病。
村里七股八叉你告我我斗你，几次进驻工作组，也摸不清个是非。不是被逼走了，就是觉得没法办，连饭也吃不上，自己主动撤了出来。公社没力量解决，只得依靠工作组，你们组力量强，希望去了给我们好好解决一下。借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东风，把坏人彻底整治一下。班子不行，该调的调该撤的撤，你们做主了。
老郝当面也说好好好，心里却憋下了一口气。他觉得他们在孙村认真学习政策，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孙绍安本来没问题为什么狠整人家，不就是为给朱一夫的姘头家铲除一个竞争对手吗？老郝在县局里是个老干部了，朱一夫是工人时他就是个中层干部，根本没把朱一夫放在眼里，朱一夫也管不着他。经过孙村这回事情，他就更看不起朱一夫了。公社书记谈话以后，老郝马上传达了公社书记的意见。
刚传达完成强便闹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我知道桥头营是个根本没人去的村。说好听的再难也不怕，反正是为了工作嘛！惩罚我们不干！组长，你当时就不该接受这个任务，这是侮辱我们！你提提就说是我们全组的意见，要求换一个村。”黎娟也很生气：“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倒落不是了，他姓朱的算干什么的？就知道吃喝玩乐假公济私，却处罚我们。我同意为争口气，也得换个村。”老郝本来对上级决定是很尊重的，这时却板着个脸一声不吭。
吴玉萍这些年被歧视折磨惯了，对这类事也经得多了，没拿这些当回事。她认为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别说公社书记还说了句公道话，就算他也不理解又怎么样，咱干咱的干完了走人，有什么关系。尤其使吴玉萍比较放心的是她在桥头营住过，给她的印象还不坏，和老乡处得也比较好。当时有一个房东老大娘，非要认她做干闺女不可，吴玉萍不敢答应，怕单位知道了，上纲到搞封建拉拢又添新的罪状，可是大娘硬让儿子喊她姐。
那还是挨饿的年头，大娘知道她在别人家吃不饱，天天黑夜开会回来，枕头边不是用毛巾包着块热白薯，就是放着十几粒花生米。那是人人都难活命的年头，吃的东西多么金贵啊！吴玉萍有时吃着吃着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吴玉萍走后，那位刘大娘经常打听她的消息，有时还让儿子到县里去看望，送些花生红枣去。
有一次吴玉萍下乡离桥头营不远，特意去看大娘，大娘一把抱住了她，含着眼泪喊道：“我那儿啊！你可回来了。”吴玉萍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大娘知道吴玉萍的身世，对她十分同情，有一次在灯下教她纳鞋底，一边捻线绳一边叹气，对她儿媳妇说：“你姐是只孤雁啊！多好的人怎么偏偏摊上这么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