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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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害了干部群众吗？这真使她为难了，左思右想不好下笔。她琢磨的结果是先拖它几天再说，反正也没规定期限，又何必那么积极呢？
多次下乡的经验告诉她，工作组实际是个三不管地带。抽到工作组，原机关就不再管你。县委统一领导，那么多队分散到各村，交通不便电话没有，离县城少则三五十里多则百八十里，县里怎么管得过来？说是委托公社代管，实际公社没人过问。下来的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每个组还都有个不小的头头，公社干部哪能管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又何必多管呢？只要不犯大错，年底从公社转到县里的鉴定书都会写上工作积极，能完成工作任务等等，大家都能交差。
这次情况不同了，阶级斗争喊得震天响，不能不使她担着一份心。不过她想情况还会大同小异，这么多工作组，县里怎么会照顾得过来？汇报不好写就先不写了，先到户里转转去，也许会摸到什么新情况。她是记者出身，以前也多是上农村采访，有事没事她倒愿意和群众闲聊。现在更有一种新的需要，就是只有和群众在一起时，才能消除自己的孤寂和苦恼，忘却许多忧愁。她首先想到了卖羊肉被人抢了的孙绍安，便信步向他家走去。
栅栏门关着，她在门外头喊了两声：“有人吗？”起初没有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孙绍安媳妇才匆匆跑出来，见是吴玉萍连忙道歉：“唉哟！我当是谁呢，是吴同志啊！快进来坐吧！”话说得很热情，可是吴玉萍从她的表情上却察觉似乎有些惊慌。吴玉萍说了声没啥事，到你家来看看，说着便随她进了屋。
屋里黑咕隆咚的看不清东西，原来是窗户外面挡上了秫秸帘子。这帘子本是挡雨雪用的，大晴天为啥放下了帘子呢？往里一走模模糊糊看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分不清是男是女，吴玉萍以为是他家老人病了，仔细一看却是孙绍安。炕头上还放着一碗水和药瓶，看来刚才他媳妇正在侍候他吃药，听见有人喊，才匆匆忙忙出去的。
孙绍安见是吴玉萍来了，有些紧张便挣扎着要起来，可身上只穿着件破秋衣，又感到有些不便。吴玉萍忙说：“躺着吧！别起来，天太冷别冻着。怎么病啦？”怕他们有啥怀疑，又赶紧补了一句，“我没事儿，来串个门。”孙绍安媳妇连忙去把窗户帘子卷起来，又进屋给吴玉萍倒水，一边倒水一边解释说：“也不知得的啥病，光喊冷，我就把帘子放下了。”屋里一亮堂，就看见屋里乱糟糟的，和上次吃饭时大不相同了。孙绍安媳妇看见吴玉萍站在地下四处观望，连忙用手巾掸了掸一个小马扎子，放在地下说：“吴同志！你就坐这儿吧！炕上又脏又乱，没法让你坐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6（2）
吴玉萍看出了两口子都有些惊慌，可能是不知来意，便随便和他们拉些家常，以消除误会，不要因为自己这不速之客引起人家的不安。先问问村里有没有赤脚医生，量过体温没有吃的什么药，后又谈起孙绍安教书的事，怎么不教了，这两口子紧张情绪才消除了一些。孙绍安媳妇给孙绍安披上棉袄，扶他坐起来，他的病也像好了许多。两口子你一句我一句地介绍说：孙绍安教了八年书，学生和家长们都满意，上级领导也说教得好老受表扬。学校归大队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后，说绍安姥姥家是富农便不让他教了，支书的侄子初中都没毕业，成了代课老师。吴玉萍一听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可是也不便说什么。
说话的时候，孙绍安媳妇一直靠着炕沿站着，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吴玉萍，不相信吴玉萍只是闲串门，一定是为啥事而来。她也有话要说但又不便开口，想等着吴玉萍有啥事先说出来。直到吴玉萍立起来要走的时候，她才着急地说：“吴同志！你先别走，有个事想问问你。”吴玉萍停下了脚步：“有啥事你就说吧！”
“昨天有人告诉俺说是要批斗卖羊肉的，还说起我们绍安刚卖了羊肉。”孙绍安媳妇说，“我们绍安可是个老实人哪！向来规规矩矩，不敢干违法的事，家里就有两只羊，前两天宰了一只，他卖肉还让人家抢了……”说着眼泪就簌簌地流下来了，接着就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一边哭着一边说：“就因为绍安老实，有人仗着有权有势，总是欺侮我们，我们是啥话也不敢说呀！这村家家卖羊肉，我们就卖过这一回，批斗怎么就会轮上我们？”
吴玉萍一听明白了，原来孙绍安的病是为了这个。便真诚地笑了笑：“没有这回事！”然后又奇怪地说，“你们是听谁说的？”绍安媳妇表示怀疑：“没这回事？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就是在你屋开的会！”
吴玉萍没想到前天晚上开的会，第二天就传出去了。她马上笑了笑说：“是了解过卖羊肉的事，也说到绍安卖羊肉。大家都知道是头一回，肉还被人抢了，没赚钱还赔了钱，没人说要批斗，也不会批斗他。”绍安媳妇一听说不会批斗，而且看吴玉萍这人非常真诚实在和蔼可亲，马上转悲为喜说话也利落了：“一看吴同志就知道是个怜贫惜弱的好人，你可要多关照我们哪！”她一再表示感谢，只是绝口不提是谁说的，怎么听到的。
吴玉萍从孙绍安家出来走不多远，正遇上黎娟找她吃饭，今天正轮上和孙绍安隔一家的孙金奎家。吴玉萍还没进门，就听见院里笑语喧哗，有个亮嗓子的女人正在嬉笑着和成强说着什么。进到东屋见炕桌上已摆好了碗筷，当中放了酱油、醋碗，还摆着两头大蒜，看样子是要吃饺子了。派饭一般是吃不着饺子的，那时候白面还是稀罕物件。除非是和谁家处好了才能吃上饺子，新来乍到和这家根本不认识，为什么这样好吃好待呢？
吴玉萍正在暗自思忖，孙金奎媳妇已将大屉的白面蒸饺端了上来。成强和黎娟一面急着夹饺子一面和吴玉萍悄悄说：“这家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男人在学校教书，女人在小卖部卖货。小卖部说是村里的实际和他们家的一样，两人都挣钱在村里可是少有的双职工。”吴玉萍联想起孙绍安媳妇的话，知道这一定是支书侄儿家了。
她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两口，原来是素馅的，就是大白菜加咸盐，不仅没有肉，油也很少，连点虾皮也没放。看来只是向外人说起来是包的饺子，图个高人一等的名声，实际却舍不得多搭一点点东西，不过能吃上白面也就不简单了。正吃着听见西屋有人说话，那媳妇放荡的笑声不断传来。忽然门帘儿一挑，那媳妇站在门外，只伸了一个脑袋进来，笑吟吟地问道：“哪位是县上来的吴同志？”
吴玉萍一愣，她这是干什么？便随口说：“有事啦？”那媳妇身子稍稍往下一蹲，一手撩着门帘，一手往外一撇，作了一个请的姿势，娇声娇气地说：“西屋有请！”她看吴玉萍仍然坐着不动，只是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便笑吟吟地走到屋里来，“你就是吴同志啊！有位县农业局的同志想见你，请吧！”
吴玉萍一听是自己单位的，立即有一种亲切感，从上干校以后还没有人找过她，回机关一趟，也只是见了一个冷冰冰的面孔。不管怎么样在这单位也呆了十来年了，对机关的同志还是有些怀念的。所以便很快下炕，随那媳妇到西屋去了。一进门，却使吴玉萍大吃一惊：他怎么来了？找我干啥？心里不仅紧张，而且气不打一处来。
来人是朱一夫，早先是局里造反派头儿，现在是农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她讨厌这个人。平时在机关他们见面也很少说话，对他的到来，吴玉萍心里立时掠过一阵不祥的预感。没等吴玉萍说话，对方却表现了稀有的热情，不仅是笑脸相迎，而且表现出由衷的高兴。连连说：“上炕，上炕，吃饺子，唉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朱一夫招呼着，那媳妇已将碗筷摆好。见这情况吴玉萍也不得不表现得热情一些，上炕坐定，马上说：“朱主任啥时候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嘴里说着，心里却在嘀咕是来找我的？难道是机关有啥事想抽我回去？还是为以前的问题想核对啥事实？
那朱一夫是什么人，最善察言观色。见吴玉萍有些疑惑，便笑着解释：“我是路过也是才来不大会儿。这是我表妹家，前庄就是我家，顺路看看我表妹。我从窗户里看见你进院了，原来你在这村当工作组啊！”吴玉萍听到这里才放心了，漫不经心地吃起了饺子，吃到嘴里味道却大不相同，不仅是肉馅的，而且一咬一兜油，吴玉萍很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饺子。她寻思别看刚才这朱一夫说得那么自然，说他才来那不是真的，一定是早就来了。农村平时谁家里也没肉，这是早上到集上砍来的。刚才我还以为他是借了工作组派饭的光，原来是工作组借了他的光，不过馅却大不一样。他说顺便路过，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村也可能是假的，很可能是为我而来，要不怎么能这么巧？可是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吃完饭回到住房，吴玉萍靠在炕墙上，不禁心头激动，思绪万千。朱一夫的出现，给她平静如水的生活，激起了滚滚波浪。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6（3）
朱一夫原名叫朱万福，“四清运动”时中央转发了“桃园经验”（河北抚宁县搞“四清”的经验），指出“四清”已经不止是队里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上的不清。此前中央发出的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中也指出中国社会已出现尖锐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
对政治形势非常敏感的朱一夫，看到“四清”将从经济问题向政治领域发展，便觉得自己的名字不祥，带有封建色彩，轻则招人耻笑，重则可能招灾惹祸。人们都歌颂毛主席万寿无疆，只有主席才能说万福万寿，他怎么能说万福呢？便下定决心改名字，想来想去改名为一夫，意思是要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这本来也就是为避邪消灾，只是一种消极防范，并没有更多的奢望。谁想到却歪打正着，出人意外的是随着改名大红大紫飞黄腾达起来。
“四清”运动时，这个县属于细线“四清”，细线“四清”比粗线早开展一年，紧跟着全国典型“桃园经验”走。那时中央估计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根据这样的分析，要求在全国农村、城市都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四五年。但是下边的抵触很大，先走一步的山西、河北，从地委到县委对“四清”运动都有很大抵触。所以细线“四清”采取了大规模的人海战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有的就要从各县抽调上万人的工作组进驻。
这县既是细线“四清”，各单位各重点村同时进驻工作组，农业局进驻了三个人，两男一女。搞得很神秘，来人一律是假名，不准暴露原工作单位和自己真实姓名。一进机关，原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这三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便掌握了一切大权。但为了工作方便，要结合机关一个人进领导班子，这个人按照阶级斗争标准要绝对的干净。就是不仅出身是贫下中农，社会关系包括七大姨八大姑也必须清清白白，没有任何政治污点。本人当然更不能有任何污点，历次政治运动表现积极。
为了找这个人，工作组的于队长把机关干部档案翻了个遍，整整搞了两天两夜，全机关四十多人里没有一个合格的。因为农业局除局长外，大部分是大中专毕业的技术干部，解放才十几年，这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包括解放前后初中毕业参加工作的，家中不是地富成分，至少也是个富裕中农，即使家中困难至少也要有门子好亲戚帮助才能上学。而且日本、国民党统治那么多年，当过伪军干过伪事的，沾点国民党气的人农村也很多，要那么干净上哪里找去？
事有凑巧，正在于队长一愁莫展的时候，朱万福来了。那时工作组还没亮相，究竟要干什么，人们还摸不清底细，搞运动把人们也搞怕了，所以都躲着工作组。朱万福一来，于队长也大吃一惊：我们还没开展工作呢，他主动找上门来，要干什么？听到他是嫌自己的名字太封建，主动要求改名，于队长心中又不禁一喜：看来这人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危害有认识，便引起了注意。
赶紧又翻档案，原来看过的档案里没有这个人，后来在下属一个小单位里才发现了个朱万福。他的档案袋很薄，压在其他砖头一样的档案袋底下，所以被遗漏了。于队长打开一看，只有登记表、工资表和鉴定表。工资是二十三级。鉴定写得很好，工作一贯积极，政治要求上进，立场坚定等等。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全是贫下中农，而且不少是党员。于队长心中大喜，真是踏破铁鞋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