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穑堪觳坏剑 薄�
“我要申诉找谁谈？”白刚气呼呼地说。讽刺、嘲笑他早就不在乎了。高队长心想，不认罪的虽不少，但还没见过这么大胆这么顽固的。便警告他说：“我刚才跟你谈了那么多，你就是听不进去，告诉你这样不老实你是要吃亏的。”
“怎么叫不老实？找领导申诉，按党章我有这个权利。我希望队长向上反映。”白刚认为自己的理由是响当当的。他虽然看到现实生活中党的政策原则不少已被破坏，但是还是相信党章上关于党员权利、党内民主等等那些规定应该是有效的。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7
白刚回到屋里，花班长惊讶地说：“新来的同学，我真为你捏把汗啦！哪能跟队长这样闹，还要找党委书记谈谈，这不是找死吗？党委书记也是咱们找的？”
“这怎么叫闹？我的问题确实有出入，向上反映不可以？”白刚一脸的不服气。花班长说：“这里没人管你这个，只认结论。结论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铁板上钉钉，不承认就要天天批斗。这里批斗和机关可不一样，打个好歹的没人管你。我算想开了，积极点争取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算了。兄弟！放聪明点吧！到这里你还要讲理，谁敢改变你的结论？”
白刚犹豫了。是啊！在机关的批斗中还没有体会吗？哪里还有理可讲？这里顶大是个县级单位，省委作了决定的东西，他们能不执行？可是就这样算了？也太窝囊了。真的全国没了讲理的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头绪来，只有无情无绪地收拾东西。
收拾完了，有了空闲他才想起了屋子里的另一个人。他是什么人？今天为什么留在家里？他说他是痔疮犯了，是因为有病？还是为了监视我？刚才他的谈话好像很真诚，不会是假的吧？从他的谈话里，好像也有不满，是真心话？还是为了套我的话好去小汇报？他正在想得发呆，班长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同学！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收拾吧！今天不收拾好，以后可没时间啦！收工回来会累得你连床铺都爬不上去。”白刚说：“我收拾完了。”班长说：“床上那一堆是什么？”他正是看见了那一堆东西，才和他表示亲近的。
“啊！那是几包干馒头，没法吃了，一会儿扔出去吧！”白刚无所谓地说。这一堆干馒头是来时准备他们几个人路上吃的，那时出远门都要自带干粮。可是路上没水喝，大家吃得很少，最后都留给白刚了。班长听说白刚要把馒头扔出去，便喜笑颜开地说：“同学，这可是宝贝呀！我来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这东西呢！可不能扔。留着吧！慢慢吃。你要吃不了，给兄弟点。”
“都干透了还能吃？”白刚不以为然。班长说：“那终究还是白面的呀！拿开水泡泡一样吃，这里可见不着这东西。”
“不吃馒头吃什么？光吃玉米面？”白刚有些奇怪，这里竟然几个月不见白面？瞎说吧？班长说：“玉米面？你想得倒好，玉米面那也是稀罕物。”“那吃什么？”白刚更加奇怪了。
“这里吃一色的谷子面，说是谷子面，还掺了不少谷糠。难吃是小事，最要命的是拉不下屎来，解大便人们都疼得爹呀妈呀地乱叫。我就因为长期大便困难，痔疮又犯了。平时还拉血，再加大便干燥更要命了，都脱肛了。”班长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盯在那一大堆馒头上。一再说馒头可是好东西，可不能扔。
白刚这时心事重重，没把心放在吃上，更感觉不到干馒头的可贵。看见班长对馒头亲得那个样子，又联想到他走路的那种姿势，确是像脱肛的。想到这里，也有点同病相怜了。从这一段谈吐看来，好像他的心肠还不坏，便说：“你有病这堆馒头你拿走吧！反正现在我也吃不下饭。”
班长谦让了一下便毫不客气地立即动手捡馒头，用报纸迅速把馒头包好拿起来就走，又回过头来说：“你可别和别人说给我馒头了，也不要说咱们说过什么话，所里不允许给人东西，也不允许用各种关系套近乎。有人汇报成小集团，麻烦就大了。”
班长把馒头藏好以后，又回来望着那堆报纸说：“这里报纸也是好的，叠好别扔了，以后要找张纸可难哩。”“我没什么用，你用你拿走吧！”白刚不相信这废报纸也是好的。“你还是留起来吧！”班长说完好像又有些后悔，马上又说：“要不给我两张。”
白刚看他对几张报纸也这样亲，说：“你有用都拿去吧！”“那我可不客气啦！”班长把一堆报纸全部拿到自己床上仔细折叠起来。原来他的客气只是装装样子，只要得手全都要了。
队长领白刚存款回来，一天的大事便都办完了。院子里静悄悄，四周听不到一点声音，这时便不由地想起了妻子吴玉萍，她是不是也会被送到这样一个鬼地方？她在哪里呀？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8（1）
吴玉萍现在正身不由己地走在一条令人恐怖和迷惑的道路上。
昨天她和押解她的人宿在一个镇上的小店里。今天早上小店的主人推起吱吱呀呀的独轮车，驮着她的行李，与押送人员一起送她上路了。她知道这是要走远路了，去一个连大车也难行走的地方。
从早晨走到日偏西，她拖着疲惫的双腿，快要走不动了，路却越来越难走。除了那些磕磕绊绊的大土坷垃，还有许多纵横的沟渠，虽然没有水，但有的沟很深很陡，她站在跟前都感到眩晕，这是她26年的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是什么地方，这些沟是干什么的呢？她不能跟押送的人们一起蹦蹦跳跳地走近路，只好浑浑噩噩地跟在小推车的后面转弯抹角地绕道而行。这样就要多跑很多路。好在这里没有村庄，不见树木，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押送的人也不怕她逃跑。
已近黄昏了，远处出现了一座庞大的红砖砌就的院落。她近视，又没戴眼镜，前面的一切都是模模糊糊。她似乎看到了院落的拐角处还有高高的小楼，墙外面那些黑乎乎的栅栏又是什么呢？她预感这些可能是不祥之物，可怕的目的地可能就在这里。一股寒气顿时从脚底升起，直涌头顶，为了不使自己身体打颤，她握紧了拳头，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那个令人惶惑、惊愕、恐怖的庞然大物走去。
终于看清了，四角高高的小楼是岗楼，围墙外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以前只有在电影上见过的东西，现在已经展现在眼前，她惶惑了。
领导曾经告诉她是监督劳动，还是干部，既然是干部，为什么送到这种地方？她想问问押送的人，可是她知道他们只是执行命令，问他们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回答，这一切都是领导早就安排好了的。
门前有荷枪站立的干警，警惕的目光紧紧盯着她。虽然她已经有过半年之久被看管的经历，但看到这阴森森的大门和敌视的眼睛，仍然使她不寒而栗。她木然地伫立着，看着那墙上挂着的牌子：唐口洼干部农场。
一个省管的干部农场怎么挂了这么一块牌子？薄薄的一块白茬儿木板，上面还坑洼不平。像是刚刚赶做出来的。大概是觉得这些人不值钱了，也不配一块好牌子，还算不错，没忘了这些人还是干部，农场前边还标上了干部二字。既然是干部农场，为什么是这副模样？岗楼，铁丝网侍候？后来才知道不久前这里还是唐口洼劳改队的一个分场，这块干部农场的牌子是匆忙之间换上去的。虽是干部农场，仍和唐口洼劳改队是一个系统，生产、管理还是劳改队统一指挥。
押送吴玉萍的人向这里的负责人简单交待了几句什么，她就被带到了一间屋子。她没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她恍惚间看到送她的人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交给了那个负责人。她的心一阵紧缩，全身像被火烧一样焦灼。档案袋里装的那些假揭发、假证词、假供词由一只手交到了另一只手，这就意味着这里的人不必再去花费工夫了解她的过去，也不必再去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切按照纸袋里的结论执行就是了。
她不再是她，她已被纸袋中那个没有生命的为假证词假供词包装起来的人所代替、所歪曲、所禁锢，永生永世也别想冲出这个纸袋。即便是一场大火把这里的一切连同这个纸袋全部烧成灰烬，这个纸袋中的她也不会消失，在另一个地方——原机关的档案室里还有这样一个纸袋，保存着她的全部案情材料的副本——文书档案。
档案是神圣的。它伴随着人的一生，理应是一个人真实的影子，反映一个人的客观评价，所以它是通行证，生死牌，决定着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甚至生杀。档案又是神秘的。它是你，你却不知道它。它如果不是你，把你扭曲成了另一个人你也没法申辩，你永远也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它对你仍是一个谜。然而档案又是卑微的。由于它的神秘，它的神圣，拥有那么大的权威，它便成为一些心术不正而又握有实权的人玩弄权术滥施权威的一个阵地。它可以随意歪曲一个人的形象，亵渎一个人的心灵，玩弄一个人的命运。有些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老干部就因为档案里装了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此人控制使用”，就被埋没了一生。这小纸条不仅不必说明是哪级机关哪个领导作的决定，有时连个图章签名都没有。
现在，档案就是压在吴玉萍身上的一座大山。任她怎么呼喊抗争也翻不过身来。押送她的人不见了，天黑了她才被重新带到刚来时的那间屋子。档案袋不见了，想必是已经锁进了哪个档案柜。她的未来也就这样被锁定了。
那位干校负责人虽然穿了便装，但眉宇间仍露出了公安人员的严厉。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很严重啊！你必须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然后又交待说：“你在院里可以走动，但是绝不允许出大门。”
她惊呆了。这就是干部农场？不能迈出大门一步的干部农场？她想说我不反党，我没罪，档案里那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她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知道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再也不会有人相信她的话了，他们只相信档案。
她木木呆呆地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有三间房子那么大，靠窗户那边搭了一个大通铺，已有人铺了行李，每个人只三尺宽的一个地方，刚刚能把褥子挤进去。屋子里规规矩矩地坐了不少人，一个个目光呆滞，没有人理睬她，看来人们都在经受着变换环境的考验。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8（2）
昨天在小店里由于对未卜的前途捉摸不定，闹得一夜没睡。那时虽然捉摸不定，觉得自己终究还是干部，就算犯了错误，不能重用是肯定了，但是已经处分了，总不会再被看管，该有自由了吧？送到农村劳动，还可以和农民们有个来往。农民是纯朴的，通情达理的，除了生活苦一点，也许比机关更好处一些。所以对前途还有一丝朦胧的希望。现在却已经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结局，一个使她十分意外的结局，这纯粹是劳改。
吴玉萍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她放心不下丈夫白刚。不管怎么说她曾经认过罪，写过检查，虽然认了又推翻，但是处分比他轻得多呀！他始终不认罪，被定为死硬分子，“极右”，从重处理的典型，他的处境一定比她更坏更惨，他们又会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呢？此时此刻，他在哪里？又经受着什么样的煎熬？她的头昏昏然，她的心像被人撕裂般的疼痛。她欲哭无泪，上百个日日夜夜的哭泣，她的泪已经干枯；她欲喊不能，她不能破坏别人在苦难中难得的一点宁静。为了别人的宁静，她听到有人把头埋在被窝里偷偷饮泣，她听到有人强按着自己的嘴巴发出低低的呻吟。在这令人难熬的不眠之夜中，她也只能痛苦地压抑着自己，只是瞪着双眼，望着这看不穿的黑暗，独自受着煎熬。
屋子外面大风呼啸，破旧的窗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乒乓作响，似乎整个屋子都摇动起来。屋子里充满了饮泣和呻吟，一片悲凄。她觉得这空旷的房间像是一只大船，正行驶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上。而想起往日那间属于两个人的温馨小屋已恍若隔世，从此她不再拥有自己的角落。自己的一切，时时刻刻都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那些满含警觉的冷冷目光，时刻提醒着她：她是一个罪人。
她怎么也不理解这一切是为什么？是的，她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虽大部时间在大学教书，但做过国民党市政府的中层官员，家庭成分定为“官僚”，为这个家庭成分几次运动中她都受审查。由于她在高中上学时就参加了地下民青，在地下工作时冒着危险做过很多工作，审查中民青组织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一切怀疑都解除了。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但解放后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有利条件，离开了温暖的家，为了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