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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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含跟在队长后面，扭头朝王雅兰蔑视地哼了一声也走了。王雅兰就像冰天雪地里的塑像一样冷冷地僵在了那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串儿刺耳的字眼儿在她心里翻腾，不知好歹，翘尾巴，挨打，这就是对你的信任。哼！上台就是照稿子念，一个字也不准改。我成什么了？不是纯粹的傀儡地道的奴才吗？你就会听你那奴才走狗的一面之词。让我讲话，稿子却是她们摆弄，根本不让我知道，还一个字不能改。我不成了奴才的奴才走狗的走狗了吗？指标订那么高，完不成还扣粮食。人们早就吃不饱还扣粮食，这哪是大跃进，这不是要人的命吗？越想越冤枉，越想越气愤，周身血往上流，头昏脑胀，简直都要爆炸了。脑子里乱糟糟，浑身也颤抖不止。好像两腿都由不得自己。……她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许久，才呸的一声，喊叫说：“我不能做走狗的走狗，我要做人，我要做人啊！”跑回宿舍大哭了一场。
随后就有了在秋收动员大会上，王雅兰抛开稿子，喊出要丈夫、要孩子、要工作的那一幕。
在这一事件中，最遭罪的当然是王雅兰。她又被关进了禁闭室，陷入了更深的灾难。虽然身陷魔掌，但是她并不后悔，不管怎样，终究是出了一口窝囊气，倒是比以前更松心了。无非是恢复了老样子，不认罪，不低头，当个死硬派，随他们处置好了。是的，在张强云、白刚的说服下，她也曾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发挥些作用，和领导不要搞得太僵。但是做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取得连所长都赞许的结果，却仍然不能正正派派做人，只能使自己陷入一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尴尬境地。与其如此，何必向那些人曲意承欢摇尾乞怜呢！堂堂正正地做人，心里倒好受些。
最窝心的是熊队长。妇女队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她不得不在大会小会上三番五次地检讨。但她心里不服，这都怨所长。但是又不能把所长让王雅兰上台的事公开捅出去，只能自己把责任揽过来装得很难过的样子，沉痛地说自己思想右倾，没看透阶级敌人的本质被她的假象所蒙蔽，闯下了大祸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给劳教所抹了黑，最后还痛苦地流了几滴眼泪。心里却说右倾个屁，依着我才不会让她上台呢！臭知识分子，我一个也看不上。实际正是她把王雅兰逼上了绝路，最该检讨的就是她。
最伤心的是成所长。他的心地是善良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好人难做呀！他不得不为这种善良、正确付出代价。他要是了解事件的内幕多好啊！那样他就可以正确地总结教训。可是他当然不会知道其中的内幕，只有真心地伤心地但是错误地检讨自己的右倾，埋怨自己太糊涂，不认罪的阶级敌人怎么能够相信呢！自己原以为在王雅兰思想中看到了一些闪光的亮点，谁知却是错觉，自己看走眼了，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他错误地总结了教训，只能越总结越往极左的道路上靠拢，一再提醒自己，必须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
最痛心的是白刚。多好的一个人啊！虽然有点固执，有点想不开，也不应该落得这个结果呀！她本来是个溺水就要没顶的人，是他千方百计把她拉上了岸，却被人又推入了更大的深渊。我救了她还是害了她？明明知道她是被人推入深渊（张强云告诉了他真相），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深渊中苦苦挣扎，这是多么让人痛心的事啊！
最开心的是乔含。略施小计，一箭双雕。既在领导面前树立了信誉，又把对头踩在了脚下，以后还可以在她身上不断立功。要射箭得有靶子，要斗争，需要有对象。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老娘也需要在他们的斗争里斗争，谁妨碍我不顺从我，我就和他斗，绝不留情。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32（1）
开完了秋收动员大会，紧接着便是忙碌的秋收。全场的壮劳力，都集中收稻子，菜园班的壮劳力也不例外。白刚带领菜园班壮劳力也去参加秋收。要说过劳动关，秋收这一关可能是最难过的了。因为这连绵几十里一望无边的稻子，全靠人们一把一把地割下来。这类活定额明确数量质量一望了然，队长监督也紧，谁也没法偷懒。撅着屁股猫着腰整个人如同揻了一个对头弯，一干就是一天连头也很少抬。十几天都是这样一个姿势，不少人的脸肿了眼泡胀得像个大葡萄。可是也得坚持。不过这活虽然累有时还可以直直腰歇一会儿。最要命的是背稻子。
稻田地里全是小畦埂，车进不去，背稻子时，先捆紧半人高的一大捆稻子。人坐在地上，两臂插进稻捆当中两条并行的绳子里，有人帮着拱起来，自己驮着向前走。从后面看去既不见头也不见腿，简直就是长了脚的一个稻垛子向前移动。走上几十步便会气喘吁吁。稻子又青又湿死沉死沉的，越走越往后坠，太累了只得坐在地上歇一下，紧紧绳子再背。可是这时已经没人帮你，要重新拱起来可就难了，有时拼着全身的力气拱上几次才能站起来。这样艰难地走上两三里才到打谷场，一背又是十天半月，这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啊！人们肩头一直肿着，甚至磨出了血。
秋收以后却是一年中最松快的日子。天气晴朗不冷不热，气候宜人。秋季大忙过去了，冬季的积肥、运肥高潮还没有开始，只是每天做些零星活了。每天太阳老高才出工，下午收工回来，吃完晚饭太阳还没有落山。并且星期日休息，文娱活动也开展了起来。文工团演员早就整天排演节目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唐口洼干部农场的文工团要来演出。那里也是右派在改造，不过他们没开除公职，人才比这里多多了，不少是军队文工团和中央文艺团体的人。
白刚由于思想上的压力和长期沉重的劳动，整天疲惫不堪。他最大的希望不是参加什么文娱活动，而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睡上一觉。尤其令他心烦的是至今仍不知妻子在何处，处境如何。以前整天忙碌也顾不得想这些事情，现在一闲下来便想放也放不下了。所以对看什么文艺节目不感兴趣。但这里都是集体活动，谁不看也不行。
出人意外的是这次演出还真有水平。虽也离不开一些政治宣传的内容，但演和唱的水平，都高出本场文工团一筹。有些内容也是这里剧团不敢涉及的。不但有富有生活情趣的节目，而且还有通常被禁止的纯爱情的甚至是调情的节目。特别引起强烈反响的是东北民歌中的情歌，如《丢戒指》之类。歌词中竟不断有“情郎哥哥儿……”那个年代这种情调长期被批判为靡靡之音。能听到这种歌声，当然会引起轰动。而且演唱确实有水平。有的节目比那些名剧团也毫不逊色。因为有的演员就是中央级剧团的，有的舞蹈演员还是有名的舞蹈家，可惜都成了右派。
抱着无奈心情来观看演出的白刚，也沉浸在欢乐中，忘却了压在心头的种种烦恼。散场了，回宿舍的路上，他还和几个人高兴地议论着演出的节目，脸上洋溢着少有的笑容。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突然叫住了他：“白刚！到文艺组来一趟！”
这人是管教科的彭股长，他不跟队出工，也很少和各大队的劳教人员有什么来往，除非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白刚愣住了：向来和他没打过交道，他找我干什么？白刚在惊愕中甚至忘记了答应一声，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愣了片刻，见彭股长已经走远了，这才意识到应该马上跟他走。便紧跑了几步，向彭股长追去。
文艺组是个三间一明的大屋子，和别的宿舍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劳教人员眼中，它却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地方。因为这里实际上是管教科在大院里的办公室。彭股长经常在这里坐镇。除了处理大院里发生的问题以外，具体任务便是领导文工团、文艺组。文艺组最经常的任务，便是出版一种小报。
这个大屋子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条案，周围一圈凳子。平时就是文艺组几个人办公编报的地方。东南角有一张三屉桌，上面摆着一架油印机，还有油墨纸张，这就是小报的印刷厂。
不要小看这只有一张桌子的印刷厂，它印出的《改造生活》小报却牵动着几千人的心。因为这个劳改农场很大，除了住着上千人的大院以外，周围还有几个分场。另外还有畜牧场、窑厂、工业摊子、基建大队、妇女队等等。这些场队各自分散相互隔绝。各队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什么人在劳动中创造了什么成绩，什么人受到了什么特殊奖励，什么人受到了处罚，什么人重新犯罪判了刑等等，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张小报印刷也很精致、美观。虽是人工刻版和油印，却和铅印的一般。采编人员呢，一个是原省文联部长兼大型文艺刊物的总编黎公，一个是原部队作家、少校，这两位白刚都认识。他们办一个省级报纸，能力都是绰绰有余的，办这样一张小报，当然不在话下。
屋子的另外三个角，则是三个单人床。这是两个编辑和刻写人员住的地方。他们虽然也是劳教人员、右派，但他们的床铺，和一般劳教人员不同，干净漂亮整整齐齐。屋子里清新、明亮，给人一种愉悦、舒畅的感觉。白刚看到这些心中一惊，想不到同样是劳教处境却这样不同。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32（2）
对白刚的到来，黎公和另一个编辑都有些惊奇。因为来这里的人，好事不多，多是发生了什么问题，领导叫来进行调查训斥。而且领导叫人谈话，他们是事先知道的。今天却毫无所知，很可能是白刚有了严重问题。所以两个人虽然和白刚都熟悉，却没敢打招呼。只是一会儿看看彭股长，一会儿看看白刚。想从他们两个脸上发现点蛛丝马迹。
白刚虽感到有些莫明其妙，但心情坦然，没有什么局促不安。彭股长呢，一进屋指了一下一个小凳，示意白刚坐下。白刚规规矩矩坐下以后，彭股长却没有坐下来，也迟迟地不说话。而是从中山装的下边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大烟斗，又掏出一个黑布缝制的烟口袋。仔仔细细地装了满满一锅黄烟叶，然后点着，迅速地吸了两小口。白刚一直看着他装烟、点烟，等烟点着了，他觉得这时他该说话了吧？他想不出管教科为什么叫他来，可是又不好询问，只有等待对方开口。可是点着烟以后，彭股长却仍然不开口，而是一只手横握着大烟斗，迈着他那短而粗的两条腿，围着大条案走起溜儿来。走了几圈以后，才停顿下来，吸了两口烟，对白刚神秘地说：“你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白刚想不到等了半天却是这样一句话，仍然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个头脑。也只有如实回答：“不知道。”
“我问你你和你老婆的感情怎么样？”不知道彭股长突如其来问这个干什么，白刚更加莫明其妙：“不错。”彭股长说：“我问你为什么闹别扭？”
“没有啊！”白刚简直感到震惊了，但外表仍然很平静。彭股长认为他不坦率。他听唐口洼文工团长说白刚从入所以来没给老婆写过信很生气。觉得白刚处理这么严重，事情一定是他惹起来的，老婆受了他的牵累。这种情况下，你还和人家怄气？真是不知好歹。他本想一见面就训斥他一顿，但想了想还是心平气和地谈谈好。半天没说话，这才把火气压了下去。可是看到谈这个问题时，白刚仍然不动感情，还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且还说假话，他的火气便又来了。喊叫说：“没有？我问你，为什么一直不给你老婆写信？”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怎么写信？”白刚仍然淡淡地说。彭股长为他这种回答吃惊：“你说什么？你竟然不知你老婆在哪里？”
“是的。”白刚仍然是那么冷漠。他觉得你发火，我还不知道找谁发火呢！彭股长说：“你不会问问？”白刚仍然没有好气，只冷冷地说了两个字：“问谁？”彭股长说：“领导呗！”
“来以前问了，领导不告诉！”白刚极力压制着内心的不满，不过说话时仍然是瓮声瓮气，显得有些生硬。彭股长说：“你不会问问这里的领导？”白刚说：“机关领导知道都不告诉，哪里还敢问这里领导？我以为这也是一种惩罚呢！”
彭股长看到白刚回答中流露出的不满，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有些同情，火气便消了大半：“行啦！现在告诉你，你老婆在唐口洼农场。她不知你在哪里，急得到处托人打听。她听说他们场文工团到这里演出，便托文工团长打听打听。他们团长刚才问我这里有没有这个人，我才急着找你来。我还不知道你们互相不知下落，我以为你是在怄气呢！好啦，你赶紧写封信，交给我托他们带回去。”
白刚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妻子现在终于有了消息了。他想赶快写信给她捎回去，看见彭股长说完了便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