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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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何在？白刚认为中心问题是突破现行体制、政策的束缚，给农民自主权。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允许农民办企业。不仅允许农民办工业，而且允许农民办商业，进入流通领域，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
这些话现在已毫无新奇之处，在当时却无疑是一颗炸弹，震动了所有的人。白刚的报告排在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有的交头接耳地闲聊，有的看书，不少女同志还一边小声聊天一边织毛衣。但报告观点的新颖，资料的丰富，数字的翔实，论证的有力，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交谈的停止了，看书的合上了书本，女同志也放下了手里的毛活，会场都全神贯注地听讲。
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屋里安安静静，鸦雀无声。这些科研人员，对领导讲话都没有鼓掌的习惯，白刚讲完后却赢得了一片掌声。
散会以后，许多人问白刚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资料？你对国外的情况怎么也这么清楚？不少人也为他的敢说敢讲叫好。信息处关处长找到他说：“快把你的稿子整理一下，咱印发全国，和各研究所交换。”但只过了几天，关处长又找他说：“老白，你的讲稿不能发了。”白刚说：“原本我也没想发，农工商这课题我刚开始研究，有些论点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你们不想发就算了。”
“不是我们不想发，是惹事啦！”白刚听了关处长的话好生奇怪：“惹事啦？什么事儿？”关处长说：“有人说你的报告首先是针对省委的，反省委；第二是反中科院。”他愤愤地说：“你看这家伙恶毒不恶毒？”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4）
说这些话的是所里的一个实权派处长满云飞。他整天除了在处室乱转，散布些小道消息，就是傍在领导身边，人称满天飞，又叫“二所长”。他自己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领导接班人，所以妄自尊大，盛气凌人，惟恐别人胜过自己，事事总想压着别人一头。上纲上线，更是他的看家本领。
原来他根本没把从农村出来不久土里土气的白刚放在眼里，白刚的报告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他心里便老大不高兴。没想到所领导对白刚的报告也很感兴趣，信息处还要印发学术资料，更使他有鲠在喉，如坐针毡。便直接找到信息处去发号施令，不让印发，还说：“你们一点政治敏感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竟然看不出来？”然后又去找所里老书记，把白刚的论点大大贬斥了一番。
“没那么严重吧？学术研究嘛，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嘛！”他看老书记不同意便急赤白脸地说：“公开反对党的政策，反省委，反中科院，这可不是学术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所里印发资料，就等于所里支持这种言论，让省委领导和中科院知道了，所里得担多大责任？我这可不是为自己是为所里担心哪！”为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权威，他把找老书记说的这番话又和关处长说了，只是没讲是哪位领导和领导的最后态度，而是传达他的命令：“我可告诉你们，不准印哪！”
白刚虽然不在乎自己的稿子发不发，但是对他这种霸道作风非常不满：“各处室都是平行的，他为什么对你们发号施令说不准印就不印？你们没找所领导？”关处长说：“找啦！老书记说本来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可是既然有这么大的分歧，那就别印了吧！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关处长最后好心地说：“老白呀！以后还是小心点好，我听说领导里也有人同意他的看法。他这人活动能力强，他这种思想也有市场啊！”
关处长还是关心地说书记本来对你的报告印象很好，他大帽子一扣，也不敢坚持了。书记戴着修正主义反革命帽子受批斗多年，也是怕这种政治大帽子啊！人们都知道你是右派，再有个什么运动，或是风吹草动，凭他上纲的这两条，不给你扣个右派，也得打你个反革命啊！就是没有运动，政治大帽子也可以压死人哪！他看到白刚满不在乎，一会儿又凑到白刚耳旁轻轻说：“我听说有人已经向省委告状了，说你右派立场没改，反省委，反对党的政策。以后说话写文章可千万要小心啊！”
“告吧！我不怕。”白刚说，“劳改批斗二十多年，什么大帽子都戴过，这点事算个啥！还能再把我关起来？实在干不了回家。”说完还笑了笑，“我还佩服这二所长真有两下子，他要打我个右派、反革命，我是不会喊冤的。”
“怎么呢？你还佩服他？打你个反革命都不喊冤？”关处长十分惊奇。白刚调皮地笑了笑：“是啊！你没看出来？反对现在还坚持‘以粮为纲’就是针对省委。反对这模式那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就有院里某些领导的主张。”关处长不服气说：“那也谈不上反省委反中科院哪！以粮为纲以前是党中央提出的，主张哪种模式现代化的多啦！也不光是院里某些领导啊！”
“既然是党中央提出的，说你反党不是更合适吗？何况说你反省委？不管多少人主张，既然有某些院领导，说你反中科院有什么不对？有些人这些年不都是这种逻辑吗？”白刚说完，两人同时都笑了，但这笑声中却有多少酸楚啊！
白刚说是不怕扣帽子，他确实也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他终究也不得不考虑到帽子的利害。考虑到落实政策时的艰难，中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里都一直顶着，中组部的信都不接。现在省委基本上还是那些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对过去农村实行的一套办法还是坚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把否定公社制度的想法一古脑儿说出去，要是那样问题就更大了。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对农民还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偷着搞包产到户还是舍出了身家性命，冒着坐监狱的危险干的。他们订了誓约：“哪个因为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但只规定作为解决群众温饱的一项临时措施。
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不过仍然没有把他视为正宗，几年之后仍然要走集体化的大锅饭道路。
1982年中央才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
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
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年左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白刚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他的报告作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白刚那种见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他的“建立我国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课题在1981年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他的课题研究成果论文，在全国一个规模很大的经济研讨会上，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宣读，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5）
会议虽然是由国家主管部门主办，有不少领导人参加，但没有领导报告，只有几个主讲人讲几个专题，讨论时以几个主讲人为中心划分小组，与会人员去哪个小组讨论由自己选择。结果来白刚这个小组的人最多，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在休息时许多人还围住白刚和他探讨问题。
有一个很慈祥的胖老头儿，挤到了里边，坐在了白刚的对面，看起来要郑重其事地谈什么问题，别人对他看来还特别尊敬，都主动地停止了谈论。胖老头儿说：“你的论文很有说服力，不过由于发言时间限制，论文中有些问题你没展开讲，你讲得很生动的材料论文中也没有，看来你掌握了很多资料，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啊！”
“很有研究谈不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白刚说，“资料倒是多得很，这两年我主要就是研究这个课题。”胖老头儿说：“就以你的论文为基础，写本书吧！”
白刚以为这老头儿是个热心人，只是随便说说，便憨厚地笑了笑：“我现在只想抓紧时间多研究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想写书。”老头儿说：“哎？写书也很重要嘛！中央最近都说了，这个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可是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了解很少，认识上也有许多分歧，这样的书人们正急需，你论文的大框架不变，只是补充你讲的那些生动材料和具体事例，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嘛！”
白刚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和出版社不熟，写书谁给我出啊！”
“我给你出！”老头儿的语气很爽快很果断。白刚一下愣了，他是谁，说话口气这么大？便说：“您是哪一位？哪个单位啊！”没等老头儿说话，周围的人便乱介绍开了：“你连这位都不认识？”人们觉得你是怎么回事？在农业战线搞研究工作，怎么不认识他呢？从大家介绍中白刚不仅知道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了他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农业出版社的总编辑。看来人们都和他打过交道，对他很熟悉。
白刚想不到他的论文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连全国性大出版社领导都主动给他出书。不过在众人面前也看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十分尴尬，便抱歉地对老头儿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啦！”
“认识不认识没什么。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啊！”白刚说：“好！我尽量抽时间写。”老头儿抱有很大期望：“不是尽量，是一定啊！而且最好快一点。”
因为参加会议的除国家有关单位领导人以外，多是全国性研究机关、大学的专家、教授，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从此白刚成了忙人。各地总有人找他参加考察，找他开会写文章。他也是不眠不休，夜里十二点以前很少睡觉，总是在办公室忙碌。这时所里办公住宿条件也改善了，宿舍办公室都在一个院里，每天都是家人睡了以后他才从办公室回来悄悄入睡。在全国性的经济杂志上经常有他的文章，还与人合作，出版了百万字的农业经济论著。
所里许多人对他印象也变了，二年多以前他刚到所里的时候，不少人看不起他，说这样的人进中科院，连我们都跟着丢人。这时也都觉得这人还行，有头脑，想不到还真有两下子。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9
这个研究所虽然是个新建单位，但建立时正赶上落实多年的各种冤假错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解放，许多老干部亟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领导来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打开局面，所以一开始就组建了一个年龄老化的领导班子。主要领导人包括有的处级领导都是六十多岁，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农业如何现代化，农业经济体制如何改革，又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全国都在争论不休。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所对这些问题持什么态度？怎样工作，自然也会产生种种分歧。又加是新建单位，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在许多问题上都各有各的主张，意见很难统一。
这些分歧自然会反映在领导班子里，长期的意见分歧也会影响班子的团结。所以矛盾重重，问题很多，工作很难开展。即便如此，这个研究所和别的机关单位比起来，还算是不错的。因为是新建单位，班子虽然老化，但是还都积极工作，想干一番事业。也没有“文革”遗留下来的几派的矛盾对立，勾心斗角。
当时好多机关单位内部矛盾重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办事拖拉，遇事推诿，不负责任，比这里要严重得多。一些省委领导班子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副书记，光书记这一层就有十几人，还有更多的常委，常委开个会，就有几十人。
这里面有“文革”中“老中青”三结合上来的年轻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对立派别的代言人，有“文革”中一直在台上参加过批斗别人的老干部，也有被打倒受批斗多年又恢复工作的老领导。“文革”留下的宿怨新仇，派别纠纷，又加传统思想与改革思想的冲突碰撞，新老各种矛盾混杂在一起，不仅是面和心不和，而是有时开会就拍桌子吵架，公开对立，阵线分明。不少地、市、厅、局也是这样。
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