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荒谬人格-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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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芒在一起生活后，她见到萨特的时间一点也不比以前少，而且她也不愿放弃每年和萨特一起作几次长途旅行的习惯。为了既能像往常一样和萨特一起旅行，又不和朗芒分开，他们三人商定，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他们仍然按三人家庭的模式生活。 他们这次的三人家庭生活看来比第一次要成功得多，美国传记作家马德森在精心研究了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全部材料后说：“与奥尔加一起组织一个三人家庭的企图没有成功，这主要是由于西蒙。 波伏娃的嫉妒。这一次的三口之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因为萨特从来不知道妒忌。”
（《心心相印》第２１８页）他们的这个三人家庭维持了大约六年，六年之后，朗芒离开了西蒙。 波伏娃。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的“三人家庭”
不仅引起了哲学、文学研究者们的注意，而且也引起社会学家、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者们广泛的研究兴趣。 当然，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所谓的“三人家庭”未必值得他人效法的婚姻家庭模式，但人们将记住萨特对人类爱情家庭模式的探索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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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存在“ｗｅｉｔａ”ｄｅｃｕｎｚａｉ
爱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最直接的一种关系。 人怎样去爱，直接表现了他是以怎样的方式与他人共在的，而这种与他人共在的方式实际也就是他自己的存在方式。 仅仅是爱情的存在就表明：人是不可能孤独地存在的。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 就其必须与他人共在这一意义上讲，人在本质是一种“为他”的存在。 因此，萨特早年所谓的孤独者迟早是要陷于生存危机的。 我们看到，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在第三卷中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来揭示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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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为他”的存在，大约占了这部巨著的四分之一。 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标志：它意味着萨特由洛根丁式的孤独者转变成了一个介入社会的人。这一转变发生在１９３９年。但其直接动因不是因为浪漫的爱情，而是因为无情的战争。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萨特很早就与女性有了密切的关系，他童年时的家庭关系也不算简单，但这些却并未促使他领悟到“他人”存在的重要性。 也许在萨特看来，这些都属于私生活领域，只是他自己“个人存在”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个人存在还是清楚地表明了人不是孤独的自我，只是青年萨特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使他对此未能觉察而已。
一、战争唤醒梦中人
１９３９年９月２日凌晨１点，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 当时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正在“花神”咖啡馆喝咖啡。 自从他们厌倦了“圆顶咖啡馆”之后，就经常在这里消磨时光。 这是一处电影界、戏剧界人士，以及和这些人士同样豪放不羁的人士经常聚集的地方，当时的一些名诗人、名导演、名演员都是这里的常客。当奥尔加把他们介绍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看中了这里。 那时，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逼到每个人的眼前，萨特已经预感到战争不可避免，他和西蒙。波伏娃都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处世态度和基本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当时的政治形势，但是，在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他们实际上还是过着一种单身贵族的生活。 作为有九年教龄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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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师，他们有可靠的经济保障。 没有子女，也没有其它负担，身体健康，他们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经济问题，在法国人认为绝对安全的马其诺防线后面，他们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舒适生活。战争动员令彻底打破了他们生活的宁静。 九月二日凌晨的英法对德宣战，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它意味着战争的规模将不是人们曾经希望的那样是小规模的，而是空前巨大，旷日持久的。当天下午，总动员令下达了，作为刚退役不久的预备役军官，萨特重新被征召入伍，他接到的征召通知命令他必须在２４小时内赶到南锡兵营报到。因此他必须乘第二天早晨７点１５分开往南锡的火车。在西蒙。 波伏娃送萨特上车前，他们尽力睡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在咖啡馆外面坐下来。 萨特反复安慰西蒙。 波伏娃说，他是气象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兵营里的情境给萨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开始真正意识到了“他人”的重要性，以前那个“孤独的个人”开始崩溃了。 在兵营里，萨特跟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混在一起，他们也是像萨特一样是应了征召令才来当兵的。 他们和萨特有一样的命运：从原先生活的地方被强行召来，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亲朋好友，让火车把他们载到一个他们未必想去的地方。 萨特明白，此时在他周围的伙伴并不比他更想去那个服兵役的地方，他们与自己一样都是平民百姓，也跟自己一样在纳闷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萨特在营房里团团转，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时地与他们交臂而过。 忽然，“社会”的意识印入了他的头脑，他一下子明白了他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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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看到这些应征入伍者尽管千差万别，但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社会的。 这与萨特在几个月前在学校里碰到的人大有区别。 在那个时候，他所看到的人都是简单的，大家都没有想到自己是有社会性的个人。 与大多数青年人一样，萨特在那时也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在这时，萨特才感到这个至高无上的自我遭到了否定，通过这一否定，萨特才意识到世界的沉重感，意识到人与人关系的不可回避的重要性。萨特被编进了驻扎在南锡的第７０师，他那时仍然有点相信战争不会拖得太长。 但德国军队看来却是势不可挡，不到一星期就摧毁了波兰，而英法却一直在敷衍了事，未能在西线有所作为。英国派出的二个师的部队直到９月２６日还没有到达前线，法国则在所谓“萨尔攻势”之后进入“空头战争”。
西线无战事，进入了一片宁静。在简单的队列训练之后，萨特被派到１０８防区的一个气象站。他每天的工作是放气球升空，然后用望远镜观察它们，并用电话把测得的风向情况通报给炮兵军官。 由于炮兵们不用发射任何炮弹，所以无论风怎么吹，都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萨特在从气象站写给西蒙。 波伏娃的一封信中说：“这儿极其平静（我无法想象，在军队里，除了负责把信鸽随时放出的信鸽饲养员之外，竟还有更闲适、更富有诗意的工作）
，我有大量空闲时间，就用来完成我的小说。“
（《心心相印》第１０４页）
在１９３９年整个漫长的冬天，萨特有充分的时间把他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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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写了又改。１９４０年４月，德国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但萨特在法国军队里的富于诗意的闲暇却还在继续。 就这个月，他得到一次特别的休假，到巴黎接受颁发给他的《墙》的小说民众奖，他的《想象心理学》也在这个月出版了。 回到部队，他开始构思他的多卷本小说《自由之路》，并写出了其中的第一部《懂事的年龄》的一部分。彻底打破这种平静的，是法西斯在法国上空倾泻的钢铁。５月１０日，德国空军袭击了法国北部的机场，德国装甲部队越过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 三个星期后，隆美尔将军率领德军横扫法国北部，直捣英吉利海峡。３０万英法联军不顾头上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在敦刻尔克抢着登上各种型号的船只，横渡英吉利海峡逃往英国。６月４日是个倒霉透顶的日子。这天，巴黎郊区遭到德国人的轰炸，西蒙。 波伏娃与成千上万的巴黎平民开始大逃亡。６月１４日，德军进入巴黎。 第二天，年迈德高的贝当元帅在电台代表法国军队和法国政府“以沉痛的心情”宣布了他对德国的停战要求，这实际上是对德国的有条件投降。 四天以后，萨特在洛林地区当了德军的俘虏。在战俘营关押期间，萨特能够和西蒙。 波伏娃保持一定的通信联系，他不断地安慰西蒙。 波伏娃说，战俘营的生活条件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忍受，虽然食物短缺，但他却能够继续他的写作。 不过，他很快就病倒了，住进了集中营病房。在萨特被俘期间，西蒙。 波伏娃没有少担惊受怕，一会儿觉得萨特快要被饿死了，一会儿又觉得今生今世再也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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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萨特。１９４１年３月的一个夜晚，萨特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巴黎，出现在西蒙。 波伏娃面前。 原来他逃离了集中营，冒充平民混过了德国人的检查跑回巴黎的。我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有两种人是别人不得不另眼相看的，一种是上过战场的人，一种是蹲过监狱的人，因为战场和监狱都是让人被迫抛弃幻想的地方，都是生命的真实以不可逃避的方式向你迫近的地方。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原因，萨特曾经置身其间的战场还有点不伦不类的话，那么他所蹲的监狱却是货真价实的，那是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俘营。 尽管萨特不断地安慰西蒙。 波伏娃说，在战俘营的生活并不是那么不可忍受，但这一囚徒生涯还是在萨特的记忆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使萨特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很多年以后，萨特在回忆这一变化时说：“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 开始打仗时我三十四岁，结束时我四十岁，我真的从青年转入壮年。 同时战争向我披露了我自己和世界的某些面貌。 比如说，我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我也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 真正的敌人，不是与你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或者用言语来攻击你的对手，而是只消对几个武装人员做一个简单的手势就可以逮捕你、把你投入牢房的敌人。”其次，我也是在战争里体会到社会秩序和民主社会的。尽管受压迫，被打倒，社会秩序依然存在。 正因为民主社会受压迫，被摧毁，因为我们为保全它的价值而斗争，希望它能在战后重生，我们才体会到它。 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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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 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 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著作，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了《辨证理性批判》。“
（《七十岁自画像》，《萨特研究》第９１—９２页）
《辨证理性批判》是一本努力使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书。 在这本书，萨特几乎全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哲学不再是孤独的个人的抽象的存在感悟了，而是体现着时代“上升”
阶级的一种意识，它具有推动政治、左右社会实践的意义。 而萨特向马克思主义的靠拢，这种哲学上的社会历史观念，都不过是他的存在主义的“他人”理论的引伸和发展。
二、他人就是地狱
说到萨特存在主义的“他人”理论，人们不由得要想起他在其剧作《间隔》里提出的一个命题：“他人就是地狱。”
这部剧作实际上是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论述过的他人理论的一次形象化阐释。《间隔》这一剧名也有译作《禁闭》的，上演于１９４４年，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是在１９４３年出版的。 这种时间上的联系并不是一种巧合，它表明萨特在那段时间对“他人”
问题的重视。 他要通过戏剧形象使他在《存在与虚无》中的有关探索得以生动形象的表现。三个被打入地狱的灵魂，其中一个是男性，叫加尔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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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报社记者，一个胆小鬼，因为临阵脱逃，在国境线上被抓回来，给枪毙了。 另外两个是女性，一个叫伊奈司，同性恋者，一个叫埃司泰乐，是个淫荡的杀婴犯。 他们在地狱中并未受到世人传说中的地狱酷刑，而是被罚关在一起。 他们无法避免地处于相互的注视之中，在别人的眼中成为“他人”
，因此也无法避免他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折磨。他们刚被关在一起的时候，互相之间还力图保持一种冠冕堂皇的姿态，每个人都尽力为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辩护。他们由自我洗刷到相互盘问，由相互盘问发展到相互攻击，后来闹得不可开交，于是他们明白了：他们三个人之所以被关在一起而不受刑戳，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免于受罚，恰恰相反，他们被安排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惩罚，是一种不同于肉体惩罚的灵魂折磨：
伊奈司：我一清二楚。（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