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亚文化-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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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底不被人理解的苦楚，缺乏安慰与交流。我的心灵是孤独的，是一片荒漠，没人了解，无人知晓。所以，我不通讯是渴望和自己喜欢的人效更需要彼此的慰藉和鼓励。目前，我正在朝着‘爱一个女人’的方面努力。我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我也需要一个美好和睦而又完美的家庭。试想：没有性生活的家庭是完美的吗？所以，我早晚都会治疗的。”
有一位同性恋者极想治愈自己的“病”，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一再打听“有无治愈的例子”，表示“想做个生理和心理同样健康的人”。他甚至尝试自我治疗：“我曾试过厌恶疗法，就是每当心头有‘邪念’产生时，就用手指捅喉咙，每一次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就不由得恨自己骂自己：这是何苦呢！自我折磨。就这么生活一辈子吧。然而现实允许吗？！”
一位态度坚决的求治者这样解释治疗动机：
“我希望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与同性在一起，无论在感情上还是性上都不满意，思想上觉得这种关系不能长远。即使社会允许同性恋存在，如果我不矫正，一生也不会幸福；如果社会不允许，我不改正就更悲哀。我在社会上遇到过一些年过半百的同性恋，觉得他们很可怜。这种事玩玩可以，不能扔掉家庭。所以我希望百分之百地去掉对岂的好感，我不会后悔。”
然而，也有相当一批希望治疗的同性恋者对矫正的效果抱将信将疑的态度，有些人对“治病”还伴有内心的矛盾：
一位自认为是“病人”的同性恋者这样与道：
“有病总是痛苦的，无论这病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对于一个病 人来说， 最大的痛苦除了自身的病痛之外，那便是找不到一个能好自己病痛的医生了。 ”
他希望医生们能够通过对“病人”的充分了解， “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来，帮助所有想进行矫正的朋友们来进行矫正。”
“我觉得摊上这个事真倒霉， 想自我克制也克制不了。但我没找过大夫，觉得行为疗法很可笑。大夫不是这种人，所以理解不了这种事。”
不只一位曾尝试过矫正的同性恋者说， 经过努力，矫正的措施并无效果：“在近一年中，我曾先后十几次去开设了心理咨询的医院求医，但没有任何结果。医生听到我要咨询性心理方面的问题时，脸上立刻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他的所有谈话都是模棱两可的，对我最后提出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医治问题，也未置可否！”
有的调查对象担心求治不成反而暴露出自己的性倾向，因而对治疗顾虑重重：“听说有行为疗法可以矫正同性恋，但我不敢去，怕治不好反而张扬出去。我想找大夫，但不相信他们。有一段时间想出国，到同性恋居住区去生活。”
还有些调查对象不是担心暴露，而是对〃治好〃之后的状况抱有疑虑和恐惧的心理：
“自从发现自己这毛病之后就开始看有关的书，书上说这是精神病，我就去精神科看病。大夫说有一种行为疗法可以治这毛病，而且为患者保密，不会让单位和家里知道。但是我心里很矛盾，既想治，又怕把这种欲望治好了，我对女性又毫无兴趣，那时对男对女都无兴趣该怎么办？”
一位同性恋者写道：“我常常独自苦思冥想，痛苦万分，有时还想到一死了之。我希望会有一天， 我会像正常人一样幸福。”但他对“治好病”似乎信心不足，于是又加了一句：“或此病不能好，能找到一个如意的男朋友（真是求之不得）！”
由于目前医学上并无绝对“治疗”同性恋的办法，不少以为自己有病的同性恋者陷入了既痛苦又无奈的宿命论心境中，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说；“我承认，我很压抑，并且非常敏感。在我进入青春期后，我便发现我与别人不一样。虽然当时还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却非常清楚，我的确与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是男人，却不喜欢女人！带着不能释怀的疑窦，我开始努力地看有关的书籍，竭尽所能去找这方面的书。只记得当时看了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知道这叫同性恋，是性取向的一种偏差，于是我便对自己进行深刻的长时间的反思，但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无论怎样，我找不到自己忤逆天理的行径，甚至连这样的想法也不曾有过，可为什么老天要这样惩罚我？为什么？我找不出答案。我陷入了极度的悲观、徘徊和苦闷中。我称这段时间为我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那一年我17岁！”
“这段时间我找了很多关于同性恋的书， 其中以弗洛伊德的最令人费解，而且让我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挺诡异可怕的。他说人的精神中还有一种无意识的世界，梦境、笔误码、口误都是这种世界的反映，它不断激烈运动，并和意识世界发生剧烈冲突，通过某种意识不到的过程反映到意识世界中，并对之发生影响。又说性反常精神病总是相关的。通过潜抑作用压抑天生强烈的性反常欲望，，就会迫使其进入无意识世界，并在一定条件下以精神病或心理症的替代方式反映出来。对他的三个人格论等我都不太懂， 这种一知半解反而给我一种'不能压抑自己的反常倾向，否则它就会在无意识世界作怪'的理解。 而且我有些走火入魔，一方面挺害怕那个诡异的无意识世界，另一方面又什么都用无意识去解释，条件反射一般。”
一位同性恋者坚持认为“同性恋倾向是违反自然的”， 他说：
“说到底，homosexual（同性恋——作者注）是违反自然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人类违反自然的事例很多，因而很难对违反自然的事进行伦理判断和选择控制，可同性恋就是违反自然的。性当然可以与生殖分离，但上帝造人时把性与生殖弄一块，也许不是为节省物料吧。有一些问题我一直小心回避去想，因为光靠一个人埋头瞎想，后果是很可怕的。就像原始海洋里的鱼或别的什么东西开始试着要完全摆脱海洋爬上岸在陆地上生活时必须经历痛苦和死亡，同性恋要在现实中寻找到自己的天地一也一样难。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该是什么，而各种不同原因下制造出来的同性恋的欲望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完善和美满的发泄模式去套，大家只好分头挣扎。我对爱怀有恐惧，甚至觉得爱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
“我虽然不是同性恋患者， 但却有同性恋的倾向，为此我十分苦恼，害怕这一病态心理会影响我的一生。我毕竟还很年轻，刚刚走出高中的我，又面临着四年的大学生活。我太想找到能帮我治好病的办法了，但这种事谁能说得出口呢？”
“我试过改变自己， 希望自己能喜欢异性，但不论怎么努力，心理还是改变不了，对异性热情不高。心里对男性的热情和对女性的热情不一样。”
“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寂寞、孤独、痛苦的。”
“其实，这种人的心灵是很寂寞的，虽然有许多正当的爱好在充实着他的生活，但是每每触及痛处，心灵便会隐隐作痛。”
“我不承认自己是个坏人。 如果我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会过得很好。我大学毕业才一年，可以说前途无量。我有理智，可我却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隐藏在自己内心的被压抑的欲望。我已以记不清多少次，我去追寻我过去的历史，我的形成原因，却毫无结果。我真的觉得是上天所为，造物一时不慎而成。我认了，我认了。”
这种宿命的无奈看法相当普遍，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对自己走上这条路感到很不幸。我是后悔走上这条路的，但后悔也没办法，一生的道路是很艰苦的。我碰上大学的女同学，她们都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并说，我们当初对你都不敢有奢望（他年轻时十分英俊，她们都不敢指望他能答应和自己交朋友）。由于没有满意的爱情生活美好的家庭，给亲友带来很多痛苦。”
持有同性恋是疾病这一观点的人有这样一个特点，即除了认为自己有病而没有错之外，他们往往会认为，社会上的“正常人”对他们的态度也没有什么错，正如前引一位同性恋者所说的；“别人不能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我却能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他觉得能够理解广大异性恋者对他们这种人的无知、 怀疑甚至厌恶。这类同性恋者把自己的性倾向和社会要求的关系、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关系，概括为欲望与义务的关系，搞同性恋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社会的要求和保持异性婚姻及性关系是自己的义务。当一个人“欲望也有，义务也有”时，“人都有双重人格了”。
从此次调查的情况看，有极少数求治者自诉“治疗”是有效果的，例如，有一位同性恋者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罪大恶极，只是从社会道德上有点说不过去”，因此要求矫正。他发觉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时间不长，经过心理咨询机构的指教，自我感觉“治疗已见效果”。
有的同性恋者表示：“我和朋友们都有过正常生活的美好愿望，但只是可望而不可及。改正起来是需要付出很大毅力的，我们也愿意付出这种毅力，但十之八九是失败的结局，这只能说明我们付出的努力还不够。”
有社会学调查表明，能否“治好”同性恋，取决于两个因素：同性恋者自己有无改变的愿望，以及他的经历中是否至少有过一些异性恋的感情。一般自愿参加矫治的同性恋者中， 矫治成功率占10％…20％。但马斯特和约翰逊的性门诊矫治成功率达72％，这一高成功率的真实程度引起争议。（Hyde，442）一项对参加治疗的男同性恋者的研究报告说， 27％的人转向了绝对异性恋；参加治疗的双性恋男子有50％转向了绝对异性恋。 向异性恋稳定转变的求治者平均比例为40％。（拉里亚，第150… 151页）
我们访问到的一位矫正同性恋的中国医生也认为，同性恋者本人有无治疗的决心是能否“治好”的关键。在他接诊的700多名同性恋者当中，只有15％想矫正；这些想矫正的人中又只有15％的人能坚持到底。
按照目前国际医学界的惯例，对那些自认为有病的同性恋者，就应当加以治疗；而对那些不认为自己有病、心理平稳的同性恋者则不必施治，也并不认定为有病。
来自外部的压力
许多同性恋者过着封闭孤寂的生活，他们主要的困难并不是像那些以为同性恋产罪恶的、不道德的或病态的人那样，以身为一个同性恋者而感到来自内内必自我否定的痛苦和压力，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于身为一名同性恋者，却无法向任何人表明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不得不过双重生活；其次在于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尤其是生活在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同性恋者。换言之，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痛苦的自责，而是来自对社会规范的恐惧。这类人当中也有严重的压抑和心理不适感，但其根源不在同性恋倾向本身，而在于因同性恋倾向导致的社会适应问题。
国外有人对30位同性恋男子和30位异性恋男子作过标准的心理测试，所得结论认为，男同性恋者属于心理正常之列。根据美国的一项抽样调查（样本容量在1000人以上） ，85％的男同性恋者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但心理问题却比较普遍，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说自己有压抑感， 不快乐，24％的人说，有时感到濒于精神崩溃；
虽然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同性恋是却有43％的人看过心理医生。（拉里亚，第148 …149页）可以这样说，与同性恋有关的心理问题，大多并非来自同性恋这一性取向本身，而是来自适应周围环境的困难。
在西方社会中，区分同性恋群体各种行为特征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一个是性别，即某人是男同性恋者还是女同性恋者，前者结伴长期同居的比例就远远不如后者；
另一个因素是身份公开与否，即某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还是秘密的同性恋者。人们将秘密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比喻为“壁橱里的生活”，即一种双重身份的生活；公开同性恋身份则被喻为“走出壁橱”。
那些不公开的同性恋者被公开的同性恋者讥讽为“罐头水果”，又被称为“被压扁的水果”，讽刺他们是被社会规范压扁了的人。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除极少数人外，很少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那些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甚至知名（所谓知名并非真名而是绰号）的同性恋者，也不愿让家长亲友知道自己的真实倾向。虽然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中，有些会怀疑到他们的真实倾向（少数因与同性恋有关的行为被判刑或判处劳改、拘留的人的亲属当然能了解到），但他们绝不愿主动让人了解到这一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让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