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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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
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
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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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
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
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
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公尺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
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复还是复还了，
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五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十八
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
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
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
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
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
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1r
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
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
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_『
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
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
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
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
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
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
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
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
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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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
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又不
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姐夫给了我
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
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
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
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
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
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
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
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
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
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
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
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于，北京却没
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
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溜达，在商店里站一会
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
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
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
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
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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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
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
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
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
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12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
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
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
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
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
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
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
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
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
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
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棒照了一下，——不敢多
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
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
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
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
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
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
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
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
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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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
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
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
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
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
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
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
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
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
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
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
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
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
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
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
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
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
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
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
西显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
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
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
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
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
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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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
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
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
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
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
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
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
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
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六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
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
夹边沟关了三干名劳改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
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
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
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
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
河青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
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
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
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
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
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
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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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
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
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
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
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
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
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
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
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
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
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
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
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
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
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
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
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
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