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春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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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中央军士兵走后，围观的老百姓见状，也劝黄庆祥和万顺发快走，怕中央军士兵回来报复。
万顺发也对黄庆祥说：“我们去其他地方买点东西，赶快回去吧。”说着拉着黄庆祥就走了。
黄庆祥他们在郭庄庙休整了十几天后，刘团长见恢复了元气，便决定向安徽省的宣州、南陵一带出发，去寻找师部所在地。
黄庆祥的伤在郭庄庙，经救护队的医生治疗后开始结痂，幸好是冬天没有感染，没多久就没什么事了。
就在他们离开郭庄庙不久，日军就开始进攻南京外围的溧阳，南京保卫战打晌了。
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中第一次规模最大、具有战略性决战性质的战役。
会战历时三个多月，交战双方随着战局的发展，战场形势不断地变化而增加兵力。至会战结束时，日军投入的海陆空三军兵力已超过三十余万，中方投入的兵力达七十余万。在狭小的上海地区，双方交战的兵力竟达一百万以上。
战役的结果，日军在付出高达十余万官兵伤亡的代价，占领上海。
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以民族大义为重，用劣势装备同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以伤亡二十五万官兵的代价，致使日本侵略军三个月之内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从而快速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破产。
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侵犯。中国政府不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再是一个一打就败，一败就投降求和，就割地赔款的政府；中华民族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
第二章：武汉保卫战
第一、汉水苍茫
武汉的冬天特别冷，雨中夹着雪。风又大，凛冽的寒风刮过不停。在一片茫茫的雾霭之中，刘团长率领八百多个川军官兵，一路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武汉。
黄庆祥他们团离开郭庄庙后，出发前往安徽省的的宣州、南陵一带，寻找师部所在地的时候，侵华日军又发动攻占南京的军事行动。
刘团长率部到达宣州、南陵时，因南京保卫战失利，军事委员会调整兵力布署，先期到达的川军各部奉命执行新的任务，又转移了。
在此情况下，刘团长只好带着这二百多个川军官兵向武汉进发。去战区长官部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继续寻找师部下落。
在向武汉进发途中，刘团长他们从守卫南京被打散的川军官兵中得知，日军在南京对中国军民进行血腥大屠杀的消息。这消息让所有的官兵感到到震惊和愤怒；唐朝对黄庆祥讲： “这是血的教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军人决不能放下手中武器。”刘团长在收留了川军各部失散的官兵六百多人；加上原来的二百多人；继续向武汉出发。
刘团长率领这八百多人的队伍，经过二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到达武汉的武昌，已是1938年初了。此时的武汉天寒地冻，他们一行八百多人，到达武昌城郊时，被守卫武汉的警备部队拦阻，不让进城。刘团长前去交涉，警备部队告知刘团长，武昌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地，非执行长官部任务，任何部队不能进入，他们只能在武昌城外待命。无奈之下，刘团长便让部队在城外废弃的破庙和民居中住下。趁着天色未黑，刘团长带着李参谋长去集团军总部报到。
其余的官兵就在破庙里翘首以待，等待刘团长回来。
至深夜时，刘团长的卫士回来了，带回二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一是战区司令官兼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将军，于昨日在汉口的医院病逝；二是刘团长和李参谋长被战区长官部军法处扣留，理由是率领部队擅自脱离战场。卫士说：“听军法处的四川老乡讲，搞不好刘团长和李参谋长要被执行军法，宪兵团可能要来收缴武器。”消息一传开，立即炸了窝，想不到经历哪么多苦难，好不容易才到武汉，找到上级机关，却是这样的下场。
第二天清晨，一个连的宪兵将破庙包围起来，李参谋长被几个宪兵押着，神情沮丧地回到破庙。带队的宪兵军官对在破庙里的几百名川军官兵吼道：“上峰有令，立即将武器全部交出来，听候处理，违者军法从事。”
就在这些川军官兵准备交武器的时候，黄庆祥听唐排长给李连长说：“连长，我们不能随便就让他们把枪缴了。枪一交，我们就没有保障了。那时，我们就只能任人宰割。”
于是，李连长在人群中高喊：“弟兄们；不能交枪。”并站出来质问带队的宪兵军官：“我们是从四川出来打日本鬼子的，凭什么要缴我们的枪？”
宪兵军官蛮横地回答说：“你们擅自进入武昌。兄弟是根据长官部的命令来缴你们的枪。现宪兵团已将你们包围了，谁要是不听命令，就地处置。”
只听李连长回敬道：“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几百个川军官兵，立即同宪兵对峙起来。
就在最紧张的时候，一个中等身材，着少将军衔，戴着有“令”字臂章，年纪三十多岁的将军，在三个卫士的陪同下；神色严峻地走进破庙来。见此情形，用略带有四川口音的话问道：“怎么回事，都把枪收起来。国难当头，还想打内战？”并问宪兵军官是这么回事。
宪兵军官向这位将军敬礼后报告道：“报告孙副参谋长，卑职是奉长官部命令，来收缴这些川军武器的。”
这时，唐排长从队列里站出来，也向这位将军报告道：“报告孙教官，我们是川军第二十三集团军X师X团的。是刚从淞沪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从南京一直到武汉，走了上千里路，还未能弄清是怎么回事，他们就来缴我们的枪。”
这位被称着孙教官的将军，一见唐朝便面露微笑地说：“唐朝，是你们啊！你们团的情况我知道些。你们双方都把武器收起来，自己人不要枪对枪，刀对刀地对着干。”然后又转身对带队的宪兵军官说：“王团长你立即带部队回去，这里的事由我来处理。”
在宪兵团离开后，这位孙将军在李参谋长的陪同下，让全团集合起来，对全体官兵们说道：“川军弟兄们，你们服从中央命令，千里迢迢地从四川开赴到淞沪抗日前线，掩护国军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在夜袭泗安镇及后来的反袭击战斗中，你们临危不惧，全歼了日军一个中队。创造了七。七事变以来，反袭击战斗取胜的先例，取得了出川以来的胜利。你们的战绩，战区刘司令官生前给予极高的评价，我本人在此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敬意！因你们同上级失去联络的时间较长，现突然出现在武汉地区，警备部队和宪兵团不知你们的情况，发生了一些误会，希望你们理解。目前，日军在占领南京后正策划下一步军事行动。整个国家都已全面动员，各部官兵正积极进行备战。现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战区刘司令官不幸病逝，这给已经非常严峻的军事形势，又增添了几分困难。你们这个团的官兵经过长途跋涉，历经艰难困苦才来到武汉，我请长官部安排你们归回原来建制。希望你们在抗日救国，抵御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不朽的历史功勋。同时，也希望你们珍惜川军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换来的荣誉。遵守军纪，以模范的军容风貌，做各部队的表率。”
孙副参谋长的讲话，让在场所有的川军官兵感到安慰，紧张的气氛立即消除。官兵们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孙副参谋长在队列前面，向官兵们敬礼回谢。
孙副参谋长在离开破庙时，让李参谋长陪同他到战区长官部，安排补充军需问题。
李连长问唐排长是怎样认识这位将军的，唐排长回答说：“这位孙副参谋长原是中央军校的教官。曾在成都中央军分校给他们这些学员讲授过现代军事理论。孙副参谋长的夫人是我父亲的学生。”
唐排长同孙副参谋长一家很熟悉。
唐排长继续向李连长介绍道：“孙副参谋长是安徽人。他父亲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在我们四川的宜宾和泸州，做过知县和知府，辛亥革命后带着家人，离开四川回到安徽老家。”
黄庆祥从唐朝的介绍中知道：孙副参谋长是黄埔军校炮兵科毕业的军官，参加过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北伐战争和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
孙将军走了二、三个小时以后，刘团长在李参谋长的陪同下回到庙子里，把第一团所有军官都集中到庙子的后堂开会。
刘团长心情沉重地告诉各位部下：“战区刘司令官于本月20日在汉口病逝。战区司令官一职；由中央军系统的陈副司令官接任，集团军总司令由原川军第二十一军军长接任。我们团的番号虽在，但已任命由临阵逃跑的第二营营长接任团长了。第二营营长在接任团长后，将第二营由营扩编为团，并分别任命了第一、二、三营营长。现在我们回不去了，原部队以无我们的立足之地。今天要不是孙副参谋长力保，我差点就回不来了。现在孙副参谋长跟我们指有二条路：一是就地解散或者回四川重新组织队伍；二是跟着孙副参谋长干，先在战区教导队呆着，找机会再发展。”
经过商议，大家认为目前回四川重新组织队伍，困难较多，无多大前途。只有选择第二条路，先在战区教导队休整补充，恢复战斗力和部队番号，脱离川军建制，跟随孙将军再图发展。
第二天，刘团长和李参谋长让唐排长陪他们去战区长官部，找孙副参谋长汇报，将他们商议的结果向将军报告，得到孙将军的支持。就这样结束了二个多月的流浪，在孙将军的努力下，将他们这个团八百多名官兵编入战区长官部教导队，按中央军的编制和装备进行了补充，统一换发了新式的冬季服装，充实武器弹药，整个部队立即焕然一新。
当黄庆祥他们这些川军官兵，穿上新式的中央军冬季服装，配上整齐的武器装备时，高兴的说：“好安逸哟，老子我们也是中央军了，看哪个龟儿子今后还敢欺负我们。”
在孙将军的帮助下，刘团长率领的这一团川军官兵，终于有了立足之地。平时除了正常的军事训练外，还参与武汉地区的战时警备，在重要的铁路、公路、车站、码头、工厂担负执勤和巡逻任务。
自从日军攻占上海，日本政府妄想在华东地区聚歼中国军队主力，三个月之内打败中国，逼使南京国民政府投降的战略企图失败后，又企图利用日军攻占南京的有利态势，一方面大量集结军队，准备继续沿长江进攻武汉。一方面又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企图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其灭亡中国的停战议和条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日本政府的停战条件为：
一、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东北三省）独立；
二、华北五省自治。日军可在华北五省自由驻军；
三、华北、上海中日共管；
四、中国应赔付日本要求的所有赔偿；
上述灭亡中国的停战条件，理所当然地被国民政府拒绝。
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拒绝其议和条件后，决心继续扩大对华战争，给予中国政府增加军事压力。于是，命令华北派遣军从华北南下，进攻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企图在徐州合围中国军队。在进攻徐州的作战中，日军的二个师团在台儿庄地区被中国军队歼灭了二万多人，是日军陆军史上最大的败仗。这使日本大本营恼羞成怒，决心以优势的陆、海、空军兵力攻占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内迁重庆，以重庆为陪都，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继续指挥全国军民抗战。
武汉骤然成为战时军事、政治中心。这座东临江淮平原；北靠大别山；南面有长江和洞庭湖；西面是大巴山、神农架和著名的长江三峡；长江和汉水从城区三镇通过；它也是中国铁路重镇，平汉路和粤汉路在此交会，是中国中部地区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武汉三镇，已经是这场大战攻防双方必争的目标了。
一场以武汉为中心的大会战，不可避免地由此展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打破日军作战企图，确立以武汉为中心，在有利地形上，牵制和消耗日军主力，以实现空间换时间的长期抗战的战略目标。
在此战略和战役作战思想的指导下，军委会调整和充实华中战区的兵力布置。
日军要进攻武汉，只能是以占领的华北和华东地区为依托，从华北、华东二个方向向武汉进攻。即，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武汉；一路从南京地区出发；沿长江两岸向西仰攻武汉；军事委员会为便于指挥，遂决定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分为南北两个大战场，分别设置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和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来指挥这二个战场的对日作战事宜。
江北战场，将中国军队主力配置在大别山西北面的信阳、商城地区和大别山以西的长江北岸一线，由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指挥二十三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