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祭-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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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与奉献，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与广柔的大地。

审美上素有“使情成体”之说，《大漠祭》以雄浑的自然生态为背景，以人情美、人性美为结构内核。老顺有三个儿子，老大憨头因救人而阳萎，家里换亲把妹妹兰兰换了出去，给他换来了莹儿做媳妇；老二猛子，蛮勇任性，与某大款备受冷落的妻子有染；老三灵官，带有作者的影子，他有文化，灵心善感，在特殊境遇里，与嫂子莹儿发生了恋情。这么说，只是勾勒了最简略的人物关系。事实上，作品的动人力量，全在于超越了这个故事层面，指向了精神的高度。在灵官与莹儿的关系中，可供寻味的东西更多，在乡村，真正伟大的多是女性，她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给生活注入了欢欣，又承当起巨大苦痛，从容面对一切。

《大漠祭》的语言鲜活、有质感，既形象又幽默，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随手可拎出这样的句子：“风最猛的时候，太阳就瘦、小、惨白，在风中瑟缩。满天黄沙，沙粒都疯了，成一支支箭，射到肌肤上，死痛。空中弥漫着很稠的土，呼吸一阵，肺便如浆了似的难受”———没有切肤体验和观察是写不出的。这是状景，写人的妙语就更多了。长期以来，不少自以为是乡土小说的作家，过不了乡土语言关，因为语言的滞后，他们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乡土生活中许多有生命力、启示力的东西，包括某些生存哲学和禅意。这不禁使我想起，《大漠祭》在审美上与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说，刘“在一头牛、一只鸟、一阵风、一片落叶、一个小蚂蚁、一把铁锨中，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雪漠何尝不是如此。

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我以为，经济的欠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欠发达，而文化的欠发达，又不必然地意味着艺术感觉的欠发达。西部的生存诗意，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不管高科技发展到何等地步，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大漠祭》告诉我们，乡土文学不会完结，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如果说，过去的“农村题材”的提法有某种观念化、狭窄化倾向，把不少本真的、美的、善的和诗意的东西遮蔽了，那么，“感受土地的神力”（王安忆），在乡土生活中寻觅精神的资源，甚至源头，已成为当今许多作家的共识。《大漠祭》崭新的审美风貌是区别于以往同类创作的——这或许是我想要在另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的问题。

（本文原发于《光明日报》2001年8月16日，编者略有改动）

大漠祭　第一部分　代自序（2）

●雪漠从“名人”谈起……

（1）

《大漠祭》一完稿，朋友就劝我找个名人作序。我当然拒绝了。一来，对时下所谓“名人”，我多视为异类。他们赖以成名的资本，我一向“随喜”的少；二来，人生无常，岁月无情，眼下的不少名人，可能比我的作品更快速朽。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写出成吨垃圾的“名人”扫得不知去向。谁借谁的光终以名世还难说得很。所以只有自序了。好在岁月悠悠，大浪淘沙，或许笔者不久便也成莫名其妙的“名人”了。喜乎？悲乎？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因为我从不把自己划入时下的“作家”行列。有时，想想一些所谓“作家”，真是造孽：浪费人民钱财，虚掷大好生命，委屈老婆孩子，却写出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垃圾。图财害命，好没意思！

时下不少“作家”的作品，多是无病呻吟的玩艺儿，或卖弄一些技巧，或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而老百姓的生活和饥苦，却少见触及。这样的“作家”，真叫人羞于为伍了。所以，我最喜欢的身份是“老百姓”。能和天下那么多朴实良善的老百姓为伍，并且清醒、健康地活着，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弟弟就没这种福分：初中一毕业，他就牛一样卖起了苦力，刚二十七岁，便患病去世。糊糊涂涂来，糊糊涂涂走。来时不知谁是他，去时不知他是谁。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子弟甚至连初中都没法读完，就不得不子承父业了。而我，则幸运地活到了今天，幸运地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幸运地没被铜臭和庸碌熏瞎脑袋，并幸运地由大字不识的父母勒紧腰带供了书，明白了如何做人，还能写点儿值得叫人一读的文章。还有什么不知足呢？还有什么理由不趁着明白和健康多写写像我的父母那样善良、像我弟弟那样不幸的农民呢？

我仿佛从来不曾为当“作家”而写作。我只是在生活，渴而饮，饥而食。写作亦然。日日读，夜夜写，发表与否关系不大，成不成功很少考虑。需要钱时，就经商弄两个。既没打算凭写作谋金钱，也不指望借文学图高位。我只是想说话，只想说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只想做也许是命定的也许是穷忙的事。成功呀失败呀那是上帝或命运的权力范围，我从来不想自讨没趣地去越权干预。既没为获奖啥的狂喜，也不因退稿之类沮丧。相较于创作，我更热衷于做一些“放生”之类的傻事。更因那些生灵由于我的“愚蠢”而延长了生存时间，或改善了生存质量而窃喜不已并乐此不疲。

创作欲望，倒因之淡了。文学上，我很有自知自明。我不长于编故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不会，或是不屑。但在描写日常生活、写人以及生活底蕴等方面，我一向着意追求并足以自慰。因此，想从《大漠祭》中找出张牙舞爪的所谓思想和惊心动魄的离奇故事，无疑是徒劳的。但是，你要是想看呼之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丰厚的生活底蕴……那么，你自可以翻开它。

当然，为了丰富百姓生活，这个时代非常需要一些人生产轻松的文艺消费品。但同时，也需要有人写些实在的、甚至沉重的、直面人生的作品。

就像安徒生童话所揭示的那样：这世界，只要有穿新装的人，就需要一群“聪明”的看客。但同时，也更需要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大漠祭　第一部分　代自序（3）

生活之多样，必然决定文学之多样。

（2）

我心仪的作家要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他必须有真正的平常心和责任感。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借以谋利的手段。他只为灵魂活着，从不委屈良心去捉笔。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之所言，或为完善自我，或为充实人生，或为记录生活。当他能真正成为时代代言人的时候，他就可能被称为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如托尔斯泰、曹雪芹、斯汤达、鲁迅、卡夫卡等人——他们甚至不一定能活着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

当然，就像太阳也会被乌云掩蔽一样，这类作家偶尔也会为卑下的情操所屈服。但他终究会凭借自己伟大的人格力量超越鄙俗，完善自我。

时下，有一些借文学满足自己私欲的“名人”常常拿巴尔扎克的卖文偿债为自己寻找光鲜些的借口。诚然。世界艺术史上不乏卖文和卖画的大师，但最本质的区别是大师的“卖”是为活着，一若杨志之卖刀。而那些“名人”的活着却是为“卖”。卖刀时的杨志不失其好汉本色，而酒足饭饱后品头论足的牛二也不过是牛二。前者可能有鄙陋之行，但他的骨子里仍足以傲世。

区别的是心灵。

鹰会鸡一样啄食。狗也狮子般捕猎。区别的，也是心灵。

傲昂白首于世界文学顶端的是那位最不像作家的托尔斯泰。在他一生中的很长一段岁月里，他最热衷的是教育，是编识字课本和改善农民生活……他把自己最辉煌的时光用于忏悔，终生为自己的贵族身份而羞耻。他甚至把他的三大巨著也归于“坏艺术”一类，仅仅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闲时间去读它们。但这一切，反倒点缀了他的伟大。

十多年前，我幸运地迷上了托尔斯泰。此前，无论咋啃也读不下去。后来才明白，爱托尔斯泰也需要资格。当自身“修炼”达不到一种境界时，你绝不会了解他，更不会爱上他。他的作品是一座巍峨的城堡，真正攻入，需要实力。他不饶舌，不卖弄，不矫情，甚至不修饰。他忠实地记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只要人类存在，他的作品就消亡不了。

他写得那样从容而自信。在这个巨人面前，一切“名人”都显得十分寒碜，包括精通任何技巧且已得到公认的“天才”们。

他可以痛苦，可以一次次陷入精神危机，但决不浮燥。他的痛苦是大彻大悟前的迷惘，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决不会为争点儿名或图点儿利而让自己伟大的心灵卑琐。

不仅仅托尔斯泰，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作家都这样。我常常为俄罗斯文学吃惊：是什么使这个民族诞生了那么多的文化巨人？这无异是一种文化奇观。无论是****的尼古拉一世时代，还是残暴的斯大林时代，这个民族都为人类贡献一批又一批的伟大作家。封建****的屠刀扼杀不了文学。贫困、富贵、厄运……一切外部势力都动摇不了俄罗斯的文学大厦。

而中国文人，血液中“学而优则仕”的杂质太浓了，多将个人悲喜甚至命运维系在强权上。次一等的，也追求书中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而将文学的真正内涵异化了。

中国文人中具有真正独立人格者并不多。

俄罗斯作家则不然。沙皇尼古拉自可以****，书刊检查制度自可以残酷。可以有流放，可以有灾难，可以有贫穷，可以有寂寞，甚至可以有贵族的富贵（这才是最可怕的）……但一切“外现”都摇撼不了他们的灵魂标干。他们不会因苦难和****而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也不会被席卷而来的时代狂潮惊得大呼小叫方寸大乱，更不会在富贵的毒蛊下忘了自己的姓氏。他们的人生坐标永远直立，足以令他们挺直脊梁。

大漠祭　第一部分　大漠祭　第一章（1）

这虽然得益于俄罗斯的文化土壤和文学传统，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作家的心灵。他们不是被西部农民称为“浅碟子”的浮燥文人。他们的创作不是卖水：从生活之海中舀来一瓢后就吆喝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兜售的货色。他们最在乎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灵魂的安详。

他们自然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举世誉之，不忘乎所以；举世毁之，不垂头丧气。他们的内心，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存的独立世界。内外两个世界可以平等对话，但谁也别想粗暴地侵略谁。他们可以傲然地朝对方说：“请尊重我的主权。”

这样的作家，才是我所心仪的真正作家。

当代中国，也确实需要或说应该诞生一批这样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甚至大可不必借助于所谓机遇。有时，所谓的机遇，可能恰恰是灾难。试想，如果汉武帝刘彻垂青司马迁并委以宰相重任，《史记》的命运又将如何？无疑，政界站起一个新贵的同时，文坛必然倒下一位大师。

文章憎命达。

历史绝不会因为郭沫若的所谓的好机遇，就把他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之前。问题的实质是你有没有好东西？

有好东西的，你活埋不了，如沈从文。没好东西的，你推不上去。乌鸦群中的评论家如何鼓噪，也无法把鸦王吹成凤凰。

文学上最终说话的，是作品。

还是那句话：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写了成吨垃圾的“作家”扫得不知去向。

因此，我很欣赏海明威。他永远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许多终将真正地死去。他的目标总是一个个虽不在人世但在文学上永远活着的作家。他也像托尔斯泰一样，用质朴的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那群人如何活着。

中国的老百姓太需要真正的作家了。

我劝天公多抖擞几次。

（3）

真正的历史画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滴生活之水，汇成了历史潮流。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地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等一些伟大作品就是这样。它们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其博大得张牙舞爪和精深得莫名其妙，而恰恰在于其真实、质朴、甚至琐屑。传神地写出了琐屑，也就写活了一个个生活画面。正是这些活的琐屑构成了作品的伟大。有时，我们看这些作品时，甚至看不到作者。看到的也不仅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多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

当代作品中，一些人为的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