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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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9000万美元投资的“中国长江浮法玻璃有限公司”就这样落户此地。
张浦镇因为一个“台玻”巨无霸的出现而开始成为昆山的另一只“小虎”。
后来随着台湾“工业之父”王永庆的“台塑”、台湾的宝成集团的蔡氏四兄弟和日本的“丰田”等等落户，像巴城、周市、玉山和淀山湖等镇都一个个成了“昆山小虎”。
“国”字号开发区，加12只“小虎”——昆山给这些“小虎”起名为“昆山开发区配套工业区”，如此一来，昆山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时，已真正呈现龙腾虎跃之势。
有两则“民间传说”很有意思：
一则说的是现任市委书记张卫国那年去台湾拜会王永庆，这一老一少都是龙年出生的“中国龙”，岁数相差48岁，竟然谈得那么和谐亲切。王永庆后来就是冲着张卫国这年轻有为的“昆山小龙”而决定把“台塑”落户到昆山的。“你我两条龙在一起，昆山就会有‘双龙起舞’的好戏呵！”王永庆老先生握着年轻的张卫国的手，好是一番欣慰。
第二则讲的是宝成集团的蔡氏四兄弟的故事。这蔡氏四兄弟一直在东莞创业，后移师昆山成立了“龙腾公司”。公司成立那晚，四兄弟在一起打牌，第一副牌摸下来，四兄弟惊异万分，也惊喜万分：四个人手上的十三张牌，竟然全是从A到老K整整齐齐排好了的一条“龙”！昆山有龙！昆山长龙！昆山也能让虫变成龙呵！蔡氏四兄弟目瞪口呆地这样齐声高呼道。
昆山真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跑在最前面的一条中国龙，这龙让十三亿中国人，尤其是九亿中国农民看到了真正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是什么样子，真正的中国小康社会是什么样子。
第四篇 东莞：30年超越西方300年
题记
她是一片让人心动的土地。
她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典范。
她的人民和各级干部依靠智慧和精神，将一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南国沙滩之地，建设成富裕厚实、充满活力与朝气、名扬全球的现代化城市。
她就像东方的一束光芒，让整个世界感到了中国的绚丽与灿烂……
东莞与“东莞模式”，如今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刻烙着中国人的探索与智慧，辉映着伟大民族的复兴印迹，它是30年来中国最耀眼的那束划破历史长空的东方光芒！
第01章 开门。鼎地
●率先开门
命运常常会跟人们开一些并不好玩的玩笑。
1979年5月的一个傍晚。虎门沙角海边。
两三百人的送行队伍黑压压地站成一大片。在无数遍离别的叮咛声和哭泣声中，提着包裹的小伙子们陆陆续续跨进岸边一只简陋的机动船里。
船就要开了，突然，由远而近传来“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了过来。人群躁动起来，公社领导来了。
车还没停稳，虎门公社党委书记黎桂康便跨出了车门，看着眼前这一幕，他扯着嗓门大喊：“不要走！大家不要走……”
江边的空气倏然凝重起来，但很快出现了反弹——短暂的沉寂后是更大的喧哗与嘈杂，此起彼伏的人声淹没了黎桂康的声音，人群那头传来愤怒的吼声：“我们就要去香港！”“我们要到那边去活命！”
焦急的黎桂康走上前，试图拨开人群走到岸边，但几百人的队伍不约而同形成一堵人墙，使他难以前进。黎桂康急得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走，千万不要走，我们这边已经好起来了，你们不要走……”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疯狂的嘈杂声给淹没了，连同他那瘦高的身躯……
黎桂康无奈地退回来，钻进车里。他站到车座上，举起喇叭对着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我说，不要走！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党，我们将来会更好……”
突然，人群中有人发出“少管闲事！”的怒吼，接着，人们纷纷围了过来，情绪激动地挥动着拳头，向他威逼着、诅咒着。不知是谁开的头，转眼间，那辆破旧的吉普车被推倒了……
人群那头，载满五六十人的船在隆隆作响的马达声中，义无反顾地起航了。
长长的白浪一浪一浪地卷过来。波涛声中，黎桂康孤寂的声音仍久久回荡在江面上：“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会回来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浸透着泪水的那一幕，终于随着潮水一起流去了。
时光流逝许多年之后，命运的波涛将当年的逃港者陆陆续续卷了回来。每当他们路过这里，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场景时，都会禁不住摇头叹息：人生如戏啊！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悲剧，一次是作为喜剧。
中国，正是改革开放这个历史事变，以一种巨大的伟力，将这幕在浓烈悲剧氛围中开启的剧目，很快演变成一场人皆欢喜的喜剧。
东莞以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变迁，用30年的时间，完美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因此便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具特色和光芒的地方。
2006年夏天至2008年夏天的3个年份里，笔者怀着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特殊情感与好奇心，曾一次次地来到这里，感受着所有令人神往的美丽与激情，并亲历了这片经历沧桑巨变之后的崭新天地下那些可爱的人民的每一个表情……
遥望苍茫海域，再回首虎门这片临洋之地，心扉似被阵阵波涛撞击。
中国历史在这里不断出现惊人的巧合——大海的波涛曾在这里两次撞开中国的国门，而且每一次撞击都是惊天动地！
从中国的版图上我们看到：珠江水系出海口有八门之多，虎门竟被历史选中，成为历史之门，虎门因此得大名，成为国之门——中国之门。
谁曾料想，这个被号称为“金锁铜关”的虎门当年曾经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自这扇国门被英国人的炮火轰开以后，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华战争……
翻开世界文明史，人们会发现，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仅始终与世界同步，甚至是长期引导世界文明的潮流，中国文化曾成为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的文明史不愧几度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成就。翻开中国经济这部史书，你更会发现，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300年前，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到了1840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依然占世界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曾经的世界头号富国，怎么会一步步沦落到挨打割地赔款的境地？究竟是哪一股力量使虎门这道曾经牢固无比的大门被轻易打开，使中国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也许，被誉为清末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对此总结的那句“大抵在西洋的制造”道出了其中缘由。
这“西洋的制造”则来自于勃兴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中，西欧列强交替崛起，而我们这个民族还固步自封在农业文明里呼呼大睡。我们并不知道，在沉睡中，门里门外的两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也许，腐朽和沉睡了的中国，需要用炮声来震醒，然而这样的代价太大，而且充满着血腥。
在这样的炮火中，虎门也因此成为一块抗争的土地。从林则徐销烟池、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古战场遗址，从抗日名将蒋光鼐的故居，到热血洒虎门的民主革命战士朱执信纪念碑，无不辉映着中国人民不屈的灵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这个民族依然在救亡求存的严峻环境中苦苦挣扎。
但大海之口毕竟不会永远地消沉与无为。龙的子孙仰望长空，期待崛起，渴望富强——他们在等待机会，等待天晴浪又起。
1978年，中国从动乱的年代中开始复苏。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世界开始瞩目中国……
英国的《卫报》在2006年曾如此评价中国：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瑞典的《哥德堡邮报》也指出：从3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强国”，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2007年1月3日，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卢宜宜在《海峡时报》上惊呼：中国是个“谜团”！
一个大国是如何崛起的？中国又是以什么样的伟力使世界中心得以东移？
欲解开这个“谜团”，我们的目光有必要再次投向虎门。因为正是虎门这个尘封了140年之久的东方大门，在改革开放的波涛中率先打开，从而开启了中国崛起的序幕。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历史巧合呀！
当我们把目光就近延伸到虎门背后时，你会发现那里光芒四射，那耀眼的东方光芒令人惊讶：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何时闪出如此绚丽而灿烂的光芒？
是呀，这里何时崛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不是昔日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吗？
是的，正是这个昔日的农业县，在短短30年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如今，她屹立在珠江之口，以万众瞩目的光芒昭示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无法不崛起！中国的崛起必然光芒四射！
要探究中国这一东方大国崛起的奥秘，我们不妨从东莞这道独特的光芒里寻觅谜底——
1978年7月6日，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然而这个日子对于广东、福建两省来说却意义非凡。这一天，国务院特别对这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东莞人称此为“22号文件”）。1979年国务院又将该试行条例变为正式条例。
“22号文件”引发出一个叫“三来一补”的名词，正是这个极具浓厚争议色彩的名词改变了东莞的命运。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这扇门的打开就是从这个“22号文件”开始的。
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改革号角的话，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锋！
然而，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种开创历史的承载者角色，连东莞人自己也没能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的记忆是，饥饿着的你我他都在寻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这样几个历史镜头——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农民李玉龙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个老光棍，悄悄告诉老光棍一件事，说他今晚要去东南角。
李玉龙所说的东南角指的是海那头的香港。那年头当地人不敢直接说“香港”，都习惯称“东南角”。晚上，人们只要站在家里的窗口处，就能远远看见东南角的上空，一片红光。那片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堂。
向老光棍打听清一些事后，李玉龙沿着太平公社那条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这两天母亲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顺利，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走着走着，迎面走来3个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镜的高个男人尤为引人注目，40岁模样，从衣着上看，没准是“东南角”那边的人，他正琢磨着，那人冲他走过来，问起路来，打听太平服装厂怎么走。
李玉龙给他们指了指路。看着这3个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后，李玉龙这才慢腾腾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来不久，李玉龙就出发了。
2007年11月15日，时光消逝近30年后，年近五旬的李玉龙在长安镇的一家茶楼里向笔者详细回忆了那晚的惊险偷渡：“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开始出发的，我们就往香港发电厂那个方向划，划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我们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们分开走的，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没想到刚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冒出好多香港警察。在香港被关了两三天后，就被遣送回来了。回到这里又关了一段时间，先在广州三河收容站关了7天，然后又转到东莞樟木头关了几天，接着又是在大朗，前后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
李玉龙被放回太平没几天，在路上又见过两次向他问过路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打听，果然是个香港人，现在和太平服装厂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厂”的企业。
这个香港人叫张子弥。
事实上，如果没有“22号文件”，张子弥很有可能破产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然而，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却使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三来一补”的第一人。
当时的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两三百号工人。这一年来，张子弥焦头烂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