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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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博瑞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恩屈西他宾”药物，成为中国抗艾滋病和乙肝病毒新药，同样打破了国外公司垄断，其成本和药效都优于世界同类药物。这“恩屈西他宾”听起来名字有些怪怪，但它对艾滋病患者和乙肝病患者来说，就是“上帝”送来的福音……
所有这些，都出自苏州新区，出自我们的那些归国留学生之手，出于他们带领下的团队。这里有一串名字非常闪光，他们是：袁建栋、顾东民、丁屹、陈卫东、张光学、黄劲、谢卫国、王崎、朴成元、王拉才、张思福、郑茳，还有让世界同行震惊的《系列世界地图》发明者郝晓光等等，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海归派”留学博士，他们已经在苏州新区落户多年，并且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和“部落”主人。
那一天我正在采访高新区，市委宣传部长徐国强说晚上一定让我见见一个人。当晚在饭桌上我认识了徐部长的老朋友王振民，这位苏州人文质彬彬，在一桌子博士堆里，他是个酒量偏差的人，他说他第二天要回美国——孩子老婆都在大西洋彼岸等着他过一个什么节。徐部长向我介绍：王振民酒量一般，但他干的事业却了不得，而且是苏州高新区的留学归国专家的“博士王”。
王振民一听市领导如此夸自己，脸顿时红了起来，连忙说：“我在苏州高新园区算个啥？人家资产比我高出好几倍的有的是，我只能算小拇指……”
“他是怕露富。你只要打听一下，生物、医学领域里没有不知道‘振美’的。”同桌上的博士们抢着要灌王振民，说如果他不向何作家说实话，就保证当晚让他出不了门。为了不影响第二天飞回美国与妻子孩子的团聚，王振民只好“投降”，于是我们俩借众博士开心喝酒时，进行了“酒场采访”——
“六○后”的王振民在16岁时，正逢“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因为农民苦孩子出身，又遇众多“老三届”在考场做对手，所以少年王振民只敢报了苏州大学物理系。尽管如此，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还是欣喜若狂地在老家的田埂上蹦了起来。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在苏州大学留校当了两年教师，这时正逢“留洋”大潮，王振民的心也跟着浮了起来。但公派没他的份，他只好靠自己拼搏。考托福时，26美元也是向老师借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向老师还这26美元呢！人家不要我还，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已是亿万富翁的王振民心头至今藏着这桩事。
“你给苏州和苏州大学创造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几千万个‘26美元’了！”徐国强部长和酒桌上的苏州大学几位校长们凑过来说道。
王振民依然满脸不好意思地喃喃道：“这是两码事，两码事。”
我开始对眼前这位“海归派”博士刮目相看了，而当他向我细述自己的留学过程和抱着对苏州高新园区的“好感”后，在狮子山脚下仅用短短几年创出的一番伟业时，我的内心刻下了深深的印象。
1987年的春天，对王振民来说格外温暖，他单身宿舍窗口的紫藤开始抽芽，一阵喜鹊叫声，邮差举着一个英文写的大信封对他说：国外有人给你寄信来了。
王振民的心跳得怦怦的，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历史性的巨变”了——因为他没有外国亲戚朋友，只有一种可能：他被国外的大学录取了。果然如此，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通知他去入学。
一个身上只揣着274美元的中国青年怀着强烈的求知情怀，冒险飞到了大洋彼岸，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学知的长途跋涉……
1993年，王振民已经是个学了15年物理学的“洋博士”。
“我相信，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么全世界就没有人再能找到工作了。”毕业初，王振民曾这样狂言。果真，他同时被加州的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和美国西南医学研究中心休氏医学研究院录用。
王振民最后选择了比前者薪水少一半的后者。然而“清贫”的休氏医学研究院在王振民看来是个取之不尽的“富矿”——因为这里有“用钱买不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员”，10年中这里出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并且拥有30余位国家院士。王振民受聘该生物医学研究工作，他在这里获得了学术上的质的飞跃，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极不起眼、却日后成为他全球系列产品独家经营的小产品——花300美元成本便研制成功的一种专门收集、储藏蛋白晶体的器皿，而这靠的也是王振民扎实的物理学功底及对生物医学的潜心钻研上的真功夫。
“王，你要发大财了！”研究院的同事祝贺王振民。
正当王振民有些发愁如何寻找美国“发财”温床时，从乡友那里得知苏州高新园区有个专门为留学生创业搭建平台的“创业中心”，已被中国国家科委确定为“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单位，有很多优惠创业条件。“爱屋及乌”的王振民想到了家乡，想到了母校，于是他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回到苏州创业。
“因为我爱苏州，苏州是我的人生出发地，也是我的生命归宿地。”王振民离开美国时，他对那些不理解他的研究院同事这样说，而且为了痛别“诺贝尔奖摇篮”的休氏，他竟然学会了喝白酒——那一天告别美利坚的晚上，他喝了一斤半高度白酒，从此酒量超人，但一喝就脸红。“我骨子里不是喝酒的人。”王振民自己说。
不久，他的“苏州捷美电子有限公司”正式在苏州高新园区挂牌，这也是“归国专家部落”的第一个留洋博士在高新园区所办的第一个企业。
王振民在苏州这块风水宝地获得的收成就像他的企业名字“捷美”一样，又快又好。短短几年，“捷美”名扬海内外同行业界，于是学着王振民回国到苏州、到苏州高新园区“发财”和干事业的洋博士们一结十、十联百地拥向狮子山脚的那块热土。
太湖水涌动着欢笑，虎丘古塔在摇晃着身子舞动。
一颗优质种子，长出的是一片金色的丰收果实。苏州高新园区就这样如此不停地“孵化”，最终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那些海外中华学子一个个吸引到了自己的凤凰树上……
“我们也不含糊，50亿的创新投入，200亿的基础设施，100多个营造有利于科技与人才引进的地方性法规，六大服务保障体系和30多个知名院校，及50多个世界级尖端研发机构，这是能够吸引高级人才到苏州新区来的内核力量，有了这内核力量，我们才能造就‘真山真水的新苏州’，每天向世界和国人展送硕硕成果和灿烂光芒。”王竹鸣书记这样说。
是的，这就是太湖之滨、苏州古城旁的新苏州城，一个不足230平方公里面积的地方，创造了全苏州市出口总量的20％、全省的10％、全国的1％以上的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重要出口基地和创业者的乐土。
一个创造了8项“世界第一”、11项“全国第一”的新苏州，就这样在弹指一挥间崛起在太湖之滨、狮子山下……不说这里的人均创造年产两万美元的产值，不说这里的农民平均收入超过15000元，单说这里聚集的2000多名留学人员、1000多名博士和1万多名硕士及50多家落户此地的世界500强企业，还有谁不羡慕苏州人？
其实苏州人自己对办“新苏州”获得的巨大成就，也是难掩心头之激动和狂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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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市长
1992年的中国，风起云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正式向全党传达。苏州人受到的鼓舞格外强烈。
当时有个特殊的社会背景：“六四”政治风波后，因风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大争论，尤其是中央提出搞特区和开发区后，一些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借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所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性衰退，在思想界和理论界掀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争论，造成了下面的干部和群众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针对这些问题，明确而又肯定地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太想见一见这位章新胜市长了！可惜他现在太忙，而且离开苏州已经很多年了。他现在与我同城住着，然而北京太大，同城人几十年不见一面是常事。章新胜现在是国家教育部副部长，之前他就是我们的苏州市长。再之前，他是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他的英语使他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长中很出类拔萃的行政官员。
不知道章新胜同志是怎么来到苏州当市长的，想来这也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吧——苏州是中外著名的旅游名城，国家旅游局副局长下派到地方任市长，像章新胜到苏州也算是非常合理的事。
姑苏过去一直是个非常传统的城市。文化习惯重于平和与温性，出头带刺的事一般不做。这既有好的一面，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钝迟的副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章新胜市长来苏州后，市政府机关的干部发现了许多新鲜的风气：开会、干事不再慢慢吞吞。更让人惊奇的是：沿袭了几十年的八点上班的习惯，市长首先不执行——“他晚上工作没个点，早上不到九点基本上找不着人影……”机关干部们如此说新来的章市长。
“改！改一下八点上班的习惯！改成九点上班……”章市长一声令下，苏州全市党政机关从此变成了上午九点上班，并且一直沿袭到现在。
“人家老外八点钟还在美梦中，我们就去敲人家的房门、打人家的电话，你不等于赶人家走吗？再看看：人家香港老板晚上九点钟才出来吃饭喝酒吃夜宵，可我们的人这个时候却要呼呼大睡了，你说谁跟你谈合资、合作呀？”章新胜的理由在市长办公会和市委常委会上摆得当当响。虽然不少老干部和同仁对他的决定很不舒服，可他的话确实反映了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
昆山人最同意章市长的建议了：那些老外，尤其是台海商人，简直都是夜猫子！夜里十一二点才开始“卡拉OK”，不到清晨三四点他就放不下酒杯和麦克风。我们不陪他不行，可要陪了他，第二天早上还是八点上班，到了晚上，老外和台商的生意肯定泡汤！
“这叫与时俱进，跟上发展形势！”章新胜胜利了，在苏州这样的地方能够推行像早上九点上班的小事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老苏州”里的老东西太多，新东西想要出人头地并不容易。
章新胜的馊主意，有人背地不知骂过多少回！但慢慢地大家都接受了，而且现在看来，这个“九点上班”越发显现好处。二十年前，这种小事，也可能倒了一任为官者。
苏州人对章市长的另一个刮目相看之处是：这人跟外国人谈判时，竟然不用翻译，叽叽咕咕全是英语。佩服！
苏州是旅游城市，老外来得多。有个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市长，很让苏州人有面子。
章新胜获得真正的威信是在省委、市委决策要在苏州建设如今已经成为苏州名片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之后的那些出手不凡的动作之后……
章新胜到苏州是在1990年，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一件大事：中东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指挥的伊拉克军队举兵入侵邻国科威特，美国的老布什立即命令美军进行了一场摧毁伊拉克军队的“沙漠风暴”，曾猖狂一时的伊拉克军队不堪一击，溃败在布什手里。
这一仗，对许多小国是个巨大的震撼：强国在邻如虎，随时可能有被吃掉的危险……这些小国中有一个领袖特别地有危机感，他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作为新加坡的国父式人物，李光耀对自己国家的那种危机感使他在那段日子里坐立不安。他从科威特的命运，也从后来伊拉克的命运里，似乎看到了新加坡有朝一日的殊途同归……这是可怕的世界秩序：强者欺弱，大国灭小国，是一条不变的定律。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中国内地的官员成群结队地往新加坡跑，以便取经回来干自己的四个现代化。
新加坡是个区区岛国，面积只有中国的一个县那么大。一时间，新加坡快成了要被踏沉的游船。
“这个样子，还不如我们去中国给他们也建个新加坡模式。这样一则是我们回报邓公对我们新加坡的褒扬，二则可以寻得一个与我们同一种文化的大国的保护！”李光耀找来同僚密谋此事。
“总统建议甚是，我们动身去中国吧！”同僚们异口同声赞同。
于是在1992年的3、4月份，李光耀带着当时的两名副总理王鼎昌和李显龙来到中国，名为访问，实则在寻求合作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