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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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最具权威的总结。《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昆山初步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转变，由依靠外资带动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由分散布局向集中布局推进集约发展、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和谐进步的转变，由城市规模扩张向城乡协调发展的转变，由粗放型增长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转变。昆山是“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昆山之路”雄辩地说明，只要发展方式科学，快速度也可以有好质量，工业化也可以有好生态，城市化同样可以实现城乡统筹。只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抢抓机遇，创造性地开拓发展思路，就能探索出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之路。
老实说，我还没有看到中央权威机构会对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此全面肯定和高度定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央的结论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昆山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昆山现在的名气早已神州大地皆知，因为昆山是全国县（市）中的“百强之首”，这百强县（市）中，苏州现在的五个县级市一直处在前十名，而昆山则是多次雄居“百强之首”。不容易，很不容易，全国千百个县（市）谁都想争取名列百强，而昆山又处百强之首，且多次雄居这样的首位，也许除了昆山还没有哪个县（市）能达到如此水平。
我在苏州，我了解苏州几个县市之间的较劲。可以说从解放初期一直到现在，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明的暗的较劲——当然是你追我赶的向上的为国家争贡献的较劲。铆着劲比学赶超，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域之间的那种叫人看了都会感到激情澎湃的竞争，它使一个地域的发展始终保持在高昂的斗志下奋力拼搏追赶，也许这只有在苏州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看得到。为这，我感到骄傲，为自己是一个苏州人感到骄傲。
昆山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个“低乡”——我的老家把有好地、好收成的地方叫“高乡”，称那些薄田薄地的湖塘之地、十年九涝的地方为“低乡”。在我离开家乡之前，一个高乡的男囡假如找了一个低乡的女人做媳妇，即使这个媳妇百里挑一，这男囡也会在众人面前很没有面子。可见低乡人的地位之卑微。
我的出生地常熟处在高乡，所以我从小也沾了一点优越感：内心不怎么瞧得起“小昆山”（昆山比常熟小得多，无论是面积还是老县城，或者古代读书人的名声地位，昆山皆为小字辈）。而对于众多苏州人来讲，瞧不起昆山的最主要原因是它是“低乡”，由于地处低洼，十年九涝，产粮特差，所以叫它“小八子”——苏州诸县市中它排名第八位（过去苏州地区管辖八个县，后来江阴、无锡县划归无锡市了）——老小。
“小八子”现在了不得，不仅在苏州诸县市中昂首走在最前面，更在全国范围内比任何一个苏州兄弟都走在了前头，而且名声最响，经济总量也一直领先。
一个只有927平方公里面积、65万人口的区区小昆山，它有几项数字就连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领导看了都会瞪大眼睛：
昆山的人均生产总值是171061元（合23418美元），财政收入是202亿元。只有全国0。01％的土地面积，聚集了1。7％的外资和九分之一的台资，创造了2。4％的进出口总额。
昆山是个传奇，是个中国式的传奇。难怪中国领导人对昆山会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关注。
胡锦涛总书记有过多次与昆山市领导的正面的对话和交谈，每一次都带着特殊的厚爱夸奖昆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
江泽民在任总书记时也多次亲赴昆山视察，他与昆山的“交情”就更深了，因为他曾是“上海人”，上海人与昆山的感情是有着天然的地缘因素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建立，到了七八十年代就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恋爱”关系。
邓小平同志去世得早了些，如果晚走几年的话，相信小平会对昆山的发展更加充满关注和厚爱，甚至会超出对深圳的那份感情。因为小平是在苏州提出的“小康”概念，又是在苏州提出“翻两番”的，又是他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他老人家如果在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高兴得把每年的春节休假从上海搬到昆山来的，因为昆山正是按照他所构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去实现全社会人民富裕和地区实力强大的。
昆山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步走”现代化强国梦的宏伟蓝图的实践地。
然而昆山的30年历程并不那么简单，昆山的经验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发展之路。
第01章 与上海“攀亲恋爱”……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昆山在苏州的诸多富兄弟中，它是非常寒酸的，常熟、吴县，甚至连太仓这样的小邻居都不把它放在眼里。
很小的时候我去过昆山，我的父辈都称它是“低乡”，就是以湖泽为主的低洼地。它通常是十年九涝，即使种水稻也不会有大丰收。昆山的县城与我出生地的常熟相比，更是不值一提，男人们讲：昆山的街，一泡尿就可以从头浇到尾。
旧昆山确实很穷很寒酸。
1980年，据苏州人讲，常熟、吴江的工业产值几乎是昆山的一两倍的水平，那个时候昆山还没有几家像样的乡镇企业。当时苏州、无锡城里已经有很多国营厂，同江阴、常熟、吴县、吴江和无锡县（当时江阴和无锡县还属于苏州管辖）的诸多社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联姻”，惟独穷昆山没人看得起。昆山人感到很压抑、很自悲。反正在昆山的眼里，苏州、无锡这样的城里人是不会将自家的“联营厂”搬到昆山的，搬到昆山就等于是泡汤——容易被大水淹了。
那时昆山的县委书记蔡长林很不服气，他主政后就提出了昆山不能总当“小八子”（苏州当时下面有8个县），要当就当苏州的长子。有人私下里嘲讽蔡长林是不是想吹一通牛再往苏州城里“走”。蔡长林书记笑，说你们听说过哪家当“长子”的可以随随便便扔下父母弟妹独自去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蔡长林倒是可以留一句话给大家：我爱昆山，胜过爱我自己。在当时的昆山县委、县政府班子里，蔡长林正在物色一位能像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这样的人物来。
昆山会有这样的人吗？蔡长林的目光默默地盯住了副县长吴克铨。“这人灵光！”蔡长林暗底里赞喜道。你看吴克铨，他满脑子都是昆山如何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去“借”去“要”呀一类的话题。
“苏州、无锡这些城市都被常熟、江阴和吴县他们把关系拉走了，我们再想挤进去费多大的劲也未必成功得了。做啥不把目光往东看？东边是大上海，大上海不比苏州、无锡大几倍？只要跟上海攀上亲，我们小昆山还怕富不起来？”这是吴克铨的观点，县委常委会议上经常听到这位副县长的如此高谈阔论。
“克铨，你的观点我也赞成，但有人说我们小昆山跟上海攀亲，人家能看得上我们吗？你给大家摆摆你的龙门阵吧。”蔡长林在县常委会议上，希望吴克铨能把大家心头的疑虑解了。
“俗话说：结婚娶亲，得门当户对，我们与上海攀亲，看起来，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其实，大上海有大上海的优势，我们小昆山有小昆山的优势。我们小昆山自己的优势也不算少啊，你看我们不是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吗？上海自己的县区有的上一趟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要比我们这儿远得多，我们紧挨着上海郊区，进上海市中心半个来小时，绝对地方便。二是我们与上海市相比，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这是上海人最倾情的一点。三是我们的劳动力多，而且廉价。上面三点都是上海人想要但又自己不太好解决的事，如果跟我们昆山攀亲，就可以弥补上海的‘三缺’，这是优化组合，不能简单地看做我们与上海的攀亲就一定是我们高攀了，他上海人也有短的地方嘛！这叫1＋1，但1＋1并不一定只能等于2，可能是3，也可能是4。我说的这还仅仅是加法。我想只要我们诚心诚意与上海攀亲结姻，发挥双方的优势，我们的攀亲联姻也可能是乘法，而绝不会是减法与除法的。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是有这份信心的！”吴克铨这番话像冷缸里扔进了一块沸铁，一下炸开了锅，常委们个个言论开了，都说吴克铨的话有道理，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上海人太聪明，跟上海人打交道，“乡下人”吃亏的总是多数。
“吃不吃亏，关键是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诚信、真诚和有没有自己的优势，再者，上海人又不是天生优人一等，他们中还不是有许多人都是我们昆山籍人嘛！俗话说，亲不亲，同乡胜过门上钉，你只要铆上劲，哪有挂不上万两千斤的！我同意克铨的意见，我们除了一方面做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就得拿出点感情来投给上海人。小昆山要大发展，离不开上海这位老大哥。即使在攀亲过程中人家财大气粗一点，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得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关键一点是我们要发挥好自己的优势。优势是一切合作的砝码，昆山该到了好好利用自己优势的时候了！”蔡长林在总结时，说了这样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很有些昆山向外“扩张”的总动员令的意思。
如果现在我们听到一位地方的“第一把手”这样，不会感觉到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这样的“动员令”绝对是一曲非常激昂的战斗号令。尤其是在江苏和上海这两个苏南的富市强省之间，据我所知，自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华东局撤销之后，江苏和上海这对亲兄弟之间并不太和睦，原因并不复杂，相互之间有些不协调，说白了就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上海是华东乃至中国的经济、文化与金融中心，可上海有上海的局限——地盘小、劳力缺少，更缺少农副产品，因此曾经一直对靠近自己身边的江苏太仓、常熟等这几个富足的县感兴趣，期待有一天将这些地方划归为自己的地盘。江苏哪会同意把这两块“肥肉”割让？矛盾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事上结下的。这当然不能怪江苏人“小气”，想想看，区界、省界的划分，是中央或者前朝皇帝定下的，谁敢轻易易主？为这，苏州人是很难的：你靠上海太近了，北边的南京城会有看法；你离近邻的大上海太远了、太生硬了，大上海把周边的大门一关、一收紧，苏州人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历来如此，我小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两省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这种情况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上海和江苏早已亲如一家，关系密不可分，苏州和上海的关系更不用说。上海人把苏州这位小兄弟称作是“好兄弟”，苏州人真诚地叫上海人是“老大哥”。苏州称上海是自己发财致富的天堂，上海称苏州是自己的“后花园”和“露天银行”。
但完成这种关系的过程是复杂和微妙的。昆山人在建立苏州和上海这种“兄弟般”亲戚关系的过程中起着直接和率先的作用。
到了这个时候，昆山的吴克铨已经从班子的“配角”到了主角——1984年他是昆山的县长。按班子的分工，县长是主抓经济的，他的能量因此得到充分的展示，加上书记蔡长林又是一个开拓型的党务领导，吴克铨从此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与上海攀亲是吴克铨“强大昆山”的战略的主要思路。
他上任县长后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上海纺织厂联营。选择纺织厂合作联营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说起纺织厂，不同时代的昆山人有不同的感受，这家当年在大跃进时代建起的纺织企业，曾经给没有工业的昆山人添了不少荣光。可是20年过去了，它的容貌和产量不曾有过丝毫的改观，到了改革开放年份的80年代初，这家国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它的惟一生命力就是靠税务部门免税来维持。纺织工业部的一位部长看过后长叹一声道：“走了全国那么多纺织厂，没想到在昆山竟然还有这么一家破烂的厂子，哪一天你们通过技术改造后，一定想法留一块旧厂车间，好作纺织工业的文物让后代人看看。”
昆山人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