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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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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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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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开赴前线步兵第九旅在山海关与日军作战新四军日本援军在上海登陆中国军队与日军肉搏也许，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愿意并且擅长学习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再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厉害的时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语言，其中特别是科技的词汇……
日本列岛：一把浅红的剑（1）
他们说，日本列岛的起源，是一把浅红色的剑。
也许，世界上谁都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是愿意并且擅长学习的民族。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人还没有文字可以记载自己的语言，日本的女性，用一些汉字创造出了一套字母，即所谓的假名，用来记载本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后来，大和民族干脆将大量的汉字引入自己的语言体系，再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厉害的时候，又大量地引入西方的语言，其中特别是科技的词汇。
跟随着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引入，日本人贪婪地引进和借用中国文明的成果，他们不但习读中国人的各种文章，还从中国引入了佛教、儒学和各种哲学的流派。他们把佛教奉为“保护国家至善”的宗教。他们爱用墨砚和毛笔写字的书法，也爱用中国金石的印章，他们研习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朝制度，还向中国人学习农耕以及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各种技艺。他们的政府多次派使者来中国交流，使节们对中国高度文明的习俗赞叹不已。日本天皇和宫廷决定用这种先进的文明来充实本国的事业。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巨大精力推行这项引进和改革。天皇甚至下令仿造中国的京师，建造了新的奈良城。他们在引进时模仿，有时干脆就复制。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人鉴真应邀到日本传授戒法，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和医药学介绍到日本。中日两国的交往，不管是否友好或平等，除了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和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两百多年，一直没有停止。总之，生活在海岛上的日本人，羡慕中华民族拥有一片广袤的美丽的国土，拥有历史悠久的文明，他们不倦地探索着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
日本人不仅仅是愿意并且擅长向中国人学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16世纪中叶把枪炮和基督教送到了日本，也许还没有引起日本人足够的重视。德川幕府强制人民断绝和异邦的交往，直到185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以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这个自以为生活在日出之国的民族，似乎在另一道地平线上看见了日出，立即开始了明治维新。他们觉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并且迫不及待地组建常备军队，大量地向西方购买新式的武器来装备他们的皇军。
日本在发生改变，他们比自己师法的中国人走在了前面。在日本开始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中国的清朝政府刚刚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这两支农民起义队伍，继续巩固封建皇朝的统治。尽管清朝的执政者已经知道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他们仍然把皇室祖宗的成法视为不可更改的圣训。
日本在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进程中，渐渐地变得强大起来。善于吸取外来文明的大和民族，似乎对孕育先进文明的国度，应该持有感恩的情怀，应该从佛教和基督教的熏陶中，养成与人为善的心态。但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吻合这样的推测。在广阔的中国国土上形成的谦虚和博大为怀的文化底蕴，似乎在日本列岛很难找到植根的土壤，倒是西方殖民主义追逐利益的贪欲，引起了日本当权者的共鸣。
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有人说，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容易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矛盾的双重性格的关键，在于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观感，他们追求的荣誉，成为一种耻感文化的核心。他们必须在由一套复杂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体系中，通过许多微妙的运作，来求得生存的平衡。
中国的文明被搬到日本以后，未能打破日本森严的等级制。日本的天皇，只有“云上人”的家族才能继承皇位，不能改朝换代。而日本的武士，也享有代代相传的特权。他们的地位仅次于皇室和宫廷贵族，凌驾在农民、工匠和商人之上，而那些靠清扫街道、为死囚掘墓和将死兽剥皮的“贱民”，在他们眼里简直就不算人了。
日本有一个传说，不管你是否相信。他们说，日本这个地方，诞生于一把浅红色的剑。古代的诸神，把剑刃伸进海里，当他们把剑抽出来时，四点奇特的水滴回落于海，就形成了日本的岛屿。
这个神话里面那把浅红色的剑，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日本的武士和他们所遵循的一套法则，即所谓的“武士道”。也许，武士们很容易在这类神话里找到他们尊严的象征。一位爱尔兰的军人说过，日本的武士在外国人看来是神秘而怪异的。他们追求着某种奇怪的荣誉，也就是不投降主义。他们以战败为耻辱，打了败仗，如果还活着，就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的花道举世闻名，武士们从花生花灭的宿命中找到了战斗生涯的合理性。他们观察樱花萌生、盛开和凋谢的全过程，认为习武和死亡是武士不可避免的宿命，杀人取胜便是武士生命之花的怒放，也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禅学，受到武士们的青睐，他们对生命的感受简约到极致：吸一口气，喝一杯茶，杀一个人。武士道的三原则“侍、勇、仁”，首先规定了盲目的服从，继而强调武力的使用，最后把所作所为归结为仁爱。而纵观日本武士们在历史上的实践，当他们武力强盛的时候，会把皇权虚置。可以说，武士道其实是以武力为核心的。
日本列岛：一把浅红的剑（2）
中国禅宗的鼻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禅宗传到日本以后，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日本的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别出心裁地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方法来训练武士单兵作战。在镰仓时代，日本禅宗开山祖师明庵荣西写了一部巨著，取名《兴禅护国论》。日本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取世俗的目标。
明治维新是依靠下层武士的力量发动的，维新后虽然废除了武士制度，但武士精神仍然在日本军人中长久地存活。那些失去了主子和身份的武士，即所谓的“浪人”，也加入了新式的军队。他们把压迫者的精神带进了新军，在新的政权里靠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发言权。他们的蛮横，是从德川家康的法令中顺延下来的，这个法令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以立刻斩杀。”日本的军队保留了一个惯例，就是军队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有权直接谒见天皇，从而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文官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他们还可以阻止自己不信任的内阁成立，办法很简单：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进入内阁。
这个东洋帝国的军人，把武士道精神延续下来。更重要的是，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驱使这个民族在寻求一种方式来获取外国人的尊重。武士们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他们可以依靠武力来猎取崇拜。他们想越过海洋，到别人的国度里去炫耀武力。明治维新以前，封建军阀们就吵嚷着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明治天皇刚刚即位，就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也就是要用武力征服这两个国家，既而征服全世界。这位天皇代表着军人的意志，他用御笔信诏告天下：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很快，日本就在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了。这个小国寡民的东洋岛国大办军火工业，积极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军费在增加，军队在膨胀。到了19世纪末叶，日本的陆军战时可动员二十三万人，海军拥有二十三艘军舰，一些商船也加以武装。军国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只等待着找到一个借口，就可以向朝鲜和中国开战。
中国是大和民族向往已久的国度，中国又是日本的近邻。中国丰富的物产和辽阔的土地，强烈地诱惑着对外依赖性极强的日本经济。日本帝国对中国大陆，首先是对距离日本最近的东北三省，产生了觊觎之心。一个小国因为长久羡慕一个大国，居然张开了巨大的胃口，它的当权者们，尤其是军队的首领，心里打起了算盘，企图占领和吞并为它输送过无数营养的国土。诚如毛泽东所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联合舰队消灭了中国海军
日本联合舰队消灭了最年轻的一支中国海军。
日本人发动每一场战争，总要寻找借口。至少在表面上，日本人的确是讲究礼仪的。他们在语言中使用的敬语，在彼此见面时的客套和超过九十度的鞠躬，在别的许多民族看来，未免是繁文缛节，不知其中有更深更复杂的含义。日本人把礼仪显露于表面，掩饰着内心的活动。因此，在彼此忌恨的敌手会面时，繁文缛节的礼仪照样难免。
也许，日本人的这种习性，注定了他们的军队有了借口，才能心安理得、自觉体面地去攻击别人，哪怕借口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哪怕借口纯粹是栽赃和诬陷！因此，当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总是用一些非常可笑的口实来填充战争狂人的妄想，这些无聊无耻的口实，竟然就成了他们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1894年的春天，东学党农民起义在朝鲜爆发，起义军提出要“逐灭洋奴”、“尽灭权贵”。于是，日本人找到了借口，声称要保护本国使馆和侨民，趁机派兵进入朝鲜。中国的清朝政府，应朝鲜国王李熙的邀请，派出一千五百人的军队进驻平壤。一万日军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实际上包围了清朝的军队。
眼看日军就要开战，清朝的光绪皇帝，严令掌管军队的李鸿章，从海上派兵增援朝鲜。这位大臣没有料到，日本特务石川五一，买通了他那个在天津军械局当总办的外甥张士珩，窃取了清军的运兵计划。日军大本营很快接获了这份情报，当即发布命令，日本联合舰队的十五艘军舰，迅速地驶向朝鲜海岸。
7月25日，中国北洋舰队的运兵船和护卫舰，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海面，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突袭，中国士兵七百多人殉难。日本海军不宣而战，中国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北洋舰队是中国最年轻的一支海军，到中日开战时，组编不过九年。在把西方科技看成“奇技淫巧”的清朝，要组建这么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而这支海军一旦建立，就是敌人不可忽视的力量。它的舰船，既可以运兵增援平壤的中国军队，又可以阻挡日军的海上进攻，无怪乎日军将它视为眼中钉，极想将它埋葬于海底。
十几天后，日本联合舰队接连袭扰威海卫，北洋舰队试图与之接战。黄海海战之初，中日双方的海军，都没有掌握黄海的制海权，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一开始，日本联合舰队总是躲着北洋舰队，不敢正面交锋。北洋舰队却在主将丁汝昌指挥之下，主动进攻，屡次在海上追逐日舰。可惜的是，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将丁汝昌革职。
“戴罪”留在海军的丁汝昌，仍然要找机会与日军一决雌雄。但是，他不幸身负重伤，北洋舰队由“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行指挥。8月18日下午，中日海军大战黄海，中国海军大都英勇作战。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被日舰打成重伤，弹药已经用光，二百五十多名官兵视死如归，开足马力朝日舰“吉野”号撞去，不幸被鱼雷击沉。林永升指挥“经远”号拼死攻击日舰，直至军舰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情势下坚持战斗，最终将日舰赶跑。遭到重创的北洋舰队，仍然打出了年轻海军的军威。
李鸿章看到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