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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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死？”
谢以铨永远也听不见亲人的呼唤了！在急诊室当护士长的妻子曾经抢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却无法救活自己的丈夫了，连亲自给他打一针都没来得及！
就在前天深夜，他风尘仆仆地从桂林回到了家，一进门就看到小女儿正躺在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
“怎么了？”他那疲惫的脸上布满惊惶。
妻子告诉他：“你走的时候，孩子不是正咳嗽嘛，是大叶型肺炎！”
他奔到床前，伸出慈父的手，抚摸着女儿的额头。他知道在他离家期间妻子独自承担了多大的烦恼和忧愁。孩子生病是应该住院的，可是妻子为了节省那一笔住院的额外开支，把药买回家给孩子输液、打针……丈夫太理解妻子了，谢以铨的眼中闪烁着睛泪花。
女儿露出笑容，欢迎爸爸归来，她知道爸爸出这趟远门一定很累了，回了家，得让他高兴！
谢以铨的情绪才安定了下来，他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对妻子谈起这次桂林之行。
“你在外边儿犯病了吗？”妻子却急着问他。他在临走的前几天，肾结石急性发作，疼得在床上打滚儿，过后却又忙着工作。妻子逼着他看病、吃药，并且替他预约好了七号去检查，他却说：“不行，六号我就得出差！”妻子拧不过他，只好给他带上药，让他在发作时应应急。这些天来她一直悬着心呢！
“没犯”，他说，“我挺好的，你们看，还胖了点儿呢！”
妻子笑了。
小屋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谢以铨急不可待地打开行囊，一件一件地拿出他远行带来的礼物。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嫦娥奔月、玉佛，“这是你妈的，不要动！”他对女儿说；四双袜子，“这是给你们俩的！”他递给两个女儿；桔子和糖果，“这是给同事的！”……行囊掏空了，都是送给别人的，他的心里想着所有的亲人，属于他自己的还有什么呢？
“桂林这地方可太美了！”他对妻子说，“下次一定带你去，他们还邀请你呢！”
“好，我一定去！”妻子甜甜地答应他，“我呀，等到了年龄就退休，一天也不拖，以后你上哪儿我都陪着，这辈子我还哪儿都没去过呢，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也太少了！”
“是啊，”他说。他当然记得，自己几十年东跑西颠，难得和家人团聚，也从来没陪妻子出去好好玩儿过，甚至当初连结婚都因为他下乡工作而一拖再拖，是“插空”举行的婚礼。现在，老夫老妻了，他该补偿补偿天伦之乐的缺欠了，“我们该多跑几个地方，大江南北都走走，还要到我们扬州去看看，在瘦西湖边我给你照像，一定照得漂漂亮亮的，发挥我的最高摄影水平！”
小屋里充满了欢乐。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星期日。妻子说；“你好好儿休息吧，明儿还得上班！”他说：“没事儿，帮你忙忙家务吧。你看，贮存的白菜，帮子都烂了，整理整理，给孩子们弄一顿素馅儿饺子吧！”
他把脏衣服都投进洗衣机，自己洗，不让妻子动手。洗完了衣服，又去买面，二十来斤，吭吭哧哧地提到家，然后让妻子为心爱的女儿包饺子。
一顿平平常常的素馅儿饺了，给这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之家带来了满足，把夫妻，父女的情感牢牢地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也就没有更大奢望了。
天黑了，碗筷收拾已毕，老谢拿起自己的一摞讲义，到隔壁邻居家去备课——邻居是一位孤身老人，自然不像谢家那么挤、那么乱，可以暂借一席之地来备课，明天早晨八点钟，他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呢，就是为这个才掐着日子赶回来了。备课是一件绞脑汁的事儿，需要安静，家里地方太小，女儿还在输液。为了给病中的女儿解闷，他打开了家里那台过时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悄悄地躲出去了。幸亏邻居家可以暂借一时，不然他不知该上哪儿去安安静静地清理明天讲课的思路。
夜深了，“寄人篱下”的谢以铨全神贯注地潜入了植物昆虫世界，一支香烟在手指间静静地燃烧。
此刻，他的妻子守护在女儿的病床前，等着丈夫在笔耕之后回来休息。她愣愣地望着昏暗拥挤的斗室，思绪茫茫。二十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就住在这儿，一直住到今天，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一个十九，一个十六，房子却还是这么小，这么破旧，一点儿也没“长”。这儿地处偏僻，残破不堪，年久失修，狭窄、昏暗、潮湿，老同学来了，都说这儿是“贫民窟”。他们用衣柜、书柜把一间隔成两半，一半睡觉，一半吃饭、做作业、备课、会客。另一个小间住两个女儿。没有厨房，锅碗瓢勺都在屋里。当然没有暖气，冬天得生炉子，买劈柴，买媒，安烟筒，老谢手巧，说“瞧我安的烟筒，都不带流油儿的！”当然没有卫生间，公厕远在几百米外，老谢肠胃老是闹病，常常在夜间跑厕所，嫌不方便，自己在院子里搞了个厕所，最原始的式样，定期由他自己掏粪便，这就更像“老农”了。他们没有指望要到更好一点儿的房子，二十年就是这样，每天老谢往西北奔农大，她每天往东奔同仁医院，路途都远得惊人，好在也已经习惯了。夫妻俩有十多年的时间每人只挣几十块钱的工资，一个要奉养双亲，一个要负担寡居的姑妈，都是义不容辞的；还有两个女儿，现在一个上了自费大学，一个上高中。处处都用钱，能省出一分是一分。老谢把一切都尽着妻女，自己舍不得吃一点儿好的。妻子说：“你是咱们家的大顶梁柱，顾点儿身体吧，我的同事已经有好几个寡妇了！”老谢却说：“我没事，你放心！我要干的事还多呢。”
……她东想西想，不着边际。老谢到深夜才备完课回来，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看那样子倒是挺满足，一定是把明天的课准备到了百分之百了。其实，他早有准备，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烂熟胸中、倒背如流，不备课也照样讲；其实，这课也不必非得明天上不可，几千里地赶回来，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赶着备课、上课，不把你赶死才怪呢！这都是妻子心里的话，她没忍心对老谢说出来。“死”啊“死”的，虽然并不当真，总也不吉利。她当然不相信丈夫会死，五十三，正当年，还有半辈子呢，她等着自己退休之后跟着老谢走遍一切“好玩儿”的地方，也享受享受当“夫人”滋味儿，她相信老谢能给她拍出好多好多漂亮的照片。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六点十五分，谢以铨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晚了，晚了！”他实在太疲劳了，连定好的闹钟响都没听见！
“不算晚，来得及！”妻子也没听见闹钟响，误了丈夫的事儿。她一边起床，一边安慰他。她知道，老谢把讲课看得比什么都神圣，从来没有迟到过半分钟。
“晚了！”谢以铨匆匆地穿衣服，洗漱，紧迫感使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暴躁，几乎是在对妻子吼叫：“快给我一杯水！”
妻子手忙脚乱。“你总得吃点儿东西啊，我给你煮碗烂面条儿吧？”老谢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的、硬的、烂面条是他的常餐。
“不行，来不及了！”
“那……吃几块饼干吧？”
“不吃了，给我倒杯水！”
一杯水怎么能当早饭？妻子没听他的，固执地把女儿的麦乳精冲了一碗，逼着他喝下去。他“咕咚咕咚”喝完，一抹嘴就走，慌慌张张地嚷着：“快，给我一副手套！”
丈夫从来没有以这样命令式的语气吩咐妻子，今天太反常了，都是因为妻子没早点儿叫醒他，他怕误了课！妻子温顺地忍受了他的呵斥，心想：二十年都没好好儿地伺候过他一次，今儿就伺候伺候他吧，这也是应该的！
初冬的北京，天已经凉，妻子坚持给他换上一件厚毛衣，又找出了买了多年都没舍得穿几回的风衣给他披上。他已经等得极不耐烦了，一边扣着钮扣，一边推起自行车往外走，奔向他的讲台。从他家所住的翠微路到颐和园北边的农大，这可是不近的路程呵，他必须以自行车越野赛的速度冲刺！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遗憾的是，今天的课他还是误了，他没有死在神圣的讲台上，却不幸倒毙途中！他的路没有走完，为什么在中途就躺下了呢？
谢以铨无声无息地躺在停尸床上，他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医生诊断说，他是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可是，老谢从来也没有过心脏病啊！
民警神情严峻地向大夫建议：“为了弄清死因，是不是做一做尸体解剖？”
“不用了，人都死了，就别再拉他一刀了！”妻子痛哭着，嘶喊着。她相信，像老谢这样的好人，没有人会暗害他；他身上没带钱，没穿好衣裳，骑一辆破车，没有人会拦路抢劫这么一位“老农”！“他是累死的，活活儿地累死的！”
“累死”？在刑事侦破中没有这样的词儿，“累死”没有凶手，没有被告，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肇事的原因在死者自己，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了，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轻微了，太“玩儿命”了！铁面金刚似的民警，眼里涌出了泪水：“谢老师是在骑车去讲课的路上故去的，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建议你们学校领导按‘以身殉职’为他料理后事！”
这番话激动了大家的心，是的，“以身殉职”，这样的词儿过去只用在白求恩、张思德身上，他们是英雄，是军人；而谢以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不会行医，不会打仗，只懂得庄稼和害虫，但他也是把生命献给了事业，他的死不比泰山还重吗？可惜，却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
随便你们怎么评价吧，反正谢以铨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毁、誉都是身外之物了。他一生没有为自己“争”过什么，他只是怀着一个深深的遗憾：今天让学生白等了，他再也不能给他们上课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但是，好像是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听取最后遗嘱的人。这个人，是他同在一个院里办公的朋友、畜牧研究所的朱成宽。这天早晨，朱成宽骑车赶往农大大院，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成宽！”他回头一看，是谢以铨。老谢对他说：“成宽，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慢慢儿骑。请你到了所里给植保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八点钟的课我恐怕赶不上了，替我请个假，推迟一会儿……”
朱成宽在仓促的上班途中，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接着赶路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不远，老谢已经倒下了，刚才的几句话就是他留给他的领导、他的学生的临终遗言。死神掐住他的咽喉的时候，他还想着他的工作，还在遵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向领导请假，向他的学生请假！也许，他那时正在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许每蹬一下自行车踏板就向死亡靠近了一步，但他什么也没说。朱成宽后悔啊，如果当时脑子多转个弯儿，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分手后再回头看他一眼也许他不至于死……
老谢就这样走了，清贫、洁白、朴素，没有留下任何污垢。人生在世，五十三年，他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他要做的事情远没有做完，他能使的力气都全部使出来了，直到那奔向校园的自行车踏板的最后一次踏动！
……
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有的人于国无益却活得太久了，有的人于民有用却死得太早了，不但什么都未及准备，而且这个世界还欠了他太多的债，直到他死后，活着的人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需要补偿，需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争”点儿什么，却又太晚了！
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周明牂光临他最心爱的学生的寒舍，望着谢以铨栖身二十多年的、寒伧而又拥挤的斗室和他留下的孤女寡妻，老教授潸然泪下，感叹唏嘘。以铨，他工作得那么出色，却生活得这样艰难！周教授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安慰死者的妻子，只能问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谢以铨的遗孀涕泪横流。她的顶梁柱倒了，丈夫把家里的重担都交给她了，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有多难走！这房子该修，两个女儿要吃饭，要上学……，这都是横在她面前的难关。但是，更使她动心的是丈夫，为了让丈夫走得更安然，她提出：“老谢的副研究员职称问题……”
这一条，像一块巨石砸在周教授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老教授，他当然明白职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成就高低、贡献大小的标志，是国家权衡人才的尺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寡、职务的升降，但是，他们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自己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