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贑HINA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个文人，一个科学家，他头脑中所容纳的时空远远超过了自己有限的生命！
高建民的妻子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放纵”丈夫，她强迫他躺下休息，不准他乱跑。高建民理解妻子的忧虑，但更希望妻子理解他的焦急。他抚着妻子的肩膀，用尽量温柔的语调说：“时间！现在时间比以往更可贵了。你不要拦我，就当我是出去玩了吧！我没有任何嗜好，不会‘玩儿’，就只能‘玩儿’无缝钢管，也许这对我的身体是最好的治疗！”他甚至希望妻子出差，那样就没人管他了，特别“出活儿”！
唯有真情才动人。妻子知道，这是他们从相爱到共同生活的十年来，丈夫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她本人也是钢铁学院的毕业生，和丈夫同样明白，钢铁对于国家是何等重要，对于一个献身于钢铁事业的人是何等崇高！
妻子再一次妥协了，她不再阻拦丈夫，陪着他一起跑，替他跑。他们共同争取到的“生存质量”，一定要充分利用，发挥到极限。这样，一旦不测风云来临，她才不会遗憾……
高建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国家专利局对他的三项发明创造的实质审查，得到了科学的确认和法律的保障。下一步，就该全力以赴对付国际上的实质审查了，那将比国内的更艰巨、更繁杂，因为由一个中国人发起的对国际公认的权威的挑战，必将会遇到许多强大的对手，而只有一一击败他们，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国际“激战”就要开始了……
不幸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高建民的旧病又复发了，“CT”检查结果证明：胶质瘤又在珲逞凶了，他写字时右手不太听从使唤，随后，连说话也感到吃力了。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期限”到了？从出院到现在，他赢得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发挥了最高的生存质量；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更严峻的战斗还在后头，现在不能“釜底抽薪”啊！生命，时间，这是人间多么宝贵的东西！现在，谁能够给他？谁能够？！
高建民必须再次住院，再次手术，前途凶吉难卜！他含泪拉着一位老同学的手说：“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推动这个项目！”这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郑重嘱托。但在这关键的时候假手于人，他能放心吗？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有再重复一次：剃头，开颅，手术。但是，高健民的病情与上次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手术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一次的结果将意味什么？谁也不知道，也许病魔将残忍地宣布他生命的终止，也许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行动能力的“植物人”，那样，准备了二十年的一场激战将会在战鼓擂响之前就宣告结束，功亏一篑，一切都完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高建民重新住进了医院，准备接受第二次手术……
他的故事没有结束。我凭着自己的真诚愿望做着种种美好的设想，祝愿他康复；但在没有获得准确的结果之前，我却没有虚构的权利。我只有等待。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在沉闷的文字之中增添一抹令人振奋的亮色。
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我们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那时候，除了反反复复的“样板戏”和《地道战》之类，几乎没有电影。因此，我曾看了好几遍《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一个情节使我总是不能忘怀。列宁被刺后，高尔基去看他，他说：“我们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我身上现在还留着知识分子的子弹！”高尔基满面羞惭地低下了头，我的心却“咯噔”一跳。我不知道这句台词是艺术的虚构呢，还是查实有据，但那时候放这样的电影非常合乎时宜，恰好可以让“四人帮”一伙断章取义，借革命导师的话打击知识分子。当时，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卖身求荣者外，头上都冠以一个表示气味儿的贬词。
十年又十年，一出苏联新戏在北京演出：《红茵蓝马》。由苏联的导演来执导，剧中的列宁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袖形象，我强烈的感受是：这一次又是恰恰合乎我们的时宜了。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如今从上到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甚高，并且还有一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策。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有一种说法：“老大靠了边，老九上了天。”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月曾经被排行“老九”，并加上一个令人作呕的“臭”字。其实这也不是“四人帮”的独创，早在元朝时就有“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也是排行“老九”，仅比乞丐强一些，倒数第二。而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则是：“士农工商”又居于各业之首。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沉浮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主席曾经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语来比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应该说，这一论述是精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或入朝事君，运筹帷幄；或遁迹山林，愤世嫉俗，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为统治阶级所“用”。孔子的四处游说，李斯的叱咤风云，魏征的冒死谏君，杜甫的悲天悯人……其源盖出于一辙：“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依附于统治阶级，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便不能发挥“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无着无落，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历史的延续，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和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双重作用，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按照近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其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宽阔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辩的决策参与权，是“社会的良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士”的后代，身上打着祖先的烙印，流着祖先的血，在他们为祖国而献身的时候，仍然像诸葛孔明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书，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观，他们是一条既硬且韧的“脊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都未曾使它折断、倒伏！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历代的统治者们在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统治阶级，自应对此作出远胜于前人的、最透彻、最公允、最明智的回答。
谁也不能否认，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在政治舞台上所创造的最辉煌的业绩。身为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比谁都明白知识分子的重要，即使在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也清醒地向全党、全军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呼吁，他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并且严厉告诫：“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这一决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建国之后，一九五六年，在毛泽东提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上天以及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正是这一政策的威力的生动体现。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政策未能一贯地坚持下去，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偏离方向，越来越“左”，知识分子被视为政治上异己的阶层，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无一例外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许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斯文扫地，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严重地打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文革”后幸存的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的报国之心却并未泯灭，他们头顶着“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阴霾，翘首以望春天的到来。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胆拨乱反正，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并且迈开了新的步伐，使知识分子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漫长的寒冬宣告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和政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报效祖国的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特别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职业的自豪感，他们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冲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奔向四人现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畅多了，但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有重重阻力。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偏见还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并未从思想深处消除“左”的流毒，未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与平均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在经济上还没有“翻身”。经济体制改革中，农、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走在了前面，与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在改革中出现的这一新课题，迫使人们要思考，要研究，要解决……
从政策的制定到逐级落实，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气力和资金，还要冲破许多有形无形的阻力：有“左”倾思潮的残余，有世俗的偏见，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迟迟不能落实。何况，有些中央精神还没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领会”和“解释”，而不去化为实际行动。涉及面极广的职称、工资、住房等等问题，历来是“老、大、难”，难倒了许多人！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现在提拔了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人们却发现比“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更麻烦。令他昔日的同类咋舌！画家方成有一幅题为《武大郎开店》的漫画，妙不可言，说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荣任了领导，声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么，曾在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你家兄弟如何处置？此画虽“漫”，其理不谬，君不见，一些人才被埋没，一些学术著作被冷遇，一些发明创造被压制，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杀，正是由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当了权的知识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里的事儿，一旦“李白”整起“杜甫”来，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击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知道！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已经在坎坷中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很快就要度过他们身体和事业的最佳时期而进入老年，有一些已经在中途倒下，等不得了。一九八二年，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罗健夫之死曾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近年来，又有一批像张广厚、钟家庆这样的杰出人才相继谢出。
据《健康报》记者调查，仅一九八七年截止六月上旬，中科院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