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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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局面稳定，1938年6月，荣德生赴香港治病，尔后返上海，居幕后，静观时局。

此后三年，荣氏企业波折不断。上海、无锡申新8家工厂，以“合作办厂”名义被日商掌控，实际上已纳入日军的战时经济体系。而幸存公共租界的申二、申九在荣家管理下生产兴旺，获利不减，引得日商垂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寻衅滋事，绑架申九经理，企图吞并该厂，被荣德生识破。

意识到复兴三新财团尚需时日，荣德生在1941年建立天元实业公司，自开一局。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分5000股，荣德生持1000股，其余股份归儿子和女婿所有，→文¤人··书·¤·屋←独立于三新公司天元实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分5000股，每股1万元，荣德生持1000股，荣伟仁、荣尔仁各1000股，荣鸿仁、荣毅仁、荣研仁各500股，女婿李国伟、唐熊源、顾鼎吉、宋美扬、李冀曜各100股。，经营进出口业务，但只在无锡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上海开办开源机器厂，并无多大建树。

另一方面，长房一门的荣鸿元、荣鸿三兄弟为安稳起见，做起房地产。此二人继承了父亲荣宗敬的资本运作手段，先以固定资产抵押，趁战乱地价贬值之机，大肆跑马圈地，先后开办三新银行、建造纱厂厂基和私人花园。每当购入新地块，便以此为抵押贷款购地，如此滚动发展，坐收地皮升值之利，获益之丰厚，远超面粉、棉纱事业所得，生活亦极为奢靡。

荣德生一门，长子荣伟仁最先崭露头角，却因过于劳累，英年早逝，次子荣尔仁顺理成章地脱颖而出。

1943年，战局日益明朗，荣尔仁＇文＇被派往＇人＇重庆，联系＇书＇国民＇屋＇政府，恢复三新总公司。完成这项任务后，荣尔仁随之得到三新总公司总经理之位，在名义上成为家族掌舵者。由于采取行之有效的战时策略，幸存的荣氏企业成为“印钞机”，在物资急缺的背景下为荣氏带来丰厚的利润，还清贷款之余，还有盈余发展新业。

荣尔仁踌躇满志地提出“大申新计划”，不仅振兴面粉、棉纱事业，更要将触角伸至水泥领域。不料此举招致大股东荣鸿元、姐夫李国伟等人反对。荣鸿元与宋子文相近，不甘心让荣尔仁做大，利用宋氏做靠山，极力反对荣尔仁，试图将三新总公司重收于名下。而李国伟主掌内迁企业申四，因经营有方，收复众多亏损企业，实际上已发展为独立系统，也不愿听从荣尔仁摆布。李国伟是荣德生长婿，在汉口筹办申四、福五，后一直担任两厂经理。抗战爆发后，李国伟将两厂内迁至重庆，又在宝鸡、成都、天水等地设分厂，开办铁厂、造纸厂、毛纺厂、陶瓷厂。抗战结束时，申四、福五已发展成独立的企业群，成为荣氏企业三大系统之一。与此同时，李国伟强行注资，增大申四、福五的持股比例，冲淡荣氏股份，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这也为其反对荣尔仁的“大申新计划”提供了底气。最终，由于意见难合，操作难度过大，雷声大雨点小的“大申新计划”流于破产。

表面看来，三新总公司恢复了战前声势，但不难发现，荣氏家族早已在灵魂人物荣宗敬去世后分崩离析。第二代青年才俊正当年华，互不服气，只是碍于荣德生颜面，才不致公然决裂。“大申新计划”破灭后，荣鸿元排挤荣尔仁，设法入主三新总公司，控制申新一、六、七、九厂。荣德生管辖申新二、三、五厂以及茂新一、二、三、四厂等企业。李国伟控制申四、福五系统。荣氏企业实际上分裂为三大体系。但是，荣家抵抗灾难的能力却因此大打折扣，甚至给了外人破门而入的便利。

备受倾轧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乘专车到总公司上班，行至弄堂口时被埋伏在此的匪徒劫持。

劫匪将荣德生藏至曹家渡一处破旧的石库门内，随后向荣家开价100万美元，称“不达此数，不得生还”。荣家拿不出如此巨款，几经协调，减半交易。谁知半路蹊跷遭遇上海警方追查，截获50万美元，后经荣家陈情放还。交赎金后，荣德生安然回家。三日之后，警方即宣布破获此案。此案震惊沪上，在整个过程中上海警署形迹可疑，坊间传言乃是官匪同谋，悬疑未决。

破案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将50万美元中的13万发还荣家，其余被扣。次日，警备司令部即派人到申新公司索取“破案酬金”，荣家不得不奉上十几万美元，共费60万美元，荣德生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滩，绑架案一度盛行。荣德生被劫前后，先后曾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绑架案，巨商大贾，人人自危。倘若仔细推敲，几乎每笔绑架案的背后，都隐约有官方势力作祟。可见，当时社会之混乱，商人犹如案上鱼肉，任人宰割。

荣德生安然回家后，各种威胁、勒索电话、信件纷至沓来，持续两年之久。最终，因不堪忍受高压，六子荣纪仁在1949年开枪自杀。荣德生晚年丧子，更添悲愤，直至被“荣鸿元事件”冲淡。

1948年9月4日，国民政府以荣鸿元私套外汇、囤积居奇为由将其逮捕，轰动上海滩。

几个月前，荣鸿元与上海盛亨洋行签订合同，购买印度棉花1500包，首付定金18万港币，等日后产品销售后付清余款。因事出紧急，荣鸿元发信命驻港代表购买港币，不料此信被警备部查获，稽查处处长张亚民以私套外汇为名，向荣鸿元敲诈勒索，得逞后将此案搁置。

是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开展“打虎行动”，企图整肃经济环境，挽救国民党风雨飘摇的统治。因与一桩贪污案有关，张亚民被枪决，并牵扯出荣鸿元一案，蒋经国趁机向荣家开刀。

因法币急遽贬值，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民间用金、银、外币兑换。荣鸿元购买港币刚好撞到枪口上，“打虎队”以此为例，杀鸡儆猴，营造紧张气氛。一时间，上海滩人人自危，纷纷将所持金、银、外币兑换为金圆券。荣鸿三甚至将多年收集的各国钞票和金银币交出，兑换纸币。

众所周知，金、银币价值最稳，外币次之，每逢时局变故，纸币贬值，金、银币及外币却可保值、升值。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百姓居然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无非保命，而当权者借整顿经济之机，用虚妄的纸币换得真金白银，实现变相敛财的目的。

为救荣鸿元，荣家人四处奔波，不惜层层贿赂，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最终于1948年11月将其保释出狱。经此一案，荣鸿元心灰意冷，将资金、财产转移到香港，当年底即远赴香港。后来，荣鸿元辗转至巴西重操旧业，经营面粉、棉纱生意，在当地商界颇有名望，却从未归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荣鸿元“私套外汇事件”昭示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事后，荣德生记录下当时的社会情景：“侄之不慎，法之不法，可悲亦复可恨？天下之乱，从此始矣！”祸不单行，是年年底，荣德生三子荣伊仁因飞机失事身亡，又是一次打击。两年间，亲历绑票案和侄子入狱，在权力倾轧下，多年来的所有努力如此不堪一击，这位73岁的老人心中有着怎样的郁结？

世殊时异，1948年，荣宗敬去世十年，荣氏复兴失败，未来成谜，不知漂向何方。

第四章　抉择

引言

1949年，荣氏家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均走到关键的路口。

形势日益明朗，国民政府仓皇逃往台湾，大批商人随波逐流，席卷钱财四处奔命，荣氏一族数百人迁往海外。荣毅仁幸免法院提审，但摆在前面的问题并不轻松，何去何从，迷惘渐生。

与其说重振家族事业的雄心令荣毅仁心生留意，不如说新政府的和善态度打动他。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他年迈的父亲荣德生更是放话“决不离沪”。父子二人的这个选择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荣氏企业的命运。此后，荣毅仁的一系列选择看似身不由己，其实都包含着明显的个人倾向。

如果说荣氏最初还有“委曲求全”之意，那么1959年主动北上到纺织工业部就职，就显示出时间对个人心态造成的微妙改变。选择政途的荣毅仁发现一条实践产业梦想的阳关大道，在半个世纪之后将国产棉纱重新打入西方市场。于是，我们知道，他本质上始终还是一名商人。

军粉霉烂案

更让荣德生揪心的是，四子荣毅仁被卷入“军粉霉烂案”，被国民党政府告上法庭，名誉折损，前途未卜。

出生于1916年的荣毅仁是荣氏后起之秀。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21岁时从上海贵族学校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茂新面粉公司、上海合丰企业公司、大新贸易公司、三新银行历练。从小耳濡目染，荣毅仁继承了父辈的经商天赋，又因聪颖、练达，迅速从同辈中脱颖而出。

荣毅仁亲眼见证了家族事业的衰落，立志复兴荣氏基业，而时代洪流下的特殊机缘也将他推向前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收复大片失地，但连年战乱，粮食空前紧张，危机重重，当务之急是恢复供应。然而，以政府名义大规模收购，一者政府人员多属外行、不懂市场，二者动静太大，可能产生不良社会效应，刺激粮价上涨。于是，国民政府粮食部建议让面粉商出面代购。

国民党高层通过了这个方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亲自召见荣毅仁，询问意见。

时年30岁的荣毅仁彼时担任茂新二厂经理，这家工厂被日商以“合作办厂”的名义接管多年，在战乱中遭受重创，荣毅仁接手后采取贷款修机、代磨存麦、抛出栈单等措施，使之迅速恢复活力。

荣毅仁正欲趁机扩大战果，于是接受宋子文的建议，代表茂新与粮食部签订协议，以茂新名义收购小麦。因利乘便，茂新面粉公司迅速控制淮南地区麦源，并低价购入日本人遗留的大批原麦。

当其他面粉厂还在为原料发愁时，茂新二厂加速生产。在品牌效应催化下，“兵船”面粉迅速占据市场份额，带来滚滚财源。同时，荣毅仁还利用政府贷款，恢复重建被日军毁损的茂新一厂、三厂，“茂新系”走向复苏。在荣毅仁领导下，荣家长期不景气的面粉业呈现久违的繁荣。

荣毅仁希望将王禹卿掌控的“福新系”重新纳入荣氏轨道。重建茂新的同时，他以竞争者姿态对福新构成强大威胁，竞争中，无论麦源、资金，还是市场、销量，福新都落于下风。年老体衰的王禹卿自知无趣，主动让步，请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出任福新副总经理，交出福新控制权。

恢复家族面粉事业之时，荣毅仁名誉鹊起，成为荣家第二代中的领军人物。但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不难发现，荣毅仁重振荣氏声誉，关键是有国民政府背后撑腰。年轻的荣毅仁不自觉地被卷入政商博弈，而以往的经验表明，政商交易，政治的索取性远远大于付出性，企业最终会被权力驱役。

在小麦收购过程中，荣毅仁始终极力避免利益交换，从不接受贿赂，但既要达成交易，就不可能逃脱权力掣肘。国共战争打响不久，粮食部部长谷正伦的命令便送到荣毅仁手中：将所收小麦制成面粉，每100斤小麦，除去杂质，出二号粉37斤，专供民用，出统粉37斤半，专供军粮。当后来小麦只剩2万担时，为确保军粮，国民党高层下令，将小麦全部制成统粉，每100斤小麦出粉80斤。

面粉制成后，为避人耳目，粮食部按1∶1比例，用洋粉与“兵船”粉交换，输送前线。

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党内互相推诿指责，寻找替罪羔羊。宋子文遭弹劾下台，但他毕竟根基深厚，又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无人敢动，于是便将罪名扣到荣毅仁头上，指责他卖给政府的面粉腐烂发霉，致使前线士兵食用后拉肚子，进而导致东北战局的失败。

当年晚些时候，荣鸿元刚刚出狱，荣毅仁便被提起公诉，并且，“误党误国”的“罪名”显然要比堂兄严重很多。

彼时，荣毅仁6岁的儿子荣智健已到记事年龄，整日看到父亲愁眉苦脸非常不解。直到长大成人历经磨难，荣智健才解个中情由，“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我们厂（出产）占到全国接近一半的面粉，那时候军队也要定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边定的。那么我父亲那时候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面吃到的是什么呢？都是黑的硬馒头，就是层层扣押的。反过来再追究责任呢，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这时候又要筹钱，又要去摆平这个事，又要有一笔勒索敲诈的花费”。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后方摇摇欲坠，高层开始寻找后路，官吏们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