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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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卿掌握。福新系除了一厂、三厂之外，荣家都有控股权，因此王氏兄弟的角色更像小股东兼职业经理人。在王禹卿与其兄王尧臣经营下，福新系在行业不景气时仍有盈余，因此，申新债主要求荣氏用面粉厂利润弥补纱厂亏空。
荣宗敬何尝不想以福新盈余救援申新，但每次都遭王氏兄弟抵制。在荣宗敬最困难的时候，每日开支无所着落，王禹卿甚至写信给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声明不为申新和荣宗敬担保。得知此事，荣宗敬抱怨，说自己管不了福新。然而，债主穷追不舍，并且坚持认为，申新如需再次借债，非王禹卿出面担保不可，这让荣宗敬十分为难。
事实上，荣宗敬与王禹卿有隙已久。荣宗敬有很强的宗族意识，认为福新、茂新、申新是自己开创的家族企业，不可让与外人。王禹卿则不满荣宗敬为人高傲，热衷投机，为谋发展不惜损害股东利益。
显而易见，荣、王根本不是一路人，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当初不可能走到一起。而这种联合的脆弱性在于，事业成功，各取所需，独撑局面后，虽不致公开决裂，但很快便分道扬镳。
重压之下，尽管极不情愿，荣宗敬却不得不遵从债主建议，向王禹卿求援，望其接任总经理一职。但因为理念不合，荣、王会晤多次，均未谈妥，经常以争吵结束，在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
王禹卿推荐另一人选，即由纺织专家李升伯担任申新总经理。李升伯曾留美攻读纺织工程，回国后号召改进管理，改良棉种，推进纺织机械化，后追随张謇创业，担任大生纱厂总经理，将大生纱厂经营得风生水起。此人创办纺织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在业内有很高声望。另外，李升伯之父李济深乃国民党要员、荣丰钱庄老板，不仅政治背景硬，还是申新债权人之一，并与王禹卿交好，如果李升伯出山，对稳定申新局面有利而无害。
一天深夜，荣宗敬痛感走投无路，对申新九厂厂长吴昆生说：“我做不下去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6点左右，天色刚亮，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环顾左右，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无精打采地说：“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
申新厂长、工程师们敲开李家大门，用恳求的语气对李升伯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10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
李升伯不紧不慢回答道： “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我没有考虑过，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径自上楼去了，一群申新高管垂头丧气地返回三新大厦，向荣宗敬复命。听完汇报，荣宗敬幽幽地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事关重大，下属求情，王禹卿再难推辞，答应代理申新总经理。即便如此，荣宗敬终需抵押资产，想到无锡方面实力尚存，连夜打电话向荣德生求援。起初，荣德生认为仅凭几家茂新工厂前去救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6月28日，荣宗敬在情急之下派荣德生长子荣伟仁回无锡面谈。
荣伟仁连夜赶回荣巷老家，向父亲面陈详情，请求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一面聆听，一面喝茶，心想倘若茶壶碎裂，徒留壶把，又有何用？
当夜，荣德生致电上海银行界，通了11次长途电话，被告知“有物可商量”，于是决定到上海助兄长一臂之力。当时，申新债主已对荣宗敬失望之极，作起最坏打算，将最后希望寄托于荣德生身上，在三新大厦门口连夜等待消息，得知荣德生愿意出手，才放心散去。
荣德生带上所有证券，乘坐凌晨4点的火车赶赴上海，3个小时后，抵达上海。上午9点多，荣德生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抵押，立约签字，向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500万元。随后，王禹卿签字开具支票，一切款项按票面数额向两家银行兑现，人心稍稍平复。
正当荣宗敬心弦放松之际，王禹卿突然变卦，决定辞任总经理。原来，王禹卿发现申新债务之重远超想象，担心以个人声誉担保会连累自己，拒不签发支票。荣宗敬认为王禹卿不顾大局，出尔反尔，几番争吵，险些爆发肢体冲突。奈何王禹卿主意已定，不为所动。没有王禹卿签名，银行不敢妄动，申新还剩220多万外债无力偿还，之前所签支票也陆续退回。
1934年7月4日，上海各大报纸头版无一例外地刊登出“申新搁浅”的重磅消息，震惊国内。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申新毕竟牵连面广，尽管债务诉讼不断，荣宗敬却有办法拖延时日。他提请司法部转达上海各法院，凡以申新为被告的案件，尽量压住，这样就不至于逼迫申新破产偿债。官员深知个中利害，居然真的按照荣宗敬所言，给司法系统下达了拖延密令。
稳住阵脚后，7月20日，荣宗敬宣布复出：“窃思敝公司范围较广，事务激笼，接替无人，万难卸责，不得已鄙人即日复职，从事整职工作，对于前欠款项，不沦抵押、信用，自当一律负责偿还。”
国有化风波
1934年夏，荣宗敬复职后立即组织“申新改进委员会”，将侄子荣伟仁推向前台，担任申新改进委员会主席，自己则坐镇幕后指挥，对申新进行治理整顿，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当务之急是筹集资金。荣宗敬找到上海新闻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试图通过他向金城银行等“北四行”“北四行”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北方知名私营银行的合称，盐业银行总部在北京，金城、大陆总部在天津，中南银行总行在上海，4家银行在1922年前后成立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遂有“北五行”之称。借款，史量才与荣宗敬素有交情，当即打电话和金城银行经历协商。几天后，史量才约荣宗敬面谈，传递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北五行”同意放款，但前提是申新改组，废除无限股份形式，撤销总经理职位，改设董事会，荣宗敬任董事长，各行推荐常务董事，共同处理日常事务。
史量才建议荣宗敬将在企业任职的儿子、女婿送到国外深造，他们在申新掌握实权，如果留任，势必影响改组。史量才对荣宗敬说：“企业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面情，困难就难以彻底解决。”
荣宗敬按兵不动，申新改组一事不了了之。后来，荣伟仁对外声称，荣氏在申新具有号召力，如果改组为有限公司，荣氏不能整个负责，对外信用不免减色。而史量才却认为，“荣宗敬家族观念很深，没有革除旧一套的决心，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资金没有成为事实”。
随后，荣宗敬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官署名。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始设，受大总统管辖。主官为总长，以次长为估官，设农政、工政、商政、矿政四司。北洋政府改设农林、工商二部，分掌有关事务。民国2年，又合为农商部。民国16年，北京军政府分农商为实业、农业两部，实业部分劝业、商务、矿政三司，职权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实业部不尽同。财政部、棉业统制委员会日伪统治期间，当局制订《棉花统买统配实施纲要》，于民国33年（1944）2月公布施行，并成立国商业总会棉花统制委员会（简称棉统会），在产棉区设棉花收买同业协会（简称协会），规定棉商必须经棉业化会申报、棉花收买同业协会核转、棉统会登记发证，方可收购棉花，所收棉花信予中日纺织业联合组成的协会会员。呼吁，请求救济。他历数申新发展历程，言辞切切之际，不忘强调“国计民生”，要求准予申新发行500万元公司债，由政府保息。
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对此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他从财政部、实业部、税务署、棉统会等部门抽调人手，到申新及三新总公司进行调查。之后出具《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认为申新组织不良、经营混乱、资不抵债云云，认定“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如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甚烈”，于是决定变“救济”为“整理”。
陈公博提出三项“整理”方案：一、由政府责成申新速行清理，以6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二、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申新现有9个工厂，至多以6个月为限，6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三、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6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兼入公司债务权以内计算。
陈氏意图彰显无遗，无非是想将申新收归国有，当做升官的政治资本。他公然宣称：“今日仍以荣氏为中心，则外间已不信仰，中心无法可以维持”，“恐又蹈无组织无管理之覆辙。”
得知此事，荣宗敬气愤难当，他说： “他们想拿300万来夺去我八九千万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荣宗敬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痛陈实业部居心不良，同时动员国民党元老出山劝解，竭力阻止申新国有化。荣氏的遭遇在商界引发共鸣，各地商会痛感失望，担心日后“则当无一厂不破产，无一厂不需要收归官有矣”，展开大规模声援，“使申新因救济而重睹兴复”。
重重压力之下，陈公博计谋未能得逞，改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除了耗费精力、财力，申新既未被收归国有，也没有得到政府财力支持，激起万丈喧嚣后，又回归原点。好在荣宗敬并未丧失实权，以出让申新一、二、五、八厂部分权益为代价，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依靠银团垫款开工。停工多日的申新各厂，传出久违的轰鸣声。
申七拍卖案
然而没过多久，荣宗敬又被泼了一盆冷水。“国有化风波”刚刚消退，申新七厂就成为外资觊觎之物。
说来话长，1928年，荣宗敬收购东方纱厂，以价值500万元的地契、房屋、机械等固定资产作抵押，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元，办起申新七厂。贷款周期15年，年息8厘。1933年贷款到期，荣氏与汇丰签订押款转期临时契约书，约定1934年年底到期还本。不料，1934年“申新系”动乱不已，申新七厂根本无力偿还借款，荣氏向汇丰银行请求延期，并愿意交付全部利息及押款的一部分。这已是极大优惠，但汇丰不为所动，执意要求申新赎回抵押资产。
令荣宗敬大感意外的是，汇丰明知申新无力赎回资产，竟以合同到期不赎回即有权任意处置为由，不顾中国法律程序，决定绕过法院自行拍卖申新抵押资产。坊间传言，汇丰背后有日商作祟。
荣宗敬视此为耻辱。倘若果真被日商拍得，怕将颜面尽失。他对记者说，中国实业到此地步，前途实不堪设想，自己一家损失事小，对于工人和整个实业界前途的影响事大，如果无法挽回，“不如将各厂一齐停闭，金钱、精神反少损失”。荣德生尚不致如此极端，他异常清醒地指出，申新去处，官也可，商也可，内外要分清，绝不能落入外人手中。
荣氏兄弟动用一切政治、商业关系，希望当局垂怜，垫资赎回。此外，因申新七厂曾被二次抵押，倘若拍卖，将损害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债权人利益，它们联合通过报纸谴责汇丰“仅顾己利，不顾法律”，并向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申请备案，查封申七，禁止任何私擅行为。
与此同时，荣宗敬也试图用法律武器捍卫申七权益。1935年2月，申新七厂律师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汇丰强行拍卖“有意侵害本厂法益，绝对不能承认”，公然表明，“无论何人买受该厂，当不能取得合法所有权”。
然而，汇丰一意孤行，似乎一切都不能阻止申七拍卖。
2月26日下午3点半，上海北京路鲁意斯摩洋行人潮如涌，水泄不通，200多人静待拍卖开始。这些人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多数人是看热闹，真正有意竞购者不多，因此报价不升反降。当拍卖员报出225万元的价格时，坐在台下的日本律师应声而起，竞得申新七厂。
这名日本律师其实只是前台代理，真正标主是日商大连汽船株式会社。荣宗敬对该厂并不陌生，它坐落在上海杨树浦路黄浦码头，东边紧邻申新七厂。该厂老板意欲扩建码头，早就对申七流露觊觎之心，如今借汇丰拍卖之机，侵吞申七厂基，达到扩张地盘的目的。
汇丰仓促拍卖本已蹊跷，勾结日商更添悬疑，激发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