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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复活-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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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的感情。
  西蒙松对他说了那番话,解除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是沉重而别扭的,但此刻他的心情不仅并不轻松,甚至感到痛苦。他的内心还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西蒙松的求婚使他独特的高尚行为无法实现,使他的自我牺牲在他自己眼里和别人眼里降低了价值:既然这样一个跟她毫无关系的人都愿意跟她同甘共苦,那么他的牺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妒意,因为他已经惯于领受她对他的爱,无法容忍她再爱别人。再说,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她服刑期间同她生活在一起。她要是嫁给西蒙松,他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他就得重新考虑生活计划。他还没来得及琢磨自己的心情,房门突然开了,传来刑事犯更嘈杂的喧哗(今天他们那里出了一件不平常的事),紧接着玛丝洛娃走了进来。
  她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是谢基尼娜叫我来的,”玛丝洛娃在他身边站住,说。
  “是的,我有话要跟您说。您请坐。西蒙松跟我谈过话了。”
  玛丝洛娃双手放在膝盖上,坐下来,样子很镇定,但聂赫留朵夫一提到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涨得通红。
  “他跟您说了些什么?”她问。
  “他告诉我,他想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的脸顿时皱起来,现出痛苦的神色。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垂下了眼睛。
  “他要征得我的同意,或者听听我的想法。我说这事全得由您作主,由您决定。”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何必这样呢?”她说,用那种一向使聂赫留朵夫特别动心的斜睨瞧了瞧他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这种目光对双方都含义深长。
  “这事应当由您决定,”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有什么可决定的?”玛丝洛娃说。“一切都早已决定了。”
  “不,您应当决定接受不接受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
  “象我这样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人家的老婆?我何必把西蒙松也给毁了呢?”她皱起眉头说。
  “嗯,要是能获得特赦呢?”聂赫留朵夫说。
  “哎,您别管我。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走了出去。
十八
  聂赫留朵夫跟着玛丝洛娃回到男犯牢房,看见那里人人都很激动。纳巴托夫平时到处走动,同每个人交往,留心观察各种动静,这会儿给大家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他在墙上发现被判苦役的革命家彼特林写的条子。大家都以为彼特林早已到了卡拉河流域,如今发现他不久前才同刑事犯一起路过此地。
  “八月十七日我单独同刑事犯一起上路。涅维罗夫原先跟我一起,可他在喀山疯人院里上吊了。我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希望万事如意。”他在条子里这样写着。
  大家都在讨论彼特林的处境和涅维罗夫自杀的原因。克雷里卓夫却聚精会神,一声不吭,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直瞪着前方。
  “我丈夫对我说过,涅维罗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时就精神错乱,看见鬼魂,”艾米丽雅说。
  “是啊,他是个诗人,是个幻想家,这样的人蹲单身牢房是受不了的,”诺伏德伏罗夫说。“我蹲单身牢房的时候,就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总是最有条有理地安排时间,因此总能熬过去。”
  “有什么不好熬的?叫我蹲牢房,我总是挺高兴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显然想驱散阴郁的气氛。“本来总有点提心吊胆,唯恐自己被捕,牵累别人,坏了事业,一旦坐牢,就什么责任都不用负,可以歇一口气。你就坐下来抽抽烟吧。”
  “你跟他很熟吗?”谢基尼娜不安地打量着克雷里卓夫那张顿时变色的瘦脸,问道。
  “涅维罗夫是个幻想家?”克雷里卓夫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他刚叫嚷或者歌唱了好一阵。“涅维罗夫这个人哪,就象我们的门房说的那样,天下少见……对了……这是个象水晶一样通体透明的人。是啊,他不仅不会撒谎,甚至不会做假。他不仅脸皮薄,浑身上下就象被剥掉皮似的,每根神经都暴露在外面。是啊……他的个性复杂得很,可不是那种……唉,说这些有什么用!……”他沉默了一阵。“我们争论究竟该怎么办,”他怒气冲冲地皱着眉头说,“是先教育人民,再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先改变生活方式,再教育人民。再有,我们争论该怎样斗争:开展和平宣传,还是采用恐怖手段?是啊,我们老是争论不休。可他们并不争论,他们懂得该怎么办。死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且都是多么好的好人,但他们不在乎!相反,他们巴不得好人都死掉。对了,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一被取缔,整个社会的水平就下降了。哼,怎么能不下降呢!后来,连赫尔岑和他那辈人都被取缔了。如今又轮到涅维罗夫这些人……”
  “人是消灭不光的,”纳巴托夫激昂地说。“总有人会留下来的。”
  “不,要是我们姑息他们的话,就不会有人留下来,”克雷里卓夫提高嗓门,不让人家打断他的话,说。“给我一支烟。”
  “抽烟对你可不好哇,阿纳托里,”谢基尼娜说,“请你别抽了。”
  “哼,你别管,”他怒气冲冲地说,吸起烟来,但立刻咳嗽,恶心得象要呕吐。他吐了一口唾沫,继续说:“我们干得不对头,是啊,不对头。不要光发发议论,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去把他们消灭掉。就是这样。”
  “不过他们也都是人哪,”聂赫留朵夫说。
  “不,他们不是人,只要干得出他们干的那种事,就不是人……嗯,听说有人发明了炸弹和飞艇。我说,我们要坐着飞艇飞上天,在他们头上扔炸弹,把他们象臭虫一样统统消灭掉……是啊,因为……”他正要说下去,可是忽然脸涨得通红,咳得更厉害,接着吐出鲜血来。
  纳巴托夫跑到外面去取雪。谢基尼娜拿来缬草酊给他吃,可是他闭上眼睛,伸出一只苍白的瘦手把她推开,沉重而急促地喘着气。等到雪和凉水使他稍微镇静下来,大家扶他睡好,聂赫留朵夫就同大家告辞,跟那个早就来接他的军士一起回去。
  刑事犯这时都已安静,大多睡着了。尽管牢房里板铺上和板铺下都睡了人,过道里也睡了人,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囚犯,因此有一部分就头枕着包裹,身上盖着潮湿的囚袍,睡在走廊地板上。
  从牢房门里,从走廊里,都有打鼾声、呻吟声和梦呓声传出来。到处可以看见身上盖着囚袍的身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只有在刑事犯的单身牢房里,有几个人没有睡,他们在墙角围着一个蜡烛头坐着,一看见士兵走过,就把它熄灭。有一个老头儿坐在走廊的灯下,光着身子捉衬衫上的虱子。政治犯牢房里病菌弥漫的空气,同这里臭气熏天的恶浊空气相比,似乎干净多了。那盏冒烟的油灯看上去仿佛在雾中发亮。人在这里呼吸都感到困难。穿过这条走廊,要不踩着或者绊着睡着的人,必须先看清前面什么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再找下一步落脚的地方。有三个人显然在走廊里也没有找到空地方,只得躺在门廊里,靠近一个从裂缝里渗出粪汁来的臭烘烘的便桶。其中一个是聂赫留朵夫在旅途上常常见到的痴老头。另外有个十岁的男孩,他躺在两个男犯中间,一只手托着脸颊,头枕在一个男犯的腿上。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停住脚步,挺起胸脯,久久地使劲呼吸着冰凉的空气。
十九
  户外星光灿烂。聂赫留朵夫沿着上了冻、只有少数几处还有泥泞的道路回到客店,敲敲没有灯光的窗子,肩膀宽阔的茶房光着脚出来给他开门,放他进门廊。从门廊右首的披屋里发出马车夫响亮的鼾声;前面院子里传来许多马匹咀嚼燕麦的声音。左边有一道门,通向一间干净的正房。在这个干净的正房里弥漫着苦艾和汗酸的味儿,隔板后面,不知谁的强壮肺部发出均匀的鼾声,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红玻璃罩的神灯。聂赫留朵夫脱去衣服,把方格毛毯铺在漆布面子的沙发上,放好皮枕头,躺下来,头脑里重温着这一天的见闻。在聂赫留朵夫今天看到的各种景象中,最可怕的是那个头枕着男犯大腿、躺在便桶里渗出的粪汁中的男孩。
  今晚他同西蒙松和卡秋莎的谈话虽然很意外,而且关系重大,但他不再考虑这件事。他同这件事的关系太复杂了,前途很难逆料,因此索性不去想它。然而他越来越生动地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恶浊的空气里喘息,在便桶渗出的粪汁中睡觉,特别是那个睡在男犯腿上的天真孩子的影子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里。
  知道远处有人在折磨另一些人,使他们受到各种腐蚀、非人的屈辱和苦难,这是一回事。在三个月中连续不断地目睹一些人腐蚀和折磨另一些人,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聂赫留朵夫现在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这三个月中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事,还是做出我所看到那些事的人疯了?”不过,既然做出那些惊人和可怕的事的人(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都心安理得,满心相信他们的行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有益,那就不能说他们是疯子;但他也无法自认为疯子,因为觉得自己头脑清楚。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三个月的见闻,使聂赫留朵夫得出这样的印象:一些人利用法院和行政机关,从自由人中间抓走一批最神经质、最激烈、最容易冲动、最有才气和最坚强的人。这批人不象人家那么狡猾和小心,对社会却不比享有自由的人更有罪,更危险。首先,这批人被关在牢里,被迫流放,服苦役,成年累月无所事事,衣食无虞,但脱离自然,脱离家庭,脱离劳动,也就是脱离人类的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一。第二,他们在那里遭到种种莫须有的屈辱,例如戴上镣铐,剃阴阳头,穿上可耻的囚服,也就是被剥夺了过良好生活的主要动力:舆论影响、羞耻心和自尊心。第三,他们经常有丧命的危险,因为监禁地疫病流行,再加劳累过度,横遭毒打,至于中暑、水淹、火灾,那就更不用说了。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连品德最高尚、心地最善良的人,也会出于自卫的本能干出惨无人道的事来,并且会原谅别人干那样的事。第四,他们被迫同那些生活极端腐化(尤其是处身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淫棍、凶手和歹徒朝夕相处,于是极端腐化分子对还没有完全腐化的人,就象酵母对面团一样,起了发酵作用。最后,第五,凡是身受这种影响的人,无不通过各种最有力的方式——通过人家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惨无人道的行为,例如虐待儿童、妇女、老人,殴打,用树条或皮鞭抽打,奖励凡是活捉或击毙逃犯的人,拆散夫妻,促使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与人私通,枪毙,绞刑等方式——使人懂得一个道理:各种暴行、酷行、兽行,只要对政府有利,不仅不会遭到禁止,反会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类暴行加在丧失自由、贫困不幸的人身上,那就更是合法的了。
  所有这些办法仿佛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以便制造在其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极端腐化和罪恶,并且把它最大规模地传布到全民中去。“简直象规定任务似的,要用最有成效的方式尽量多腐蚀一些人,”聂赫留朵夫分析监狱和流放途中的见闻,想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极度腐蚀,等他们腐化透了,又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沾染的恶习传布到全民中间去。
  在秋明、叶卡捷琳堡和托木斯克等地的监狱里,在流放旅站上,聂赫留朵夫看到这个由社会本身提出的目标正在顺利地达到。本来具有俄国社会道德、农民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普通人,如今都放弃那些道德,而接受了监狱里所流行的道德,主要认为一切对人的凌辱、暴行和残杀,只要有利可图,都是可以容许的。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通过切身体会都深深懂得,教会和道德大师所宣扬的尊重人和怜悯人的道德,在实际生活中都已被废弃,因此无需遵循。聂赫留朵夫在他所认识的犯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论是费多罗夫,玛卡尔,还是塔拉斯。塔拉斯在流放途中同犯人们一起待了两个月,他那道德沦丧的观点使聂赫留朵夫大为吃惊。聂赫留朵夫一路上听人说,有些流浪汉往原始森林逃跑,还怂恿同伴跟他们一起跑,然后把他们杀死,吃他们的肉。他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控犯了这种罪,而且自己直认不讳。最骇人听闻的是,这类吃人事件并非绝无仅有,而是一再发生。
  只有经监狱和流放地特殊培养而产生的恶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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