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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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情绪昂扬，他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体贴一切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起，直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自由地同住一个大牢房的叶卡捷琳堡①，后来是在路上又认识了同玛丝洛娃一起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变了。
自从俄国革命运动②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事件③以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他对他们没有好感，首先因为他们采用残酷和秘密的手段反对政府，尤其是采用惨无人道的暗杀，其次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通过同他们的接触，他才知道他们常常遭到政府莫须有的迫害，他们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①西伯利亚城市，原是帝俄罪犯流放的地区，现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②指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运动。
③见本书第297页注。
不管一般所谓刑事犯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判刑之前和判刑之后，对待他们多少还讲一点法律。可是对待政治犯，往往连法律的影子都见不到，就象聂赫留朵夫所看到的舒斯托娃一案和后来认识的许多新朋友的案件那样。当局对付他们就象用大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拖到岸上，然后拣出他们所需要的大鱼。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被弃在岸上活活干死。当局就是这样逮捕了几百名显然没有犯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送进监狱，一关几年，使他们在狱中得了痨病，发了疯，或者自杀而死。他们所以一直被关在牢里，仅仅是因为缺乏释放的理由，再说，把他们关在就近监狱里也便于提审，可以随时要他们就某个问题作证。这些人即使从政府观点来看也是无罪的，但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和大臣等人的脾气、他们的忙闲和情绪。这些官僚往往由于闲得无聊或者存心表功，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们的心情或者上司的情绪，把逮捕的人投入监狱或者释放。至于更高的上级长官，那也要看他有没有立功的要求，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把被捕人员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关进单身牢房，或者判处流放、苦役、死刑。但只要有个贵夫人来求情，他们就可以获得释放。
人家用暴力对付他们，他们自然也只能用同样手段还击。军人通常总是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把他们的血腥罪行掩盖起来，还说是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样，政治犯总是受到他们团体舆论的影响，他们冒着丧失自由、生命和人世一切宝贵东西的危险，开展残酷的活动。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不是罪恶，而且还是英勇行为。这就向聂赫留朵夫说明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些天性温良的人，原来非但不忍心伤害随便什么生物，而且不忍心看到它们受苦，现在却能若无其事地动手杀人。他们几乎个个都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以杀人作为手段，来自卫和达到全民幸福这一崇高目标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十分崇高，因此自视也很高，其实那是政府很重视他们，对他们实行残酷惩罚的结果。是的，为了能承受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非自视很高不可。
聂赫留朵夫同他们接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深信他们并不象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坏蛋，也不象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十足的英雄，而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其中有好人，有坏人，也有不好不坏的人，同任何地方一样。有些人成为革命者，因为真心认为自己有责任同现存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但有些人选择革命活动只是出于自私的虚荣心。不过多数人倾向革命，却是出于聂赫留朵夫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冒险和玩命的愿望，那是一般精力充沛的青年都具有的。他们比一般人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道德标准高于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不仅要求清心寡欲、艰苦朴素、真诚老实、大公无私，而且能为共同事业随时牺牲一切，直至献出生命。就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些人中间，凡是水平高的，往往大大超过一般水平，成为德行高超的典范；凡是水平低的，往往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同时又刚愎自用，高傲自大。因此聂赫留朵夫对有些新朋友不仅满怀敬意，而且衷心热爱，可是对有些新朋友则敬而远之。
六
聂赫留朵夫特别喜爱一个叫克雷里卓夫的害痨病的青年。克雷里卓夫跟玛丝洛娃在同一个队里，被流放去服苦役。聂赫留朵夫早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他，在途中又同他见过几面，还同他谈过话。夏天里，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聂赫留朵夫跟他几乎消磨了一整天。克雷里卓夫兴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他听，还讲了他怎样成为革命者。他入狱前的经历很简单：父亲是个富有的南方地主，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个独子，由母亲抚养长大。他念中学和念大学都很轻松，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名列第一，得硕士学位。学校要他留校，以后还要送他出国深造。他犹豫不决。他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同她结婚，并且进地方自治会工作。他什么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有几个同学要他给公共事业捐点钱。他知道，这种公共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但那时他对它还毫无兴趣，只是出于同学的情谊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说他胆小怕事，就捐了钱。收钱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张字条，知道钱是克雷里卓夫捐的。他因此也被捕，先是关在警察分局，后来进了监狱。
“我坐的那个监狱，”克雷里卓夫对聂赫留朵夫讲道（他胸部凹陷，两肘撑住膝盖，坐在高高的板铺上，偶尔用他那双害热病的聪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瞧），“那个监狱不算太严，我们不仅可以敲敲墙壁互通音讯，而且可以在过道里来回走动，随便交谈，相互分送食物和烟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齐声唱歌。我原来有一副好嗓子。真的，要不是我妈过分伤心，我待在牢里也还不错，甚至很愉快。我在这里认识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碎玻璃割破喉咙自杀了），还有别的人。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隔壁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因携带波兰宣言①案被捕，后来又在押往车站途中企图逃跑而受审。一个是波兰人，姓洛靖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姓罗卓夫斯基。是啊，那个罗卓夫斯基简直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岁。他又瘦又小，两只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机灵，也象一切犹太人那样赋有音乐才能。他还在变嗓，但唱起歌来很好听。是啊！他们被提审我是看到的。他们一早被带出去，傍晚回来，说是被判了死刑。这事谁也没料到。他们的案情实在轻得很，只不过企图从押解兵手里逃走，也没有伤什么人。再说，把罗卓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判处死刑，实在太不近人情。我们关在牢里的人，个个都认为这只是吓唬吓唬他们，上级是不会批准的。开头大家激动了一阵，后来平静了，又象原来那样过日子。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来到我的门边，鬼鬼祟祟地告诉我说，来了几个木匠，正在搭绞架。我开头没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什么绞架不绞架的。但看守老头十分激动，我瞅了他一眼，这才明白是为我们那两个人预备的。我想敲敲墙壁，把这事告诉大伙，可是又怕被那两个人听见。大伙也都不作声，显然全知道了。那天晚上，过道里和牢房里一直象死一般地安静。我们没有敲墙壁，也没有唱歌。十点钟光景，看守又走来告诉我说，从莫斯科调来了一名刽子手。他说完就走开了。我唤他，要他回来。忽然听见罗卓夫斯基从他那过道对面的牢房里对我叫道：‘您怎么了？您叫他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地说，他给我送烟草来了，但罗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么事，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唱歌，不敲墙壁。我不记得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但我赶快走开，免得他再问我什么。是啊！那真是个可怕的夜晚。我通宵留神听着各种声音。第二天一早，忽然听见过道的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我站在窗洞旁。过道里点着一盏灯。第一个进来的是典狱长。他是个胖子，平时神气活现，行动果断，但这会儿脸色惨白，垂头丧气，仿佛吓破了胆。他后面是副典狱长，皱着眉头，神情严峻；再后面是一个卫
七
押解官同犯人从旅站出发时为一个孩子发生冲突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在客店里正好醒得很迟，起身后又写了几封信，准备带到省城去寄，因此坐车离开客店晚了一点，没象往常那样在途中赶上大队人马。他到达犯人们过夜的村子时，已经黄昏了。聂赫留朵夫借宿的客店是由一个身体肥胖、脖子又白又粗的老寡妇开设的。他在那里烘干衣服，在饰有大量圣像和画片的干净客房里喝够了茶，连忙赶到旅站去找押解官，要求准许他同玛丝洛娃见面。
在过去的六个旅站上，尽管押解官不断更换，但没有一个准许聂赫留朵夫进入旅站房间，因此他已有一个多星期没见到玛丝洛娃了。他们所以这样严格，是因为有一个管监狱的大官将路过此地。如今，那个长官已经过去，根本没有对旅站看上一眼。聂赫留朵夫希望今天接管这批犯人的押解官能准许他同犯人见面。
客店女掌柜劝聂赫留朵夫坐车到村尾的旅站，但聂赫留朵夫情愿走着去。一个肩膀宽阔、体格魁伟的年轻茶房，脚穿一双刚擦过油、柏油味很重的大皮靴，给他带路。空中一片迷雾，天色黑得厉害。领路的茶房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只要走出三步，聂赫留朵夫就看不见他，只听见他的大皮靴在厚厚的泥浆里咕唧咕唧地响。
聂赫留朵夫跟着带路的茶房穿过教堂前的广场和两边房子灯火通明的街道，来到漆黑的村尾。但不多一会儿，黑暗中又出现了亮光，那是旅站附近的路灯透过迷雾发出来的。那些淡红色的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栅栏的木桩、走动的哨兵的黑影、漆成条纹的木柱和岗亭渐渐隐约可见。哨兵看见有人走近，照例吆喝一声：“谁？”他发觉来的不是自己人，顿时变得十分严厉，坚决不准他们在栅栏旁逗留。不过，给聂赫留朵夫领路的茶房看见哨兵态度严厉，并不慌张。
“嗨，你这小子，脾气倒不小哇！”他对哨兵说。“你去叫你们的头儿出来，我们在这儿等着。”
哨兵没有答话，只对着边门喊了一声，停住脚步，眼睛盯着那肩膀宽阔的小伙子，看他怎样就着灯光用木片刮掉聂赫留朵夫靴上的泥泞。栅栏里传出来男男女女嘈杂的说话声。过了三分钟光景，边门哗啦一声开了，队长身披军大衣，从黑暗中来到路灯下，问他们有什么事。聂赫留朵夫把准备好的名片和一张写明有私事求见的字条交给队长，请他转送押解官。那队长不象哨兵那样严厉，但好奇心特别重。他一定要知道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要见押解官，他是什么人。显然，他已嗅到有油水可捞，不肯放过机会。聂赫留朵夫说他有一桩特殊的事，要他把字条送上去，办成后他会感谢他的。队长接过字条，点点头走了。他走后不多一会儿，边门又哗啦响了一声，走出几个女人，手里拿着筐子、树皮篮、牛奶壶和袋子。她们声音响亮地用西伯利亚方言交谈着，跨过边门的门槛。她们都不是乡下人打扮，而象城里人那样穿着大衣和皮袄，裙子高高地掖在腰里，头上包着头巾。她们借路灯的光好奇地打量着聂赫留朵夫和给他领路的人。其中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宽肩膀的小伙子，显然很高兴，立刻用西伯利亚骂人话亲热地骂起他来。
“你这该死的林鬼，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对他说。
“你看，我送个客人到这儿来了，”小伙子回答。“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奶制品，他们要我明早再送些来。”
“那么他们没有叫你留下来过夜吗？”小伙子问。
“去你的，死鬼，烂掉你的舌头！”她笑着嚷道。“咱们一块儿回村子去，你送送我们。”
带路的还对她说了些什么笑话，不仅引得女人们咯咯地笑，就连哨兵也笑了起来。接着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怎么样，您一个人回去找得着吗？不会迷路吧？”
“找得着，找得着。”
“过了教堂，从那座两层楼房子算起，右边第二家就是。喏，给您根拐棍，”他说，把随身带着的那根一人多高的棍子交给聂赫留朵夫。然后他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