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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复活-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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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的事您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我自己知道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说,他脸色发白,同时觉得双手发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停下话头,喝起茶来。
三十三
  “哦,孩子们好吗?”聂赫留朵夫稍稍平静下来,问姐姐说。
  姐姐讲起她的两个孩子,说他们跟奶奶住在一起。她看到弟弟跟丈夫争论结束,很高兴,就讲起她的孩子们怎样玩旅行游戏,就象她弟弟小时候玩两个布娃娃——一个黑人,一个法国女人——那样。
  “你还记得吗?”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说。
  “你看,他们的玩法跟你从前一模一样。”
  弟弟跟丈夫的不愉快谈话结束了。娜塔丽雅感到放心,但她不愿当着丈夫的面讲只有她弟弟才听得懂的话。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谈话,她就讲起那件刚传到此地的彼得堡新闻:卡敏斯基决斗身亡,他母亲失去这个独子悲痛极了。
  拉戈任斯基表示不赞成把决斗致死排除在普通刑事罪之外。
  他这种说法受到聂赫留朵夫的批驳。于是原来意见分歧的题目重又引起激烈的争论。两人都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但各人坚持各人的观点,谴责对方的想法。
  拉戈任斯基觉得,聂赫留朵夫谴责他,蔑视他的全部工作。他想对聂赫留朵夫指出,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聂赫留朵夫呢,姑且不谈姐夫干预他土地方面的事而使他恼火(他在内心深处却感到,姐夫、姐姐和他们的孩子,作为他财产的继承人,是有权干预他的事的),他感到愤恨的是,那些显然荒谬和罪恶的事,这个目光短浅的人却自认为是正确和合法的。姐夫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激怒了聂赫留朵夫。
  “那么,这类事法院会怎么处理呢?”聂赫留朵夫问。
  “法院会判处决斗中的一方服苦役,就象普通的杀人犯那样。”
  聂赫留朵夫又双手发凉,他情绪激动地讲起来。
  “嘿,那又怎么样?”他问。
  “那就伸张了正义。”
  “这么说,法院活动的目的就是伸张正义罗,”聂赫留朵夫说。
  “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维护阶级利益。照我看来,法院只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现存的有利于我们阶级的制度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观点,”拉戈任斯基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一般认为法院是另有使命的。”
  “我看理论上可以这样说,但实际并非如此。法院的唯一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第一,说政治犯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于一般人,这我不能同意。他们中间的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品德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同样堕落,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的品德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那些教派信徒个个都品德高尚,意志坚强……”
  不过,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不许别人打岔,因此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只管自己讲下去。这使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说法院的宗旨在于维持现存制度,这我也不能同意。法院有法院的宗旨,那就是要么改造……”
  “关在监狱里改造,真是太好了,”聂赫留朵夫插嘴说。
  “……要么去掉威胁社会生存的道德败坏分子和兽性难驯的家伙,”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
  “问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既不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能做到那一点。现在的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勉强装出笑容说。
  “我想说的是,合理的惩罚其实只有两种:那就是古代常用的体罚和死刑,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这些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哦,这种话从您嘴里听到真是新鲜得很。”
  “是啊,把一个人痛打一顿,使他以后不再做挨打的事,这是有道理的;砍掉一个对社会有害的危险分子的脑袋,这也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两种惩罚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使他不愁衣食而又被迫无所事事,并且同极端堕落的人相处在一起,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为了一点点事情把一个人从图拉省押解到伊尔库次克省,或者从库尔斯克省押解到别的地方,而国家要在每人头上花费五百多卢布①,这又有什么意思?……”
  
  ①指流放。
  “不过,说实在的,这种公费旅行人家是害怕的。要是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我和您就不可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了。”
  “这种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一辈子关在那里,他们会被放出来。结果就正好相反,他们在那种地方变得更加罪恶和堕落,也就是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您是说,这种惩治制度必须加以改进。”
  “改进是不可能的。改良监狱花费的钱会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这样就会给人民增加负担。”
  “不过,即使惩治制度有缺点,也不能因此就废除法院,”
  拉戈任斯基又不听内弟的话,继续讲他自己的观点。
  “那些缺点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说。
  “那怎么办?得把人杀掉?还是象一位政府要人所提议的那样,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是的,这样做残酷是残酷,但还有点效果。可是现在的办法呢,既残酷,又没有效果,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头脑健全的人怎么能参与象刑事法庭那样荒谬而残酷的工作。”
  “可我就参与了这工作,”拉戈任斯基脸色发白说。
  “那是您的事。但我不能理解。”
  “我看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声音发抖地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怎样千方百计硬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一切头脑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竟然认为读福音书是触犯刑法。总而言之,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我要是这样想,就不会干这一行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古怪的亮光。“难道那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想。真的,这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口,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动手擦眼镜,然后又擦擦眼睛。他回到沙发旁,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窘态毕露地同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话好反驳我。但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所支配,能这样得罪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三十四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要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又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事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①,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开始过新生活。别了,旧生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理不出一个头绪。”
  
  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
  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才不会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聂赫留朵夫匆匆收拾好行李,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他随聂赫留朵夫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首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早开两小时,因此他把公寓房钱付清,打算不再回来。
  正是炎热的七月天气。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闷热的夜晚还没有凉下来,又把余热发散到闷热的空气里。空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带来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臭又热的空气。街上行人稀少,那少数行人也都竭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行走。只有皮肤晒得黧黑的修路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铁锤把石子砸到热砂里。还有一些脸色阴沉的警察,身穿本色布制服,挂着橘黄色武装带,没精打采地换动两脚站在街心。还有一些公共马车丁丁噹噹地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布罩孔里露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工作很紧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批流放的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都得按名册一个个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坐在院子里靠墙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上放着公文簿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报出犯人名字,一个个进行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桌子已有一半晒到阳光了。这里很热,没有风,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吐出热气,弄得更加闷热难受。
  “怎么搞的,简直没有个完了!”押解官又高又胖,脸色红润,肩膀耸起,胳膊很短,一面不住地吸烟,从小胡子里吐出一团团烟雾,一面说。“可把人累死了。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好多吗?”
  文书查了查名册。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怎么不动了,过来!”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验过身分的犯人吆喝道。
  犯人们已站了三个多小时队,头上太阳直射,又没有地方遮蔽。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光景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转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批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谈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看守在小门里进进出出。最后传出了口令声。
  大门隆隆地打开来,铁镣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掮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头发剃光,头上戴着象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先出来的是苦役犯,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标志苦役犯的方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白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留小胡子的,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拚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依次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涌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这是流放犯……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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